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体现了社会生态系统结构和演化的复杂性与可持续性。社会生态系统是一种复杂适应系统，其复杂性主要体现为：具有非线性层级结构、具有适应性演化机制和表现出共同进化过程。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则主要表现为自稳定性、自组织性和自适应性等特征。社会生态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维持自己的整体有序结构；能够根据规则调整系统的内部结构，甚至改变规则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界环境，从而使系统突现出新的结构和功能，表现出一种适应性的有序演化过程。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分析为绿色发展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研究进路。

关键词：绿色发展;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性;复杂适应系统

一、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理念

可持续发展概念自1987年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正式提出以来，经由联合国以及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的响应和推动，“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的这一理念迅速得到了世界范围的认可。[1]可持续发展日益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和实践选择，也成为各国政府力图协调人类需求与资源供给，以实现社会、经济、自然系统均衡、永续发展，从而达到全球范围的公平和正义的重要发展战略。绿色发展可以说是我国响应全球可持续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发展理念和中国特色的实践探索。绿色发展传承并发展了人与自然和谐的东方智慧，是一种具有系统整体思想的绿色价值观和生态文明理念。但在实践中，绿色发展也遇到一些巨大的困惑和挑战。例如，“放眼当今中国，既有经济发展的亮眼成绩，也有‘会呼吸的痛’带来的焦虑、‘母亲河的呼喊’引发的担忧。……现实中，少数人还存在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割裂开来的片面认识，视之为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则难免会畸轻畸重、顾此失彼”。[2]马克思曾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绿色发展作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虽然可追溯至中国古代“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但这在理论上是不够的。对绿色发展的理论把握需要在中国古代智慧的基础上，运用现代复杂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困境、以及由社会、经济、自然要素组成的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这样才能为绿色发展的实践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视野和方法论。

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追求与方法论新进路

“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概念和思想可以说是学界对现代以来人类发展困境进行理论反思的结果。人类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需求与渴望最大限度实现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世界范围贫富差距的不断增加，新一轮的全球化问题等迫使人们对主流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早在西欧发达国家产生的绿色运动以及绿党，其影响力延续到现在。特别是，绿党将生态学观点融入其执政理念，充分吸收了当时刚刚兴起的系统论中的整体论（holism）思想，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系统视为一个休戚相关的共同发展整体，强调维护自然系统的完整性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绿色运动开启了人类关注“可持续性”的一种社会运动，那么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1972年的《增长的极限》则从学术研究的层面推动了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对“可持续性”的价值追求。[4]系统科学家梅多斯（D.H.Meadows）等人在《增长的极限》中，运用系统动力学构建了世界模型，并运用World3模型给出了12种模拟场景，描绘了在各种限制情况下，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之间如何相互作用，试图为解决全球性的人类发展困境提出可选择的方案，并极力呼吁通过技术、文化和制度上重大的、具有前瞻性和社会性的创新来避免人类生态足迹的增加超出地球的承载能力，否则世界系统将以上述场景模拟的各种原因发生崩溃，而出现增长的终结。

[5]虽然这一研究结果和提出的主张被一些学者打上了悲观主义的烙印，并遭到各种质疑，但是系统整体论和系统动力学的研究方法则为学者们分析人类可持续的发展问题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理论视野和方法。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呈现出阶段性和多元化特点。瑞典隆德大学国际工业环境经济研究所的梅布拉图（D.Mebratu）从历史发展维度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演变进行了梳理，并将其分为三个历史时期：（1）前斯德哥尔摩时期，包括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前的时期（1972年）。这一阶段的可持续发展概念主要是来源于宗教信仰和传统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经济学和马尔萨斯的“环境极限”理论等。（2）从斯德哥尔摩会议到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WCED）（1972-1987年）。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逐渐受到人们重视，这其中就包括了我们熟悉的罗马俱乐部所做出的努力，而可持续发展概念则是由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在1987年正式提出。（3）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之后（1987-1997年）。在1987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后，最为重要的国际会议当属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这次会议产生了一些主要的国际文件，如“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以及关于荒漠化、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的公约。

