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叶子 范丹(明 陈洪绶)

□刘恒杰

汉桓帝(146年-168年)时，范丹被任命为莱芜长，但因他要为母亲守丧而未到任。范丹虽未赴任，但后人还是常以“范莱芜”称呼他。千百年来，范丹一直作为廉吏的楷模，为世人景仰。

济南名人范拱为范丹祠撰记

范丹，一作范冉，字史云，东汉时人，公元112年出生于陈留外黄(今河南民权县)，卒于公元186年。因其享有很高声望，汉灵帝诏谥其为“贞节先生”。

金大定十二年(1172)，莱芜县令高永孚新建范丹祠，请济南名人范拱写了一篇《范贞节先生祀记》(载明嘉靖《莱芜县志·碑刻》)。范拱，字清叔，济南人，博学善文，北宋末年中进士，调广济军曹，伪齐政权建，擢为中书舍人，后迁淄州刺史，世宗时授太常卿。范拱在任时曾多次进言请求给百姓减少税赋，使百姓得以休息。在《范贞节先生祀记》一文中，范拱写道：“今丹虽有莱芜命，遭母忧，不到官，安得邑有其庙，是必有德足以动人者。”此记最后有一首诗曰：

甑中生尘，汉之史云。史云之德，化及鲁人。

弦歌以咏，其乐欣欣。箪食瓢饮，陋巷安贫。

釜中生鱼，公在莱芜。莱芜之邑，密迩邦都。

洙泗之风，被之乡里。千古之下，莫不宗儒。

范丹的故事，最早见于东汉蔡邕所作《范丹碑》。蔡邕是东汉时期的大文学家、书法家，他和范丹生活在同一时代，不但是陈留老乡，而且还同朝为官。范丹生前“其在乡党也，事长惟敬，养稚惟爱，言行举动，斯为楷式”(见《范丹碑》)。范丹去世后，作为当时撰写墓碑大师的老乡蔡邕，便当仁不让为其撰写碑文。蔡邕在碑文中主要突出了范丹的刚正不阿和情操贞节，而对范丹的清廉则只用了“雅性谦俭”“不治产业”和“荣贫安贱”等寥寥数语。

范丹之后200余年，南北朝时的范晔在编写《后汉书》时，便把与他同姓的这位先辈的事迹，写在了《后汉书·卷八十一·〈独行列传〉》中。与蔡邕的碑文不同，该传中，范晔突出写了范丹的清贫和清廉。由于范丹遭党锢之祸，遁逃于梁沛之间，以“不得匡世济时”为憾，用小车推着妻子，徒行敝服，卖卜为生，或寓息客庐，或依宿树下，如此十多年，乃结草屋而居，有时绝粮断炊，但穷居自若。范晔特别记下了赞颂范丹的民谣：“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甑、釜都是做饭用的器皿。民谣的意思是说，范丹的日子非常清贫，甑和釜由于很长时间不用，常常积满灰尘生出蠹鱼。

隋唐之际，科举兴起，作为“四史”之一的《后汉书》更是成了一门必修课，范丹自然也就成了读书人敬慕、歌咏的对象，加之“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的民谣朗朗上口，“莱芜甑”“莱芜釜”“范甑尘”“甑生尘”“范甑空”等等脱胎于此的词语，便屡见于诗作之中。

历代文人写诗歌咏范丹的清廉

最早读到的是南北朝时梁朝史学家、文学家吴均与周兴嗣的赠答诗。吴均在《赠周兴嗣》诗中写道：“孺子贱而贫，且非席上珍。惟安莱芜甑，兼慕林宗巾。”周兴嗣写了《答吴均》诗，其中写道：“谁学莱芜甑，本得王乔履。”两首诗中的“莱芜甑”都是借用范丹的典故，都把他作为安于清贫的典型。比二人稍晚一点的南北朝时陈朝文学家阴铿，也在他的《罢故章县》诗中写下了“晨风下散叶，歧路起飞尘。长岑旧知远，莱芜本自贫”的句子，这里的“莱芜”也是指范丹。

《全唐诗库》中，除杜甫在《故秘书少监武功苏公源明》中的“时下莱芜郭，忍饥浮云巘”、高适在《送郭处士往莱芜，兼寄苟山人》中的“归见莱芜九十翁，为论别后长相忆”、李端的《送新城戴叔伦明府》中的“莱芜不可到，一醉送君行”中的“莱芜”，是指地理意义上的莱芜以外，其他提到“莱芜”或有关范丹“甑、釜”的近20首诗，都是借用范丹的典故来表达清贫清廉的意思。

“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在他的《失群雁》一诗中写道：“金龟全写中牟印，玉鹄当变莱芜釜”;另一诗人骆宾王在《和李明府》与《春夜韦明府宅宴得春字》中，分别写下“藻掞潘江澈，尘虚范甑清”和“雅琴驯鲁雉，清歌落范尘”的句子。张说的《咏尘》中有“独怜范甑下，思绕画梁飞”;杜甫在《赠裴南部，闻袁判官自来欲有按问》中有“尘满莱芜甑，堂横单父琴”;皇甫冉《寄郑二侍御归新郑无碍寺所居》中有“谁当便静者，莫使甑生尘”;卢纶在《送浑鍊归觐却赴阙庭》中有“甑尘方欲合，笼翮或将舒”;权德舆的《寓兴》和《戏和三韵》两首诗中，分别有“敢求庖有鱼，但虑甑生尘”和“墨翟突不黔，范丹甑生尘”的句子;韩翃《寄雍丘窦明府》中有“机尽独亲沙上鸟，家贫唯向釜中鱼”;刘禹锡的《学阮公体三首》中有“不学腰如磬，徒使甑生尘”;白居易的《渭村退居寄礼部崔侍郎翰林钱舍人诗一百韵》中有“尘埃常满甑，钱帛少盈囊”，另一首《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中也写下“天寒身上犹衣葛，日高甑中未拂尘”;李洞的《闻杜鹃》中“声声犹得到君耳，不见千秋一甑尘”;晚唐诗人罗隐在他的《寄大理徐郎中》中，写下了“官序诜枝老，幽尘范甑空”的句子。

