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迈克尔·伯特里克·林奇

虚假信息被人们在不加警觉和验证的情况下，被轻易当成可靠的知识。

信息不等于知识，知识是可以通过人们共同认可的规则来得到验证的可靠信息。

辉格党（辉格党和托利党）

互联网是一个真相论争的战场，血腥而又混乱。因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知道何为真相”。

林奇特别提出了互联网信息传播中的回音室效应（echoingchamber）。回音室效应指的是意气相投者聚在一起，同声相求，相互反馈，不断互激，因此使人尤其容易放松警觉，轻易盲从。与回音室效应同时发生的是“信息流瀑”（informationcascade）。信息流瀑指的是个人处在一群人当中，有意或无意地接受别人的影响。不管自己有没有想法，都跟着别人学样。所学之样可以是直接模仿，也可以是凭猜测来推断别人的意思。

在情绪联网的时代，同一种观点或情感也一样会因为“比嗓门”而变得越来越激烈和极端。群体社会里一直就存在着非理性的“比嗓门”的现象。

大众传媒的回音室效应会损害多元社会中的民主，因为在民主社会里，公民们应该心智开明、尊重事实、理性思考，认真探索不同的视角。因此，他们必须克服“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倾向，在回音室之外与不同观点者交流。

不同观点的“道”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道”，那就是民主社会的自由言论规范和交往规则。

阿克顿勋爵（LordActon）对历史学家提出的要求：保持一种基督徒和异教徒皆能认可的公正，提供一个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皆可理解的路德，以辉格党和托利党都能接受的语言去描述华盛顿，用法国和德国爱国者都能接受的标准去评判拿破仑。

在互联网时代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存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障碍：理性的碎片化。

林奇提出：“互联网使我们不那么理性了吗？”他忧虑的不只是个人理性，更是公共理性的丧失。公共理性和真相。

康德在《什么是启蒙》（1784年）一文中就曾对私人理性和公共理性做了区分，罗尔斯后来进一步将这一区分确定为多元民主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公共理性要求，在公共言论和事务辩论中，每个人都不应该自说自话，而是必须提供不同道德和政治背景的人们都能接受的可靠而充分的理由。公共理性是一种特别与公共说理有关的理性。

波普尔写道：“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实际上从不打照面，办事的方式是孤独隔离的个人用文字信件或电报互相联系……这样的虚构社会可以称为完全抽象或去个人化的社会。”

波普尔的这段话是他在论述民主、法西斯主义和知识的时候说的，他一生捍卫“开放社会”的理念，而且警告世人，开放社会始终存在着一个危险，那就是社会的抽象或者去个人化。这样的危险当然在不开放的社会中同样存在，但原因有所不同，因此不能混为一谈。林奇认为，互联网时代的美国社会正在证明波普尔的先见之明。

林奇和波普尔都认为，开放社会是一个以自由为基本价值的社会，人们坚持言论和思想的自由，坚持互相理性地平等对待，在说理中互相批评，推动社会进步。

人们能够在互联网上非常容易地找到“谈得来”的朋友，结成“志同道合”的团体，形成一个个隔绝的“部落”。

康德还强调，我们有能力自己思考，作为公民，我们也有义务就事论事地彼此给出理由，“这是因为当我给出理由的时候，我就是把你看成一个思想自由、值得尊重的成年人。因此，即使你真的知道真相，即使你是一位全知的圣人或者像柏拉图一样是哲学家，你也不应该在公众辩论中以此为据。我们应该向对方提供那些诉诸共通人性的理由——人人都能理解的理由”。

在《民主与教育》（DemocracyandEducation）一书里，杜威还指出反省性思维在群体交流中的另一层含义：只是思考，但不表达自己的想法，那不是充分的思考行为。我们需要向他人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样才能让别人充分了解。这时候，思想的力量和缺陷才会显露出来。为了交流，思想必须有所规范，“规范要求我们以别人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的想法。……一个孤独存在的人很难或不能对自己的经验进行反省，也不可能从中总结出清楚明了的意义”。

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在《星期六晚报》上写道，他认为我们需要的是集知识、意志和情感于一体的智慧，而不仅仅是更多的求知渠道。罗素的观点很简单：知识多、智慧少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信息技术以某种方式拓展了我们的认知能力，但其实也阻碍了我们以其他方式获取知识的能力，而这些方式更加复杂，它要求我们：（1）为自己的信念负责；（2）能创造性地掌控和推理信息的整合方式。换句话说，虽然信息技术作用非凡，但它却模糊着一个简单却很重要的事实：知道得越多，不一定懂得越多。

在维特根斯坦的书中读到过这样的描述：一旦一套做法成为你生活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它就不太可能再遭受实质性的批评，人们也很难再认清它的本来面目，这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形式是“必须接受的、给定的东西”。我们再也无法跳脱出去。

人们接连跟帖或发表意见时，就会产生信息瀑布。一旦初始观点形成规模，就会压倒或改变后来的观点。后面的人一般会选择从众，从而抛弃个人判断。

洛克的观点似乎可以总结如下：真正的知识来自我们的亲身观察，或借助我们的记忆、理性推理等来获得。

但是，我们在和谁交谈呢？我们又在倾听谁的声音呢？这就是问题所在。证据表明，我们倾听和诉说的对象仅仅局限于我们的小圈子、小群体和同路人。

福音派人士声称科学其实是另一种宗教：“不只是科学家，每个人在最初进行知识探索时都要用到一些未经证实的公理，它们源于经验或引自其他真理的先验理念。不管起点是什么，都只能用信念支撑……

即使反思的自我发挥了作用，“推理过程”也通常是因果对调：我们倾向于接受那些能够支持我们原有观点的信息（心理学家称之为证实性偏见）。这种倾向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例如，当人们在IQ（智商）测试中得到一个很低的分数时，他们更有可能去阅读那些批评这种测试的科学文章；当他们得分很高时，就更有可能阅读支持这些测试的文章。换句话说，他们更倾向于那些使他们感觉良好的“证据”。这就是海特所说的“摇摆狗”的错觉：认为理性是一条狗尾，摇摆着价值判断之狗.

康德说，启蒙意味着你有勇气去自我思考。这就是康德的口号：敢于认知。

康德对自主思维有着某种程度的担心。但他也指出，我们有能力自己思考，而且我们作为公民也有义务就事论事地彼此给出理由。康德说，这是因为当我给出理由的时候，我就是把你看成了一个思想自由、值得尊重的成年人。因此，即使你真的知道真相，即使你是一位全知的圣人或者像柏拉图一样是哲学之王，你也不应该在公众辩论中以此为据。我们应该向对方提供那些诉诸共通人性的理由——人人都能理解的理由。这就是为什么诉诸科学如此重要，因为科学证据借助了人类的认知能力，比如观察和推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