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廷琦先生的考古人生-米儿火

先生在董寿平美术馆

解廷琦：中国北魏考古学家、司马金龙墓和方山永固陵发掘研究的主持者

编者按

一生唯一念

央视近期播出的大型文博类探索节目《国家宝藏》，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木板漆画，作为省博推荐的三件山西珍宝之一惊艳亮相。抖落历史的尘埃，我们更加怀念那些曾默默奉献在三晋文博战线的老一代文物考古工作者。他们消逝在历史星河中的背影，为山西乃至中国考古史标注了闪光的一页。我国北魏考古学家、山西文博事业的先驱者、司马金龙墓和方山永固陵发掘研究的主持者解廷琦先生，无疑是他们中有代表性的一位。

新中国考古史上，上世纪50年代初举国家之力在北大燕园举办的四期全国文物考古工作人员培训班，被公认为考古界永远的“黄埔四期”。接受这场“文化盛宴”洗礼的山西18名学员，迅速对全省文博领域“一穷二白”的人才结构形成强力支撑，成为成色十足的“老班底”。从二期培训班走出的解廷琦、杨富斗、解希恭三位先生，分别成为大同、侯马、临汾三个山西重点文物区域的领军人物和知名考古学家。他们在不同考古领域跋涉前行，一步一个脚印地建构着山西乃至中国考古学的未来，延续着三晋文明的厚重历史。作为山西文博事业的拓荒者，他们的名字也许不为世人所熟知，但其艰苦朴素、秉遵真理的人性光辉和躬行力践的可贵精神，将穿透时光，拥抱与之同行的后学。

一生唯一念。回望廷琦先生60余载文博人生，先生以参加太原晋祠附近的古墓清理工作而开始他的研究生涯，以主持司马金龙墓和方山永固陵的发掘研究著称于世。毕生定心致力于庞杂的古物整理，所渋领域纵穿史前至辽金，横跨考古与陈列，面对其煌煌学术成果，我们不禁感慨，这需要怎样的沉淀，又需要何等的情怀。严谨务实的治学精神，朴素执着的淡定从容，不负华年的深刻自省，也许是先生留给人们最大的遗赠。由此我们这样感悟，山西老一代文物工作者仿佛来自历史深处，他们的笃定担当和由衷坚守，早已超越了作为一个学者的存在，个人的荣辱得失是何其单薄，凸显了人生本来的华美和厚重。

“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曾说，一个人的工作成绩就是他最好的纪念品。我们寄望，在三晋大地这片已知其肥沃、而未知其更丰饶的文物热土上，年轻的后进能在老一代文物人满噙希冀的目光中踏肩前行，使山西考古学圣火薪火相传。

转眼间，大同博物馆老馆长解廷琦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快两年了。还记得在老馆长去世后的第二天（2017年10月21日），我与博物馆的部分老同志相约到家里来做最后的告别。座谈中，我们了解了他的退休生活，追忆了他在博物馆工作四十多年的情景……回到家中，心情久久难以平复，于是当天中午发了微文到朋友圈和微信群，省内外文博界、考古界许多老专家、老同事看到微文之后纷纷表示哀思和悼念。微文内容如下：

“

一年前的今天，2016年10月21日应大同博物馆之邀，著名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卫奇先生来大同做题为《桑干河盆地——东亚古文化的摇篮》的学术讲座。下午休息时，我和大同考古所所长张志忠商量，晚上把解廷琦先生和张畅耕先生请过来，让这三位老朋友、大同地区的考古老前辈会会面。随即电话打到老馆长家里，馆长老伴接到电话说：“小胡（当年称呼），老解体力不支，实在不能赴约。我待会儿告诉他，老解准会高兴的，我代老解谢谢你们了！”转眼一年后的今天，老馆长走了。

老馆长一生跑遍大同地区的山山水水，为博物馆事业、为终爱的考古专业奉献了一生。史前考古是先生研究关注的一个领域，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先生首先发现青瓷窑遗址，并组织了随后的发掘工作。八十年代初，在发掘大同小站遗址时，先生始终站在一线。许家窑、高山等大同所有遗址，都留有先生的足迹。此外，大同左云、新荣恐龙化石地点，先生曾多次踏足，或独立或配合省上、国家完成多项调查采集工作，许多研究成果都及时见诸报刊杂志。

