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物看古代官员的职业道德素养

邓苗苗

2020年10月,陕西省纪委监委、陕西省文物局主办,陕西历史博物馆承办的“秦风颂廉——陕西廉政文物展”开展,深入挖掘了陕西文物中的廉洁元素。

“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助商灭夏后,伊尹深得商汤信任,有“正天下”的使命。伊尹尽心辅佐,在商汤去世后,结合夏亡的教训,写下《伊训》,作为对新任君主太甲的教导和告诫。在这篇文章中,伊尹提到了由“巫风”“淫风”“乱风”三风衍生而出的“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等十愆,指出官员和国君如果有这些行为,将会招致国破家亡的后果。因此《官刑》规定,凡是官吏,不管其职位高低,只要违反“三风十愆”中任意一项,均要处以墨刑。

这可以说是对官吏早期的规范,通过“禁”的一面,对官吏的言行举止提出要求。随着历史发展,政治运转、社会治理的需要对官员的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周礼·天官》中提到的“六廉”,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则是从正面倡导官员的素养。在漫长的时光中,这些或零散或成体系的官德思想,通过文物的形式,生动而鲜活地呈现在今人眼前。

官箴流传史

2003年1月19日,陕西眉县杨家村,5名相约一起盖房的村民在一处坡地上取土时,其中一人一镐头敲下去,只见土层瓦解,露出一个大洞。透过洞口,村民们看见满地都是青铜器。对陕西人民来说,一镐头挖出文物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这5名村民当即报告当地文物部门,27件青铜器随之出土。在这27件青铜器中,有一组鼎被视作2800年前一场“任前谈话”的见证者而颇受关注。

这组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青铜鼎叫“四十三年逨鼎”,共10件,形制、纹饰、铭文基本相同,大小相次,是一套列鼎。前8件铭文大体相同,后2件铭文前后相接,记述了一个名叫单逨的人因治理林泽有功,被周王室册封为官司历人。在铭文中,周宣王用四个“毋敢”,言辞恳切地训诫单逨施政办事要谨慎、公道,为官要勤政、廉洁。

“毋敢荒(妄)宁,虔夙夕助雍我邦小大猷”,是告诫单逨不要贪图安逸,荒废政务,要虔诚谨慎,夙夜在公,辅助拥护邦国的各项规定和谋划;“雩乃敷政事,毋敢不规不型”,是要求单逨施政时要遵循法规,依法执事;“雩乃讯庶有讼,毋敢不中不型”,是让单逨在讯问审理诉讼案件时要做到中正不偏,依照典法;“毋(敢)龚橐,龚橐唯有宥纵,乃侮鳏寡”,龚橐意为“使自己的腰包鼓起”,可理解为“中饱私囊”,此句则是周宣王告诫单逨要廉洁自律,不要贪污受贿,中饱私囊,否则就是宽恕放纵无视法纪的人,欺侮那些无依无靠的民众。值得注意的是,官司历人一职有监察的职能,周宣王训诫单逨时还提到,如果单逨不能秉公执法、廉洁施政,他自己也应当承担察人不善、用人不当的责任。

四个“毋敢”是西周君王评判官员的基本标准的集中展现,周宣王在单逨履新之际,与其恳谈,足见对其的器重。而这场“任前谈话”以鼎的形式被记录下来,也得以跨越数千年的时空,呈现在人们眼前,让今人一窥西周时期对官员素养的要求,这与《周礼》倡导的“六廉”相互印证。

以箴言的形式对官员进行警示、规谏,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种经久不衰的行为。起初,官箴只是狭隘的劝诫君王之意,随后逐渐发展为君臣互箴、官员自箴,其内涵和外延也不断丰富拓展,成为官员修身齐家、治民理政的方法指导、经验借鉴和道德行为规范。相比“六廉”等略为远古的箴言,后世更为熟知的官箴中,“公生明,廉生威”当数其一。

“公生明,廉生威”是一则明清官吏引以自戒的座右铭,原文为:“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这则简短精练的座右铭意蕴深远,意思是:吏员不怕我严厉,而害怕我廉洁。百姓不服我的才能,而服我的公正。为政清廉,吏员就不敢有所怠慢;办事公正,百姓就不敢有所欺瞒。为官公正,才能使政治清明;为官清廉,才能在百姓中树立威信。

如今,在西安碑林博物馆中,就矗立着一方“官箴碑”,集这36字官箴,与明代泰安知州顾景祥、清代官员颜希深祖孙三代及清代长安知县张聪贤跋语于一身。如果要谈“官箴碑”,在36字官箴及数人跋语的背后,还有两个人是绕不开的,那就是明代的曹端与年富。据学者考证,这段箴言在文本定型中,曹端、年富二人有着明显贡献,并深刻影响了明清官员的为官理念。