[6]2000年9月，147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其他领导人会聚在联合国总部，通过了《联合国千年宣言》，[7]并提出“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实现普及初等教育，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利，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产妇保健，与抗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作斗争，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制订促进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八项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8]成为近十五年全球国际合作的重要指导框架。在2015年9月25-27日，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了《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未来15年可持续发展的17个具体目标，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一些学者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进行了概括。例如，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环境与资源经济学教授贝格（Bergh）和杰伦（Jeroen）认为当前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大致可分为以人类为中心的、保持自然和经济资本的总存量为特征的均衡-新古典主义理论（Equilibrium-Neoclassical）；以保持自然系统的恢复力，促进遗传/生物/生态系统多样性等为特征的生态-进化理论（Ecological-Evolutionary）；基于材料的工业代谢-产品链政策以及综合废物处理、减少、再循环和产品开发等特征的物理-经济理论（Physico-Economic）；维持物理和生物种群及生物多样性，向污染影响最小的能源系统过渡的生物物理-能源理论（Biophysical-Energy）；控制人类对生态系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维持人类系统的物质投入和产出之间平衡的系统-生态理论（Systems-Ecological）；通过操纵生态系统将人类利益与环境质量和功能结合起来的生态工程（EcologicalEngineering）；保持有限的经济和人口规模，在生态系统食物网和生物圈中占有适当的位置，始终考虑人类行动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乘数效应的人类生态学（HumanEcology）等理论观点。

[9]英国赫尔大学商学院的埃斯皮诺萨（A.Espinosa）和独立研究者沃克（J.Walker）认为上述这些理论观点可谓主流的可持续发展理论观点，其研究进路大致可分为“传统方法”和“系统（或整体的）方法”。他们根据这些主流观点是否充分考虑了系统整体因素，将其分为程度不同的五种等级，以判断这些理论属于传统方法还是系统方法。[10]他们认为这些主流方法更多的是考虑社会对生态压力和冲击的应激反应和适应的能力，或者诸如国内生产总值等经济变量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是否能得到维持和改善。也有些管理者认为，可持续发展理念正迫使全球经理人批判性地评估他们的商业实践，以确保其不会为了短期的公司利润而牺牲今世后代的福利。[11]然而，目前关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主流观点都具有一些局限。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勒乐（S.M.Lélé）认为，对贫穷和环境退化问题的不完整认识，以及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可持续性和参与概念的混淆。[12]而一些为了促进经济指标的持续增长而采取的一系列贸易措施，并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因为这些发展模式大多建立在以人类为中心的、线性的、简单性的世界模型基础上，它假设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可以通过人类的完全理性得到控制和预测，并据此设计可持续发展方案和评价标准。

然而，现实世界的混乱性、不确定性、非线性、动态性等特征是人类设计可持续发展战略时无法回避的问题。正是社会生态系统的这种复杂性，使得目前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面临困惑和挑战。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使人类认识到，复杂性问题的解决需要一种系统整体的理论视角，需要一种超越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复杂系统思维，因而更加关注复杂系统中要素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和演化的动力学过程。因此，以复杂性科学的视角分析社会生态系统及其可持续性成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趋势。

三、社会生态系统及其复杂性特征

社会生态系统的概念虽然没有一个统一定义，但学者们普遍都采用了复杂性理论的视角来理解其内涵。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可持续发展和人类住区司环境政策区域顾问盖洛宾等人（G.A.Gallopínetal.）将社会生态系统定义为由生态（或生物物理）要素及其与之相互作用的社会（或人类）要素（子系统）组成的任何系统。它可以是城市的，也可以是农村的，可以在从地方到全球的不同尺度上加以界定。他们认为社会既可以包含于生态系统之中，实现资源的输入与输出；二者也可通过相互作用作为子系统构成更大范围的系统整体，即社会生态系统，强调二者内部之间以及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功能关系。（[9]，p.15）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斯特罗姆（E.Ostrom）认为，社会生态系统是由多个子系统和内部变量在多个层级上组成的，类似于由器官、组织、细胞、蛋白质等组成的有机体。她从公共资源管理的角度提出了社会生态系统的分析框架，认为社会生态系统应包括相互作用的资源系统（Resourcesystem）、管理系统（Governancesystem）、资源单位（Resourceunits）、用户（Users）四个核心子系统。[13]印度德里经济增长研究所的乔普拉（K.Chopra）从方法论和价值观等层次对自然、经济和社会之间的联系的一些方面进行了分析，试图解决一些决策方面的问题。