先生作为中国北朝考古先行者、北魏研究大家，其主持的司马金龙墓、方山永固陵的发掘研究，为我国魏晋南北朝考古作出了巨大贡献，上述发掘研究报告长期作为全国高等院校考古专业教学教材案例，供广大师生研读。另外，辽金元考古是先生关注的又一板块，在这一领域先生也是收获颇丰。大同作为北魏辽金考古重要地域，地下文物蕴藏极为丰富，每年配合基建有大量工作，常年的野外调查发掘，练就了先生能走路、能吃苦的本领，也造就了先生坚韧不拔的个性。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博物馆事业发展壮大，馆里先后来了不少年轻人，人才培养成为当务之急。先生采取引进来、送出去；参会议、参展览；办文展特展、定期业务学习等形式，为培养后学，营造了风清气正的工作学习环境。九十年代初，老馆长退休后还时常关心博物馆的发展，坚持收集资料定期整理，常年笔耕不辍，读书剪报成为其终身的习惯。

先生卒年85岁，从事文物考古工作五十余载，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为大同文博考古事业奋斗了一生。先生是北魏考古大家、大同博物馆事业的开创者，更是大同考古第一人。得识先生四十载，殷殷教诲，历历在目，悲痛之情无以言表。今天，我们怀念先生，祝他在通往天堂的路上一路走好！安息吧！

胡平 2017年10月21日中午写于石屋

”

老馆长字子壁，1932年出生于山阴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幼时随父迁居大同，考入大同师范学校。1953年以文化人身份入职大同市古迹保养所（云冈石窟研究院和大同市博物馆的前身），1960年出任大同市文物陈列馆副馆长，1984年任大同市博物馆馆长。入职当年，受市文管会派遣，参加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全国文物考古第二期培训班，学习考古学史、考古学基础和田野发掘的要领。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这次培训，作为中国考古史上一场空前绝后的“救火”行动，当时留在大陆的文物考古学界权威专家学者几乎都参与了授课，如郭沫若、裴文中、贾兰坡、夏鼐、苏秉琦、安志敏、梁思成、启功、宿白、郭宝钧、阎文儒等。参加培训的89位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山西学员有张德光、杨富斗、解希恭。全国文物考古第二期培训班，后被称为中国考古界的“黄埔”二期，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后来成为文博大家或知名考古学者，老馆长就是其中一员。

田野实习是考古训练的关键环节。老馆长曾在考古学大家裴文中教授的带领下，先后赴河南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和郑州二里岗，学习烧沟汉墓和商代古文化遗址的不同发掘方法，正是在这里，先生开阔的考古视野得以启蒙，专业的考古理念进一步确立。学成归晋后，先生于1954年被省文管会崔斗辰主任抽调至省文管会勘察组。意气风发的先生率队在太原晋祠、忻县、临汾参与发掘古代文化遗址三处及古墓葬二十余座，发表于《考古通讯》1955年第4期的《太原市郊古墓、古寺庙遗址清理简报》，便是先生的发轫之作。回同担任山西省文管会大同田野清理组组长后，先生马不停蹄地率领清理组成员边成修（文化部第三届文物考古培训班成员）、张秉仁等人，对云冈石窟附近的南梁新石器时代遗址以及包括大同北郊卧虎沟小型辽代墓葬、西南郊十里铺辽墓等在内的辽代系列壁画墓等进行了深入发掘研究，先生撰写的《山西大同市西南郊唐、辽、金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6期），正是这一时期大同考古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1958年，先生主持发掘了元代道士冯道真墓，轰动了当时中国考古界，该墓出土了一批珍贵精美的元代钧瓷和漆木器，墓室四壁和券顶绘有精美的壁画，《文物》1962年第10期刊发了先生的《大同元代冯道真、王青墓发掘报告》。随着一批古人类文化遗址的相继发掘和马家堡辽墓精美琉璃棺、五里店元墓影青广寒宫瓷枕的惊世呈现，先生率领大同第一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为大同考古打开了新的局面，受到了全省乃至全国考古界的瞩目。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先生他们这一代学人，经历过磨难后，大都进入了不惑之年，但其内心的工作热情却有增无减。这个时期，大同博物馆事业也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初创期，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期和历史跨越期。

