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民国第一鬼才，凭借一篇全文同音不同字的《施氏食狮史》，便能名震民国文学界乃至后世。他究竟是何人呢？又为何能被称为民国第一鬼才？

1892年，赵元任出生于天津，家中世代都是书香门第，清朝着名诗人赵翼正与其同出一家，可以说是名人之后。

赵元任的父亲赵衡年早年间曾中过清朝的举人，对吹笛也是十分擅长，而母亲冯莱荪在诗词和昆曲方面也是颇有见解。

如此家学渊博，赵元任自然也不甘落后，成长得聪敏不凡。1907年，在当时那个大学概念还没有那么清晰的时代，赵元任就前往了南京进入江南高等学堂预科进行深造，在此期间，赵元任勤勉好学，最终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在江南高等学堂的学业。

但赵元任不肯止步于此，他对知识的渴望远比常人来得强烈。

于是，在1910年赵元任以清廷游美学务处在北京招考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了，并于同年8月去到美国，进入了美国久负盛名的大学康奈尔大学深造数学，同时又选修物理和音乐两门科目，并成功获得了这两个专业的学士学位。

当时美国人对中国人并没有那么友好，更多的是轻视和不屑，而赵元任一边要在异国他乡忍受他人的冷眼，一边利用美国多元的文化背景及其超乎常人的语言天赋，掌握多门外语，为他回国后的语言研究打下基础。

本科毕业后，赵元任选择来到哈佛大学主修哲学并继续选修音乐，并取得了哲学博士的学士学位。

不难看出，赵元任不仅左脑的语言文学细胞发达，右脑的逻辑理性思维也很强，可谓是文理双全的人才，再加上这样的留学经历，让赵元任注定要声名鹊起。

学成后，赵元任选择国内外同时发展，开启了国内外高校任教的生涯， 不仅在康奈尔大学物理系留校任教，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

当时的赵元任在清华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三位并称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这三位都是响当当的人物，能与他们齐名，可见赵元任也绝不逊色。

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想要在一个领域取得较大的成就，可能要耗费无数时间和精力，甚至都做不成。

可对于赵元任而言，他是真正的老天爷赏饭吃，天纵奇才的赵元任先生不仅教过物理学、数学、逻辑学等理科课程，还教过哲学、中国音乐史、中国语言、汉语语法、理论语言学等文科课程，其博学程度可称民国第一鬼才，就连胡适先生也自愧不如，人们给他冠以数学家、语言学家、翻译家、哲学家、音乐家等多个头衔。

而赵元任在语言方面自小就天赋异禀，年幼的他曾在北京、保定等地居住过一段时间，因此也从保姆那里学会了北京话和保定话。

在回家乡常州居住时，赵元任又从父母为其聘请的家庭老师学会了用本地的方言背诵四书五经等，不仅如此他还从姨妈和伯母那里学习到了常熟话和福州话。

赵元任一生掌握33种方言，精通8国语言，8门学科。也许正是得益于他的博学多才，他到过的许多地方，当地人都认为他是“老乡”，甚至在法国巴黎、柏林也不例外。

就连在与五湖四海的朋友们聚餐，赵元任也能随机切换了八种方言来跟他们交流。语言学家王力就曾经这样称赞过他：“赵元任可称为中国第一代语言学家啊！”

1919年，新文化运动兴起，鲁迅先生认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而陈独秀、胡适、蔡元培、徐志摩等人也认为推崇学习简单的拉丁文，通过字母组合来代替汉字更有实用性和便利性，一时间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字拉丁化的大讨论。

赵元任作为语言方面的大师，对中国汉字的了解研究比其他人更为深入，他深知汉字绝对不可以拉丁化，他认为这样的方式也许在一段时期内能够促进新式文字的推广和应用，但从长久来看，可能将会对中国文字的传承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为此，赵元任写下了一篇96字的千古奇文《施氏食狮史》，全篇的每个字的读音都是“shi”，但却不都是同样的字，即便如此，这篇文章却仍能表达清晰，脉络完整，所读之人无一不被赵元任的语言技巧所折服。

原文如下：

石室诗士施氏, 嗜狮, 誓食十狮。

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 适十狮适市。

是时, 适施氏适市。

氏视是十狮, 恃矢势, 使是十狮逝世。

氏拾是十狮尸, 适石室。

石室湿, 氏使侍拭石室。

石室拭, 氏始试食是十狮。

食时, 始识是十狮, 实十石狮尸。

试释是事。

赵元任以这样的一篇96字的文章，向众人说明了中国文字的发音及其本身的独立性。

随后不久，赵元任为了证明《施氏食狮史》中同音不同字的创作并不是偶然发现的，又再次写出了一篇《季姬击鸡记》，以同样的文章风格，同样是讲述了一个故事，再度向世人展示汉字的精妙绝伦，这也是在告诫大家绝不可将先人的智慧抛之弃之。

由此，我们能了解到赵元任先生为了中国文字的传承可以说是良苦用心，他用一篇96字的奇文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证明了中国汉字是独一无二的，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字。而从我国现如今文字的发展和普通话的普及中，也能够证明赵元任的坚持的确是明智之举。

赵元任一生致力于语言学研究，能够辨认各种细微的语言差别，为中国的语言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人曾这样评价他：“一是他以现代的语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给中国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二是他给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事业培养了一支庞大的队伍。”此论当属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