这则官箴最早出自曹端之口。曹端是明初的一位理学家,曾在山西霍州担任学正,负责教导生员。曹端倡导理学,对生员尽心教诲,“诸生服从其教,郡人皆化之,耻争讼”。学子们服膺于曹端的人品与学识,即便在曹端丁忧回乡后,他们仍前去问学。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曹端的学生郭晟(一说高晟)升任西安府同知,特意前去拜访老师,请教为官之道。曹端便说:“古人云,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郭晟牢记教导,“历职九载而以公廉称”。

后来,曹端的这段话流传开来,传至官员年富那里,他在曹端的基础上加上了画龙点睛的“公生明,廉生威”六个字,成为如今人们熟悉的说法。

年富曾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户部尚书等职,颇有清誉,史称“廉正强直,始终不渝”。在年富去世近半个世纪后,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泰安知州顾景祥因欣赏年富为人及其补充的箴言,遂将36字完整刊刻成碑,立于泰安州署。时移世易,到了两百多年后的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时任泰安知府颜希深在衙内残壁中发现了顾景祥所刻之碑,深有感触。道光二年(1822年)颜希深的孙子颜伯焘授陕西延榆绥道台,携碑文拓片上任以示戒同僚,并于道光四年(1824 年)让陕西石匠刻成“官箴碑”,这就是如今保存于西安碑林内的那块,可谓一部“公廉”官箴的“活历史”。

然而,身怀“公廉”碑文拓片并劝诫同僚的颜伯焘却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既“娴习吏治,所至有声”,又在回乡时“沿途皆须酒饭犒劳”,仅漳州一地就为接待他“实用去一万余金”,令当地官员苦不堪言,颜伯焘也被后世称为“贪婪的能员”。文物彰显廉洁,但一些像颜伯焘这样的古代官员,却或以文物为裱糊,或无视文物的精神价值,只看中其市场价值,而将其据为己有,实在是一种讽刺。

清忠风骨的注脚

如果说官箴是较为冰冷的行为规范、行事指南,那么,古代无数官员的实践则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例子。

2010年9月27日至10月31日,由中央纪委、原监察部、原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联合主办的《浩然正气满乾坤——中国廉政文物精华展》,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其中一件山东金乡县送交参展的“杨震却金碑”,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该碑横条状,阳刻,长163厘米,宽64.5厘米,厚17厘米,是1924年金乡县知事唐翼猷仿效东汉时期昌邑县令王密,在金乡县县衙公堂门口左侧立的“汉杨震却金处”石碑,数百字正楷碑文记述了杨震却金的故事。

许多人对杨震却金的故事并不陌生。东汉名臣杨震是弘农华阴(今陕西渭南华阴)人,汉安帝永初六年(112年),杨震升任东莱太守,上任途中经过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他曾经举荐过的荆州茂才王密,此时正任昌邑县令。为感谢杨震的知遇之恩,趁着夜色,王密怀揣十金前往杨震下榻的驿馆意图相赠。杨震严词拒绝,王密说:“此时夜深人静,没有人会知道。”杨震却回答道:“这件事天知、神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听后,羞愧告辞。

王密并非贪官污吏,他以金相赠一方面是想报答杨震,另一方面是想为囊中羞涩的杨震出一份力。被严词拒绝后,王密有感于“四知”的慎独精神,敢于自我批评,敢于主动揭丑,命能工巧匠在昌邑建造“四知台”,在县衙公堂上悬挂“四知堂”匾,在公堂前左侧树立“杨震却金处”石碑。

发现于巨野县的“杨震却金碑”

杨震却金的故事在齐鲁大地久久流传,相传巨野一代文人骚客多有触动,纷纷为杨震立碑扬名。但流传保存至今的有关石碑非常鲜见,除金乡县留存的碑外,却金故事发生地巨野也发现了一块,成碑时间比金乡石碑还早了一百多年,立碑者为清嘉庆年间的陈彦升。2014年10月,巨野县检察院访得此碑,当时碑断为两截,经组织专业补救,方才完整,也为这段有深刻教育意义的历史补上圆满的意蕴。

数百年后的北宋,杨震的家乡又诞生了一代名臣,他就是著名政治家寇准。寇准是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下邽)人,为官四十余载,先后辅佐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三位皇帝,可谓“官阶显赫,权通四海”。身居高位的寇准清廉自持,时人称他“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相传,寇准幼时淘气贪玩,有一天,他逃学被母亲发现了,母亲非常气愤,正要好好教训他时,他却一溜烟跑开,母亲气得顺手操起一个小铁权(即秤砣)砸了过去。

这段童年轶事深深地埋在寇准的记忆中,当他步入仕途,到湖北巴东任职时,当地一群少年野性不羁,父母拘管不住,恳请寇准帮忙。于是,寇准打造了一个重达两百多斤的大铁权放在县衙门口,向当地百姓表示,自己年幼时任性逃学,母亲以此物惩罚,如今他也将用此物勉戒这群恣性少年,劝他们知书识礼、严于律己。

