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生态系统是生态学的重点研究对象，但事实上，当人类占据了食物链顶端之后，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研究就难以脱离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分析。然而，社会生态系统这一概念则突出了人类社会活动与自然生态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对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的比较研究就十分必要。从社会学与生态学的双重视角出发，有利于解释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之间的异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道家重视“道法自然”被动顺应自然规律的“自然观”，变为儒家重视“以人为本”强调人在自然中的能动性的“社会观”。这一本质转向引发了种种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互动转向，从而为我们探究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相似性与差异性提供了原生动力。

一、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相似性

(1)概念抽象与方法论上的相似性

从概念抽象上来看，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有相互交叉的理论内涵。在我国学者研究中，社会生态系统是指:“人类社会系统及其环境系统在特定时空的有机结合。只要有人在其中活动，它们都是某种社会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系统是人类智慧圈的基本功能单元，而智慧圈则是一个极为庞大和复杂精巧的社会生态巨系统，也是社会生态系统的最高层次”①。从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生态系统是由人类社会系统与环境系统有机紧密结合而成。社会系统包含人类活动的一切非自然的因素，而环境系统中的“环境要素即生存环境，则分为无机环境、有机环境和社会环境三个部分”②。自然生态系统的概念最早由坦斯利提出，他认为自然生态系统“在最广泛意义上，不仅包括复杂的有机体，还包括复杂物理因素组成的生物群落环境－生物因子，这个我们所谓的自然生态系统有不同种类与规模”③。并且，自然生态系统还表示为一种“一切和别的一切东西相联系”④。那么，我们从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最基本的概念中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环境要素与自然生态系统有交叉重合之处，而自然生态系统则作为社会系统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主导的人亦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物群落的组成部分。从方法论上来看，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都具有相似的方法论的理论基础。用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是“整体论”的观点，用生态学的角度来说是“系统论”的观点。这种理论之间的联系建立在一个普遍的事实之上，那就是“我们是自然性动物(naturalcreatures)。也就是说我们是居住在富饶且复杂的生物情境关系种的一个动物物种”①。我们受到自然规律的支配，因此，从根本上讲，我们的行为能被生态学的系统论观念所囊括并加以解释。不仅个体如此，上升到群体与更高层面，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具有强烈的相关性与可类比性。这些相关性与联系源自于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相互交叉性，使得这种相关性是有机的相关，而不是生搬硬套地将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类比。

(2)生态系统“阀值”理论研究的印证

目前较为流行的生态系统“弹性理论”以及社会学中“安全阀制度”的理论研究都体现了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中“社会”与“自然”的相似性。在生态系统研究中，“生态系统弹性”是基于系统论与生态系统平衡观念的演变而发展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概念不仅仅能用在自然生态系统之中，也能生动地阐释其在社会系统的发展演变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弹性，即一个系统在经历干扰后不会发生态势转变而是回复到原来稳定状态的能力，是可持续的关键”②。与弹性相关的重要指标是“阈值”。“阈值”通俗的意义就是指系统不同状态之间过渡的一个临界点。阈值的突破可以利用“球－盆模型”加以模拟与解释(图1)③。生态学中的“球－盆模型”是一个解释系统如何在受到干扰从一个平衡进入另一个平衡中去的重要模型。当系统与系统之间转换的焦点———阈值一旦被突破。系统将会改变，任何原有的或是潜在的弹性都不能继续发挥作用。如在太湖水域生态系统的中，磷含量就是系统的一个阈值。因此，解决太湖问题就聚焦于解决突破磷含量阈值带来的问题。

社会系统也存在弹性，社会系统的改变也可以使用“球－盆模型”予以解释。决定社会系统弹性的因素在于社会系统的结构特质。在结构上同质性强烈的社会系统的弹性弱于异质性强烈的社会系统。异质性强烈的社会较容易自下而上地促进社会和谐，而各种社会不安定因素难以产生，即便产生也较为容易被多元文化的社会所吸纳与溶解。社会生态系统不仅仅存在阈值，而且存在一个“安全阀”，这是美国社会学家科塞用以解释社会冲突的正功能时使用的概念。社会冲突理论学派认为，社会安全阀是一种制度。科塞称之为“安全阀制度”。他使用“安全阀制度”用以表示“将敌对感情引向替代对象”④。社会中存在各种矛盾与冲突，冲突能量的集聚有可能破坏社会系统，而安全阀制度正是在社会可控范围内将这种力量与能量的制度化的发泄工具与疏导工具。