[14]我们认为，学者们对社会生态系统主要包括社会、经济和自然这三个要素是有共识的。但从复杂性层级观点来看，社会生态系统的要素还应该被看成是一个子系统，本身还包含低层级的组成要素。且各子系统以及要素之间具有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关系，往往形成要素之间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因果链和反馈环，由此构成了系统结构的层级性，功能的突现性，行为的不可预测性等复杂性特征。按照霍兰（J.Holland）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和模型，社会生态系统可以被视为一个由社会、经济、自然三个半自治主体组成的复杂适应系统。在这个复杂适应系统中，社会、经济、自然子系统是一种适应性主体，它们既部分地依赖于其组成部分，又表现出特定主体特性。它们可以通过聚集成类，形成介主体等更高级别的主体，主体具有学习能力和对环境的适应性；通过内部规则以及规则的改变，形成一种动态稳定的层级结构。在社会生态系统演化过程中，当系统内的某些要素的变化超过了系统的承载能力，系统则通过突现机制形成一种新的结构模式。因此，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特征可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社会生态系统具有生成性的层级结构。即社会生态系统是由其低层级的组成元素通过非线性相互作用产生的一种具有层级性和动态性的宏观结构。

例如，森林、湖泊、土壤、植被等要素通过特定的非线性组合形成某个新的整体——某个区域的自然系统，而这个区域的自然系统又作为一个适应性主体，与这个区域的社会系统、经济系统相互作用形成具有特定因果关系的系统，即某区域的社会生态系统。霍兰用瓮模型和马尔科夫矩阵描述了这种具有半自治特性的要素和子系统如何生成更高层级的结构的机制。[15]为我们理解复杂系统的结构复杂性提供了科学的依据。第二，社会生态系统具有适应性的演化机制。即社会生态系统演化的动力来源于子系统及其组成元素之间的受约束的适应性相互作用。因为社会生态系统的元素是一种适应性主体，它们之间、以及与环境之间可以通过学习和反馈来调整自己的适应性，从而适应具有多样性变化的外部环境。这样的适应性循环过程使主体的适应性得到提高，在演化中表现出一种适应性景观。第三，社会生态系统表现出共同进化过程。社会生态系统的演化需要适应环境，但与环境之间更是一种共同进化的关系。社会、经济、自然系统之间在共同进化过程中会形成特定的生态位。而生态位的变化则取决于社会生态系统整体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而发生的系统内部结构的调整。适应性主体的重组等都可以促使新的生态位产生，从而修改甚至替换过时的生态位，使社会生态系统表现出一种共同进化过程。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生态系统可理解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能够产生并维持系统的层级结构，并在演化过程中，能够根据规则调整系统内部结构，甚至改变规则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界环境，表现出适应性的共同进化过程。

四、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

对可持续性的分析近年来成为学界对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对可持续性的定义做了研究。例如，盖洛宾从开放的经济系统与自然资本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在最一般的条件下，任何系统的可持续性都可以用所研究系统的产出的一个不递减的评估函数V(Ot+1)→V(Ot)来表示。社会生态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其行为取决于内部结构并受到外部环境输入的影响。（[9]，p.5）他认为可以将可持续性分为“强可持续性”和“弱可持续性”。“强可持续性”观点认为自然资源是经济生产、消费或福利的基本投入，不能被有形资本或人力资本所取代，这样，任何导致自然资本存量总体减少（特别是低于最低限度）的发展道路都无法持续；“弱可持续性”观点强调了保护生态和生物地球化学的过程的价值，这些过程一旦失去，是无法恢复的，除了某些关键的自然资本外，一些同等价值的人工资本可以取代自然资本。（[9]，pp.14-16）德国理论物理学家和德国全球变化咨询委员前主席斯基勒内哈博（H.J.Schellnhuber）则从控制论的角度，用人类和自然子系统的共同进化来描述社会生态系统的状态轨迹（如图1）。（[9]，p.31；[10]，pp.19-20）他通过由定义自然生态位（N）和人类生态位（H）的变量集合的所有可能值的点所构成的区域，来表示社会生态系统在多维状态空间中的可能状态。