后来,这铁权在巴东县衙世代相传。后世官员感佩寇准公平公正、清廉为官,也将铁权作为提醒,警示自己要公平公正,为老百姓做实事。如今,在巴东县寇准文化公园内复原的巴东县衙中存放的铁权,为1:1整体复制品,真品收藏在巴东县博物馆内,是国家二级文物。

清正廉洁、材优干济是对官员的普遍要求,而当国家面临内忧外患时,官员能在风雨飘摇的局势中依然保持铮铮人格、“官格”,也尤为可贵。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祭侄文稿》便是一件写满凛然骨气的精品文物。

盛唐迷梦中,安史之乱一夕爆发,乱军势如破竹,肆虐各地。著名书法家、官员颜真卿的堂兄颜杲卿镇守常山郡,与颜真卿商议组织义军,分兵牵制叛军,并设计擒获斩杀了李钦凑等多名叛军首领。常山、平原二郡军威大振,多郡兵将闻声归附,收复了不少失陷郡县。

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安禄山派史思明攻打常山郡,颜杲卿孤立无援,只得昼夜防守,拼死作战。但城内物资兵力毕竟有限,几日后,还是免不了陷落的悲剧。颜杲卿的儿子颜季明当场被杀,而颜杲卿则被叛军掳至洛阳,最后因怒斥叛军,被割舌而死。后人以“常山舌”为典,纪念颜杲卿刚直不屈的气节,文天祥也在《正气歌》中写道:“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两年后,颜季明的头骨被颜真卿寻回,悲痛之中,颜真卿对着侄子的头颅写下了《祭侄文稿》。“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字字泣血惊心,被誉为“天下行书第二”。

《祭侄文稿》是颜真卿书法境界的最高体现,也蕴含了舍生取义的凛然风骨。

二十余年后的建中四年(783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拥兵叛乱,攻陷汝州。唐德宗听从宰相卢杞谗言,派已是75岁高龄的颜真卿前去劝降。面对尖刀、谩骂和恐吓、利诱,颜真卿一如堂兄颜杲卿、侄子颜季明,不曾屈服,最终被拘禁直至被缢死,用生命诠释了一名官员的风骨。如今,人们观赏这份椎心泣血的文物,仍能感受到墨迹中深藏的雷霆力量。

一个普通官员的一生

2011年3月的一天,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公安局接到一份报案,报案人是武义县博物馆的负责人,他称当地文物市场上有人正准备出售一件珍贵文物,文物应当是从古墓葬中盗得的。报案人拿出一张照片说:“这照片上的东西,是南宋时期信州知州徐谓礼的一份文书,距今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了。”他还表示,当他得到照片后便判断出这是一件重要的文物,出于谨慎考虑,他又请浙江省博物馆的专家再次鉴别真伪。专家们仔细研究后,一致认为这是一件南宋时期的珍贵文物。

武义县公安局高度重视,随即成立专案组。几经周折,于当年年底将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并成功缴获、追回所有文书。根据盗墓者对文书出土地点的指认,考古工作者对位于武义县城东郊龙王山东麓的宋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徐谓礼夫妇墓志。

徐谓礼是南宋一名普通文官,文书完整记录了他从嘉定十四年(1221年)初入仕,至淳祐十二年(1252年)三十多年间的仕宦履历,展示了南宋的官场百态,以及官僚制度、政务运作、社会风情,填补了宋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文书中有“录白告身”二卷、“录白印纸”十二卷。所谓“告身”,是指“阶官的任命状”;所谓“印纸”,是官员的档案记录与“绩效考核表”。徐谓礼文书的“录白告身”与“录白印纸”,详细记录他一生的任职经历以及任职中的考课、保状、档案之全貌。研究显示,徐谓礼一生中有12次转官,其中3次为遇赦恩转官、3次为推赏转官、6次为磨勘转官,大部分升迁都是按照正常流程进行,而鲜有因政绩得以升官,可见他如大多数普通官员一样,官运平平、政绩平平。

然而,细梳历史上对徐谓礼的寥寥记载,可窥一名普通官员在普通职位上的勤恳勉力。徐谓礼的第一个岗位是“监临安府粮料科、兼装卸纲运、兼监镇城仓”,从名字可以看出,这三个职位都是工作琐碎且繁杂的基层岗位,但徐谓礼在任上将事情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在运气加持下很快迎来了一次遇赦恩转官,与大部分官员一同“并进一阶”。徐谓礼的最后一次升迁是推赏转官,这次他在信州知州任上,考核表称他“职事修举”,任上工作做得圆满,治理很有效果,得到了“知泉州”的职务。可惜的是,他尚未赴任,就因病去世。

徐谓礼的人生,是大部分古代官员人生的缩影。他们有幸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得以迈入仕途,可是能力平庸难以走上升迁的快车道,但他们依然以所学所得,在其位谋其政,默默无闻地做到“职事修举”,而这,正是一名官员最基本的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