这个时期，据不完全统计，由老馆长执笔撰写的标志性论文、发掘报告，在国家级专业核心期刊相继发表的有：《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大同金代闫德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4期），《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第7期），《大同市郊出土北魏石雕方砚》（《文物》1979年7期），《大同薄伽教藏殿的经橱和塑像》（《辽金史论集》第6辑），《华严古刹》（《历史教学问题》1983年第1期）》），《魏都平城》（《北朝研究》1992年第2期）。与同行学者合作发表的文章较重要的有：《大同青瓷窑旧石器遗址的发掘》（《人类学学报》第2卷第3期），《大同湖——雁北历史上的一个湖泊》（《地理知识》1977年第8期），《山西大同高山镇之细石器》（《史前研究》1985年第2期），《大同小站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第5卷第4期），《白登考》（《晋阳学刊》1981年第4期），《山西大同市辽代军节度使许从赟夫妇壁画墓》（《考古》2005年第8期），《山西大同市辽墓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8期）。先生撰写的《明代的大同城》《关于历史文化名城大同发展方向的探讨》，分别在山西省考古学会首届年会和第二届年会上被作为重点论文予以宣读。

这个时期先生主持和参与具有代表性的大型科考项目有：大同火山群考察，大同旧石器遗址系列调查发掘，大同恐龙遗址群调查发掘，大同方山永固陵、方山石窟寺、方山思远佛寺考察发掘，浑源西汉毕村木椁墓发掘，平朔露天煤矿生活区汉墓群发掘，新添堡辽代许从赟夫妇合葬墓发掘，大同南郊电焊器材厂北魏墓群发掘，全国首次长城普查（大同段），全国文物普查（二普，大同境内）等。同时期配合基建，组织发掘了数以千计的墓葬、窖藏和遗址，自办和引进各类展览30多次，包括书画展、瓷器展、通史展、契丹女尸展等。举办了具有浓郁地域特色和厚重文化内涵的《北魏出土文物专题展》《辽代西京文物展》《大同地区出土化石专题陈列》等，在省内外博物馆界声名远播。

山西考古界的研究与发现，是二十世纪山西学术界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这对中国北魏辽金史研究和大同古城复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先生作为我国北魏考古的开拓者和山西文博战线的先驱者，其考古人生与山西文博事业及大同考古事业的演进历程紧密相联，他为此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那个时期无论是举办展览，还是调查发掘野外墓葬遗址，没有专项经费，没有野外补助，也没有交通运输工具，工作立项后，全靠自己找人、找钱、找支持。后来据先生回忆，司马金龙墓的发掘在1965年12月，天寒地冻，是因冬季修水利工程而发现的，棺床石碑和数百个釉陶俑全是在村民帮助下一件一件从冰泥里掏出来的。当年发现墓葬的报告者——四清工作队驻村队长老干部姚尚文同志（后任大同化纤厂劳资科长），对先生尤为尊敬，后来他们常来常往，成了忘年之交。方山永固陵（1976年）和思远佛寺（1981年）的发掘，还有大同青瓷窑和大同小站旧石器遗址的发掘都属于主动发掘，因为没有经费，先生多次往返驻同部队，请求协助。当年驻同69军政委郭双林同志，就在多次交往中与先生成了好朋友，笔者也多次随往，每次都受到热情款待，他还积极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先生说，方山永固陵数十吨石雕精品，全是部队战士人拉肩扛抬下山的。

先生亲自主持和安排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九十年代初大同考古发掘、发现，受到省文管会（省文物局前身）的高度关注，走在全国前列，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和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的发掘及发掘报告的发表，轰动了考古界。两篇报告被写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1983年改系）最早的魏晋南北朝考古教材（油印本），作为典型案例供师生讲授研读。笔者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北京大学考古系进修，谈及当时的大同考古成果，中国佛教考古大家宿白、石窟寺研究专家阎文儒、古生物学专家甄朔南诸先生都称道有加，并关切询问老馆长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1988年先生（中）在日本僵原考古所考察

1971年，国家文物局在北京故宫慈宁宫举办中国文革出土文物展，先生携带60余件司马金龙墓及南郊北魏遗址出土文物参展，为大同乃至山西省赢得了文物大市（省）的荣誉。1988年受国家文物局委派，先生任中国文物随展第二组组长，参加了日本国奈良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期间，先生应邀访问日本僵原考古所、广岛大学考古研究室、国立奈良博物馆，受到了日本天皇明仁夫妇的接见，扩大了大同北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由于先生对中国北朝考古的杰出贡献，他当选为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中国辽金史学会理事、山西省考古学会理事、山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大同市文化历史名城研究会副会长。