N代表自然子系统的状态（例如全球平均气温，或环境状况的局部综合指数），H代表人类子系统的状态（例如人类文明的发展程度，或当地人类社区的状况）。随着时间的推移，系统的变化可以用这个抽象的状态空间中的轨迹来表示。在这个模型中，交叉阴影部分表示不可能存在人类生命的区域（例如，温度太低或太热而无法维持人类生命）。状态空间还包含一些“灾难性的区域”（catastrophicdomains）和“不能接近的区域”（inaccessibledomains）。其中，灾难性的区域是指在这个区域社会生态系统的质量低于可容忍的水平，并且一旦系统的状态进入该区域，它就会被困在其中。（[9]，p.30）比如一些大的自然灾害之后，由于治理不当所造成的长时间社会不稳定。不可进入的区域指的是从当前或初始状态的任何有意或自发的轨迹无法达到的N和H组成的区域。因此，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意味着人类做出正确决策，避免系统的状态轨迹落入这一灾难性区域。生态学教授霍林（C.S.Holling）从复杂性角度分析了生态系统的恢复力与稳定性及其在管理中的应用。[16]沃克（B.Walker）等人深化了霍林关于生态系统的恢复力的理解，认为社会生态系统的三个属性——恢复力、适应性和可转化性决定了其未来的发展轨迹。

[17]瑞士巴塞尔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项目的克里森（M.Christen）和施密特（S.Schmidt）认为，可持续性的概念存在分歧，他们主张采用元视角，试图构建了一个由基本模块和实际模块组成的可持续性概念的正式框架，即通过规范的正义性原则和整合的描述性原则来解决可持续发展概念的随意性问题。[18]可见，学者们对可持续性问题的不同视角的研究给了我们很多启发。我们认为，从复杂性科学的视角研究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是一个新的进路。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社会生态系统，其可持续性主要表现为系统的自组织性（self-organization）、自适应性（adaptability）和自稳定性（autostability）等特征。系统自组织性是维持系统结构稳定并实现整体功能优化的内部机制。作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首先必须具有开放性，需要保证社会生态系统与外界环境存在开放性的输入和输出关系，正是由于物质、能量、信息源源不断地交换，社会、经济、自然子系统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关系始终处于动态过程中。同时，自组织作用在开放的社会生态系统中广泛存在，例如自然系统的元素通过自组织作用形成较为稳定的自然系统，而自然系统与社会、经济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又是自组织作用从局域到社会生态系统整体的扩展，最终促成了系统功能的整体优化。

系统自适应性是社会、经济、自然子系统共同进化以及增强系统恢复力的主要表现。适应性主体之间、主体以及环境之间存在一个不断进行着的动态的交互作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主体间的学习，以及将外界环境的不确定因素反馈给主体自身，各主体实现了以适应性为基础的共同进化。反过来，子系统之间通过共同进化又产生了更多的能够互相适应的适应性主体。这个共同进化的过程又进一步巩固和稳定了子系统中各元素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主动适应性，从而提高了整个系统的恢复力。系统自稳定性是社会生态系统达到可持续性状态的重要判据。社会生态系统是一个处于动态演化过程中的复杂适应系统，而主体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适应性进化，往往会促使系统演化到混沌的边缘，从而产生新的创造性和可能性，进入稳定域。因此，社会生态系统需要克服来自系统内部的涨落以及外界的扰动，以达到可持续性状态。由于这种系统的稳定性是通过内部机制自组织达到的，因此又可称为适应性自稳定。一旦社会经济的发展超出自然资源的承载阈值时，自然系统就会处于瓦解的危险状态。正如布诺（N.P.Bueno）所说，当SES跨越阈值条件临界点时会失去恢复力，一旦过了临界点，就会改变控制过程的反馈回路的主导地位及其主导极性。

[19]这时系统自稳定性机制将会发挥作用，以保证系统突现到新的结构和功能有序状态。因此，可持续性可谓社会生态系统保持生存和有序发展的一种整体性质和系统价值。社会、经济、自然系统之间具有错综复杂的因果反馈关系，这些适应性主体通过规则重组突现出社会生态系统新的整体序。按照协同学观点，这种整体序源自于序参量对系统施加的影响。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序参量可以说是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由社会、经济、自然子系统之间自组织产生。一旦产生，便会如同“一只无形的手”，对各个子系统产生役使作用，引导社会生态系统整体朝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演化，这是宏观整体对低层次要素的一种下向因果作用。社会、经济、自然子系统之间通过竞争性协同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形成动态稳定的结构，使社会生态系统突现出整体的有序性和可持续性。可以说，可持续性也是社会生态系统整体序的一种价值追求。综上所述，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可持续性的理论分析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建构的一个新视野和新进路，也可为我们的绿色发展实践提供理论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