笔者认为，在“球－盆系统”中“安全阀”可以作为“阈值”的一个缓冲地带。安全阀具有自我释放压力的能力，使得各种负向指数无法突破“阈值”水平。在社会－生态的复合系统之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会对阈值的突破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作用，进而造成自然生态系统在不同程度上的变化。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社会生态系统是伴随着人的产生而演变的系统。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相似性源于他们之间的结构与特点的相互交叉。自然生态系统的理论也能与社会生态系统问题有机结合，并做出了简洁而明了的解释，有助于解决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问题。但因为社会生态系统远比自然生态系统复杂，所以他们之间仍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因此，在阐释他们的相似性之后，必须分析他们之间的区别，才能更好的寻找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发展规律。

二、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差异性

(1)社会生态系统中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p#分页标题#e#

部分学者在对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定义时，唯一的区别就是系统描述的是“人类与环境的结合”还是“自然生命与环境的结合”。的确，我们不能否认人类与动物间存在的联系与相似性。但是，人类与动物具有很大的区别。早在笛卡尔的二元论中，已经开始强调人的主体性:作为主体的“我”具有完全的特殊性。一切均可怀疑，唯独“我”的纯粹的思维不受质疑。直至胡塞尔的主体间性现象学的诞生，突破了将人与周围各种事物划分成主客体二元，逐步认知到，“我”之外还有另外的主体。然而，就胡塞尔而言，通过移情也只能将人类与人类的主体性相连，而非人类的事物，包括动物以及我们生存的自然环境都被认为是为客体。但无一例外的，他们共同直接或者间接地强调了人作为自然界的主宰者的地位。人与动物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人具有能动性，可以主动积极地改造环境，而不是被动消极地适应环境。人具有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将成为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塑造一个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区别的社会生态系统的重要依据。人从出生开始，逐步通过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而形成自我的观念，从而进一步进行社会交往，并接受社会化的形塑。这一系列的道路与一般动物存在天壤之别。人类存在感性、知性、理性，正是这些独一无二的特性指导着人类主动改造(破坏)、影响着自然生态系统。而有人加入的生态系统则成为社会生态系统。

(2)社会生态系统中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存在

社会生态系统的主要因素是人与其生存环境。而人的生存环境不仅仅是自然的无机和有机环境，还包括了人的社会环境。而社会环境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因素也是社会生态系统区别于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因素。我国学者马世骏曾提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这一概念。“因为社会生态无论是区域生态(城市、乡村、城乡复合体等)还是全球生态(生物圈或生态圈)，都有其自然性、经济性和社会性”①。之前所提到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因素则包含在社会子系统之中。社会子系统、经济子系统、自然子系统并列组成一个复合的生态系统。笔者认为，将经济子系统单独列出且与社会子系统并列，出于以下两个原因。其一，经济子系统为社会子系统提供物质与经济基础，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加深，经济子系统将作为一个单独的子系统存在。其二，经济子系统建立在个体的基础之上，讲求个体的理性选择，这与强调群体性的社会组织有明显的差别。社会子系统中强调社会性因素，而社会性因素又可划分为追求同质性的机械团结与异质性的有机团结。因此，在社会子系统中并不是以个体的理性选择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而是强调社会整体的结构功能最优，在同质性的社会中必要时会牺牲个体以满足群体利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常常被视为与自然并列的人类文化。“文化可以被视为社会环境或社会生态系统”②。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可被视为社会生态系统的一个典型代表，是一个文化系统。在这里，文化范畴更加广阔。人们生活在前人与当今人类创造的文化之中，并受到文化与被文化影响的自然的双重制约。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进一步得出一个结论: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结构与功能两方面。从结构上看，自然界要早于人类社会而存在，但社会生态系统的结构比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更为复杂，这种复杂性不仅仅以人的生物性为基础，更大程度上源自于人的社会文化属性。这与人从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密切相关。社会生态系统的阈值不似自然生态系统那么单一，它包含着种类繁多的因素，这些因素既有社会的，也有自然的。社会生态系统比自然生态系统复杂并不等同与社会生态系统比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更加稳定。因为有人的能动性与文化因素在内，使得“阈值”很容易被突破。从功能上看，因为结构复杂，所以一般而言，社会生态系统的功能远比自然生态系统的功能更复杂，作用范围更加广泛。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人利用系统的复杂功能，主动控制系统本身，以抵制系统的负面效应的出现，但是违背了系统弹性的原理，已有的研究与事实也多次证明控制也可能造成弹性的丧失。所以当系统再无法加以控制，系统变革无法避免时，社会生态系统便会遭到严重的毁灭性打击。而非人的范畴内的自然生态系统中缺乏人的主动控制，各种变化受自然规律的控制，在弹性理论的指导下，有一套良好的自我调节与循环机制，在经历适应性循环转换时表现出较小的冲突性，系统能相对平缓地度过转换期。因此，导致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出现差异的因素主要是人类本身、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以及人所创造的文化。而其差异性表现在基于这些因素之上的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差异。