作为一个地方考古学者，想出成果就必须拿到第一手考古材料，野外调查必不可少，尤其是史前考古。先生作为大同受过正规田野考古训练的第一人，驰骋田野40多年，足迹所至遍及大同南郊区、新荣区、矿区和大同县、怀仁县、浑源县、左云县、阳高县等地。我至今清晰记得，与先生就“泥河湾”旧石器考古专题，跋涉于桑干河流域的沟沟坎坎，或席地而坐，或掏笔便记，采集了一批承上启下、具有连锁性的史前考古标本。对地质学、古生物学和考古学广泛地调查发掘，成为年复一年的工作常态。大同青瓷窑旧石器遗址的发掘和阳高许家遗址的发现，是继山西丁村遗址之后，在我国发现的两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重要遗址，中国史前考古巨匠贾兰坡、石兴邦、裴文中、安志敏等先后实地踏勘，先生多次随同。特别是阳高许家遗址的发掘，出土人类化石9件，石制品3万多件，哺乳动物化石20多种。其出土的化石数量上远远超过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是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过渡和建立东亚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模式非常难得的实证资料。有的专家认为“北京猿人”迁徙来到许家窑，“许家窑人”就是“北京猿人”后裔，这一说法在学术界广为传播，影响远至国外。这一重大发现一度作为中国科学的一项成就对外进行宣传，书写下大同史前考古的辉煌一页。

1974年贾兰坡（左三）、解廷琦（左二）在大同九龙壁

1978年裴文中（左三）、安志敏（左四）、吕遵谔（左五）、解廷琦（后排右一）、卫奇（后排右二）在大同上华严寺

大同在文博考古界影响力的扩大，吸引了国内外许多名人、学者前来参观交流。大同博物馆与外界有了更多的业务联系，同时和国内一些知名科研院所建立了协作关系，诸如国家历史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等。先生也与省内外专家学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中国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教授夫妇、国家博物馆考古部主任李石英、山西省考古所研究员陶正刚和戴遵德专程造访先生的故居——大同城区南寺街2号院，中国文物届泰斗宿白、古文字学家张颔、陶瓷考古专家水既生、河北文保所研究员张守中、纽约大学美术学院东亚研究学者林露斯等人与先生经常书信往来，就学术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作为大同博物馆事业奠基人，文物保护研究及博物馆的陈列设计，倾注了先生大量的心血和汗水。先生一手筹建了大同市文物陈列馆、大同博物馆，并推动了大同新添堡辽墓的陈列、开放等工作。主持市博物馆工作30余年间，先生和他领导的博物团队，通过征集收购、群众捐献、考古调查、单位移交等方式，收藏各类珍贵文物3万余件。先生亲身参与发掘的许多出土文物不仅成为镇馆之宝，有的还蜚声中外，奠定了大同博物馆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地位。作为“掌舵人”，先生于1960年和1980年曾先后两次领导并进行了大同市文物普查工作，对全市文物家底和精品的分布了然于胸。

在中国北魏考古史和北魏历史文化研究中，先生的名字往往和司马金龙墓、方山永固陵连在一起。先生用穷尽一生的感悟和至精至巨的研习，在调查发掘和文物普查工作的坚实基础上，对大同北魏建筑遗存及众多北魏基葬进行了系统研究，将复杂的考古现象加以关联，最大程度地勾勒和复原了魏都平城的建造框架，揭开了1500多年前北魏皇家陵园群的神秘面纱。平城遗址和方山永固陵，分别于1988年和2001年进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序列。先生对此作出的贡献，将永远被历史铭记。

1985年俞伟超（左五）、解廷琦（左四）考察大同平城遗址

文物保护管理是博物馆工作重中之重，更是先生心中最大的牵挂。文物保护要安全可靠，文物管理账物要两清。当时，大同博物馆设在下华严寺内，文物库房就是临建的五间南房，条件非常简陋。文物库是老馆长最为关注的地方，一丝不苟的他几乎天天下班前都要亲自检查，看看门窗关好没有，锁子锁好了没有。尤其每年春节上午和晚上必来，亲自去把柴碳盖好，以免晚上烟花引燃造成失火。文物管理条件不好，但是管理标准在同级博物馆中是较好的。文物入库制定了六原则：鉴定、清单、上账、清理、编号、上架。这一馆规沿用了多年，总把关人就是先生。他还独创了自己的解氏文物麻纸折包法。文物库房是最重要的地方，也成为了博物馆最整洁、安全的地方。经先生多年持续奔走呼吁，大同博物馆（旧馆）扩建工程于1992年立项，1994年正式完工。

