湖湘家书：谈家长里短，寄爱与情思

文/李璐

木心《从前慢》一诗写道：“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我们慢慢发现，从前的人们对生活、情感似乎有着更敏锐的觉察力和更真切的体悟。在以书信为媒介的信息与情感的互动中，往往能够更清晰地感到一种人情的温度和思想的共振。近日捧读湖南图书馆编纂的新书《湖湘历史名人家书》，亦有此感。

“一件是手头干净，无有孔方；二件是心肠干净，无欲害人”

杨嗣昌出生于书香门第，与父亲杨鹤均为进士及第，二人同朝为官，以诚侍君、以忠报国、以严律已，时互通书信。从他这封《与父书》中，我们能看到他对父亲在敬爱之余也含着一丝亲昵。

想将父亲写给自己的家书装裱之后作为传家之宝。“儿因边烽处分之旨未下，尚未大坐出门。闲中将大人写来家书，自霸州至今，止裱出一百五十余幅，真正可爱之极！要分三大册，将来与三儿为传家之宝。”

一边装裱还在一边赞叹，将自己曾经听闻的趣事写在信中，以讨父亲欢喜。“孙闿阳年伯尝说：孔子一生不过是‘干净’二字。儿问：怎的见得？他说：秋阳以暴之，你看干不干？江汉以濯之，你看净不净？”

不论是在情义上，还是道义上，杨嗣昌都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孝子”。崇祯五年，杨鹤因招抚不力遭人弹劾，触怒皇帝，以至下旨查办，将其发配至袁州充军。杨嗣昌闻讯后多次上疏，希望“削臣官职，俾以白衣，随任助父讨贼”，并愿“身先士卒，奋臂大呼，求死贼手，以代臣父赎罪万一”，可见其“臣死忠、子死孝之至愿”。崇祯八年，杨鹤在戍所病逝，得知消息的杨嗣昌惊号昏厥，悲痛万分，心神迷离长达半月，稍加清醒之后便上疏为亡父请恤复官，“否则非但臣父不能瞑目，臣世世狗马也将不能瞑目”，促使崇祯皇帝恢复了杨鹤的官位。

这封家书便写于杨鹤充军这一时期。

“寄上《女学报》及女学堂书共一包”

谭嗣同致妻子李闰 手稿

谭嗣同是“戊戌六君子”之一，梁启超称其为“中国为国流血第一士”，这样一位愿以颈血刷污政，视死如归，“气猛志锐”的勇士，他的妻子是一位怎样的女子，他们的夫妻关系是否和睦融洽，这些问题的答案都隐藏在谭嗣同的家书中。

李闰贤惠淑良，知书达礼，谭嗣同冰雪情操，严以律己，二人相敬如宾，伉俪情深。更为难得的是，李闰虽然成长于旧式家庭，接受“三从四德”的教育，却深明大义，始终以实际行动支持着丈夫的变法维新大业。谭嗣同发起成立中国妇女会时，李闰出任理事并承担了许多具体工作。谭嗣同发起不缠足运动的时候，李闰带领家中的大足仆妇走上街头呼喊宣传。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谭嗣同入京不久，尚未觐见光绪皇帝，舟车劳顿，风尘仆仆之余，他寄下这封家书给自己的妻子，表示自己将“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嘱其“请勿挂念”，随信一起寄回去的还有“《女学报》及女学堂书共一包”，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却更展现二人不但情义绵长，且都追求思想进步，互相成就，迈向更高的思想和精神境界，诠释了一种超脱寻常夫妻的更高级别的生命和情感形式，在当下看来也是令人甚为感佩的。

不久噩耗传来，李闰痛失良人，此后守寡孀居，修建谭嗣同烈士祠，宣传谭嗣同的思想；同时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创办了浏阳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和收养弃婴的育婴堂。

对丈夫的思念则一日一日凝结在心底，化作令人心碎的诗句，“惨淡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每逢月之朔望，李闰将这些诗句写在纸钱上，裹着插发的竹簪，到谭嗣同祠中就着烛火慢慢焚化。

“今世已如斯，受人间百倍牢骚，一死怎能抛恨去；他生须记得，任地下许多磨折，万难切莫带愁来。”她为自己写下这样的挽联，1925年逝世于大夫第，享年六十岁。

杨毓麟像

“汝若违背我的规矩，便不是我的女儿，将来是不好见我的面”

在这些家书中，只有一封是专程写给女儿的。与一众父亲对儿子的谆谆告诫不同，杨毓麟的信中，充满了缱绻温情，甚至可以读出一丝宠溺。

如果我们从未认识过史书中的杨毓麟，可能永远也读不出这封看似平常的家书其中蕴含的情感张力。

杨毓麟“性情激烈，个性强劲”，甲午战争之后，关于时事的一切信息使他“独居深念，辄感愤不能自已”，便于时务学堂与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一起倡言变法。此后相继经历变法失败，东渡日本留学，与黄兴等组织暗杀团，与同志者携炸药回国赴北京意图炸毙西太后及朝廷命官等惊天动地之事。1907年，杨毓麟任《神州日报》总主笔，发表大量政论和时评，痛陈民族危机，揭露政府黑暗官吏贪鄙残忍，痛斥清廷“预备立宪的虚伪和荒诞”，号召国人奋起，可谓“以其坚确之辞义，抒其真挚之情感”。

1908年，杨毓麟前往英国，一年后进入苏格兰爱伯汀大学读书。在英期间，他萦怀祖国，时时以革命为念，思考着灾难深重的民族该去往何方。

这封信即写在这一时期。我们也只有从书信中才能惊觉，原来这样勇敢、决绝和奋激的革命者，也会在家书中表达温情与爱意，呈现出极度的柔软和深情，这样鲜明的反差不仅充满张力，更彰显出豪迈与悲壮，令人心碎。

作为一个父亲，杨毓麟会叮嘱女儿“不可在学堂内与同学诸人终日闲谈乱讲，不可与同学诸人闹意见”；培养良好的时间意识，“一切日用饮食起居，须有一定规则，按照一定钟点。钟点是人生在世上一件必须谨守的事，人无一定做事钟点，便是不能学好的凭据”；甚至不允许随意与男同学交往，“汝若违背我的规矩，便不是我的女儿，将来是不好见我的面”。

1911年，他在英国听闻黄花岗起义失败，黄兴遇难，悲愤交加之下，“精神痛苦，如火中烧”，不幸罹患脑炎，在留给杨昌济的遗书中，杨毓麟这样描述自己的苦状，“狂乱炽勃，不可自耐”，以致“愤而求死，将以海波为葬地”。最终，他在英国利物浦蹈海自尽，终年40岁。

从一封信，读出一段故事，看见一个人物，甚至感受一个时代。可以说，家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日常、更为鲜活的窗口，让我们走进湖湘先贤的生活世界，倾听他们对亲人的娓娓叙述与肺腑相告，感受那些湮没在历史中的生而为人最真实的情感，最质朴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