宋代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又一座高峰，文人墨客依然对范丹的故事津津乐道。大诗人范成大在他的多首诗作中提到了这位与他同姓的先贤，在《次韵施进之惠紫芝术》一诗中，有“摩挲莱芜甑，尘生不须拂”;《从宗伟乞冬笋山药》一诗中，有“裹芽束缊能分似，政及莱芜甑釜空”;《春晚即事留游子明王仲显》一诗中，也写下“笑我生尘甑，惭君有意袍”。除范成大以外，还有苏颂《次韵签判梁寺丞阻水见寄》中的“尊思孔北海，釜叹范莱芜”;黄庭坚《戏答史应之三首》中的“甑有轻尘釜有鱼，汉庭日日召严徐”;强至《送范令巽之赴陕县》中的“千载莱芜后，传家有素风”;贺铸《三月二十日游南台》中的“侜张西复东，甑满莱芜尘”;喻良能《次韵赵景明呈许明府》中的“顾惭梅隐吏，缪接范莱芜”;彭龟年《次韵教授兄友惠柑》中的“分赏且用涤烦渴，不救莱芜炊甑尘”;叶适《送龚叔虎》中的“问胡旅穷舍，钻燧煮莱芜”;丁易东《田母拒金图》中的“莱芜甑中尘扑飞，悬鱼老子肝似铁”等等。

范丹虽未赴任却为莱芜历任县令树立了榜样

宋太宗时曾任莱芜县令的廉公谔，在任时“清介自持，专务德化”，老百姓便把他与800年前的莱芜长范丹相提并论，“德政清风，二公媲美焉”，并作诗以歌之：“釜甑生尘鱼，境内安以乐。昔闻范史云，今见廉公谔。”(明嘉靖《莱芜县志·名宦》)。

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福建莆田人陈甘雨任莱芜县知县，他“奉莱芜檄入其境，望羊祜之巅，吊史云之祠，陟安期之山，访孟止之亭，求季嗣之墓”(明嘉靖《莱芜县志·叙莱芜县志》)，上任伊始就在心里把范丹作为了自己的榜样。上任以后，陈甘雨“修蔽茸颓，率有成效”并“于政务丛集之余，能摭故实，采新闻”，编纂了一部现存最早的莱芜县志。当时罢归故里的章丘名宦、“嘉靖八才子”之一的著名戏剧家、文学家李开先，称其“青年博学，有规措之才、警敏之智，临政略无难色，而绰有能声，刑清事简”(李开先《莱芜县志序》)。

明朝时，身为东林党的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到莱芜视察时，正值山东大旱，莱芜受灾更为严重。当时的莱芜县令叫胡士奇，魏大中在他的《为胡年兄留题》一诗中写道：“驱马莱芜道，凄凉忍睹闻。青阴丛嶂合，白骨乱流分。旷莽栖邻火，倾垣吊孤魂。孑遗谁是主，尘甑又仁君。”(中华民国《续修莱芜县志·艺文志》)诗中既写出了当时的凄惨景象，又寄托了对县令胡士奇的殷切希望。胡士奇果然不负魏大中的希望，他以范丹为榜样，洁己勤公，兴利除害，以致胡士奇去任之日，士民哭送。

清康熙八年(1669)，江苏昆山人叶方恒由贵阳推官任莱芜知县。县署堂廨因地震倾危，他主持对内堂进行整修，加盖小屋数间以藏案牍，新建厅堂三间，命名“景范堂”，立志以范丹为榜样。县东郭门外孟游亭后曾有范韩二公祠，“今败壁颓垣荡无存矣”，便着手复建。在其《复建贞节先生祠》一文的最后写道：“观厥成矣，因为之歌曰：釜有鱼而甑有尘也，神感于一时而兴起于百世也。先生之节何其高也，先生之风何其远也，此廉吏之不可为而终可为也!”(清康熙《新修莱芜县志·碑记》)叶方恒在任期间，时人以其同范丹、韩韶相并提。

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有一个范姓人被朝廷任命为莱芜知县，这个人叫范溥。清宣统《莱芜县志·官师志》中说：“范溥，字天如，吴县监生，任莱芜。留心民瘼，报灾赈饥如救头目。民田之没于河者数百顷，溥悉免其赋役，民甚戴之。”当时，与莱芜毗邻的淄川的大文学家蒲松龄，非常仰慕范溥父子的道德文章，曾写下了《莱芜范邑侯太公》一诗，对其父子高度赞扬，诗中有“义田尚足追文正，庙器真堪继史云”的句子。“义田”是指旧时官僚地主为救济族人而购置的田地，“文正”指范仲淹，“史云”即指范丹。实际上，蒲松龄是把范溥父子比作了范仲淹和范史云。近年从一本《聊斋诗集》中还发现了蒲松龄的五首《代民谣》，这五首诗歌也是歌颂范溥父子的，是蒲氏替莱芜乡绅百姓为范溥写的新民谣，诗中有“釜底生尘穷不烟，千秋犹说范史云”和“文正一堂双宰相，范家廿世两莱芜”的诗句。“两莱芜”就是指范丹和范溥。

范丹，一个在历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一个和莱芜结下不解之缘的清廉之士，受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追慕与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