先生性情淡泊，治学严谨，终身致力于考古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作为一名专业考古人，先生是一位难得认真做学问的人。先生常讲，一份材料出一分货，任何结论都应建立在充分可靠的证据之上，叙述语言必须朴实无华。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的治学方法，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治学态度，是先生一生恪守的学风。老馆长的办公室，始终向所有热心文物保护的来访者敞开。老馆长办公室（下华严寺西厢房），摆放着老式简单的办公设备，超大的案头（办公桌）上，码放着文博类书籍、杂志、报刊，整齐有序，所需资料信手拈来。冬天了，地上的火炉暖烘烘的，下班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一个人心无旁骛地默默埋头分析和整理资料。

先生早期工作照

先生会踏勘、会整理、会保护、会研究、会辨析，但更重要的是，他在长期考古实践中，潜心广延人才、培植新秀，厚植的沃土和栽下的桃李，为大同博物馆事业薪火相传立下了坚固的根基，使后来人受益无穷。那时博物馆人少，在职业务干部每月固定人手两册《文物》《考古》。外出培养业务干部是需要拿钱的，虽然类别不同，形式不同，但钱是必要的。先生在这上面费了不少脑筋，他争取年年有，博物馆大多数老同事都享受了这一福利。博物馆只要有人写文章或做业务方面的事情，老馆长总会安排照相、绘图、资料、库房一路跟进，扶掖备至。浓厚学术氛围的营造与熏陶，文博人才的长期储集与培养，使大同博物馆考古部成为当时晋北田野考古前线一支重要的“生力军”，温和的先生成为馆内众多后学者的良师益友。

先生1993年退休后，仍对他一生钟爱的文博事业念念不忘，他对大同平城文化的思考从未停止，孜孜不倦地在学术领域耕耘。退休那年，先生和省考古所王克林所长共同主持了云冈石窟窟前遗址挖掘，苏秉琦、宿白、徐萍芳、俞伟超、张忠培等著名学者亲临现场指导，发掘成果被评为“1993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对每一个墓葬和每一处墙基皆如数家珍的先生，退休后的一个重大心结，是如何整理大同几代考古人的研究成果，分析总结大同考古五十年的实践，以期昭示后人。先生以惊人的毅力，撰写了《大同考古五十年》大型总结型学术文章，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秦汉时期、北魏时期考古、唐辽金元考古五个单元，对大同考古五十年的成果和经验予以里程碑式的回顾和总结。先生撰写的《风雨相伴五十年——我和大同博物馆》（《文物与收藏》2009年3期），表达了对山西文博事业和大同博物馆难以割舍的感情，掩藏于胸的拳拳之心跃然纸上。他从未间断对山西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关注，倾力为大同博物馆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还时常参加一些与文博事业有关的社会活动。先生耗尽心力，为大同御东博物馆新馆布展提出建议，撰写了详尽的《大同市博物馆大事记（1958年至1993年）》，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直至病危时，已经手难握笔的先生念念不忘的依旧是他魂牵梦绕的大同古城，先生飘散在历史星河中厚重的历史感，将穿透时光，拥抱与他同道而行的后学。

1993年宿白（左四）、解廷琦（左三）在云冈石窟窟前遗址发掘现场

先生常说，作为一名优秀文物工作者，要始终和社会潮流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历史意识和人生智慧的开阔视野中观察社会进程。老馆长是一个自甘平凡的人，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他毕生坚持文物科普，注重文物的社会教育功能，经常在报刊撰写一些考古新发现、新知识、小故事，让文物走进生活，让大众感悟历史。沉静的他不喜广交朋友，但身边总是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历史学人。大约在1985年，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藏经柜佛经和馆藏善本的整理、鉴定、编目等工作，是先生邀请大同文化界名流许佃玺、赵一德、陈顺烈三位先生义务完成的。先生始终保持书生本色和学者风范，他同原雁北地区考古专家张畅耕先生性情完全不同，但他们之间的交往却成为一段佳话，那时雁同如一家，许多重要的考古项目是双方合作完成的。

“斯人已逝，幽思长存”。在三晋文博事业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回忆老馆长的点点滴滴，希冀他无私奉献的工作作风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品格得以传承。作为山西老一辈文物考古工作者的一员，先生留给后来者的将永远是燃烧着激情、奉献了累累硕果的闪光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