三、塑造社会生态学学科独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通过比较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我们发现在讨论社会生态系统时，必须研究人类社会行为。而涉及人和人的活动时，我们必然也会将其放入社会生态系统中加以分析。因此，社会科学在完善自身发展道路的时候必然会借鉴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对社会生态系统进行多角度的分析。这似乎也是社会科学一贯分析问题的方法与途径。就中国而言，“文明史早期，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中，天命论思想占统治地位，学者把天命奉为万物的主宰”①。在西方，社会学与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在其发展初期都借用了生物进化论的思想来描述人类社会的发展，但这无疑是将人的自然属性放在了首要位置而造成的结果。在社会科学中后期的发展道路中，通过范式的转换，学者们越来越关注复杂多变的人类社会，意识到仅仅依靠借鉴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与方法是不够的，进而发展了一套与人类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这一“社会人”属性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可是随着生态系统对人的影响日益曾加，人类也慢慢反思人类活动对其生存环境的影响。倾向于作为一门希望涵盖并解释整个人类活动的社会学，追求其自身发展的完整性的学科，又重新与作为自然科学的生态学交好。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是生态学发展与多方面渗透的原因之一。生态学具有社会功能，“表现在科学的认识功能和生产力功能，即理论功能和实践功能”②。这曾经在早期社会学中的整体论观点中得到体现。而且与现行的生态农村，生态城市等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建立密切相关。#p#分页标题#e#

如果说按照自然选择、优胜劣汰的规律而言，生态学帝国主义的产生似乎是学科发展的必然。“生态学”一词在德国生态学家海克尔使用之后，学者们将有机体与其环境纳入到研究范围之中，并逐渐重视加强对人类以及人类社会因素的分析。直至今日，生态学的学科视野与理论方法扩散到多门社会科学之中，而这一趋势被苏联学者归纳为“科学的未来是生态学的综合”③。虽然社会生态学受到生态学与社会学的双重启发，但仍有必要保证其学科的独立性。有学者认为社会生态学即“使用生态观点生态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④。但笔者认为并非仅仅如此，就之前的分析来看，社会生态学的研究对象社会生态系统与生态学的研究对象自然生态系统，既存在相似性又存在差异性。虽然可以使用生态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但这样的分析必然是不全面的。因此，建立一个具有学科独立性的社会生态学具有必要性。

同时，建立一个具有学科独立性的社会生态学也是可能的。社会生态学是一门新兴学科，许多高校的社会学与生态学都对其投入了青睐的目光，这为其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人力支持。同时，在生态学与社会学日趋完善的同时，社会生态学也较为容易从这两者中吸取足够的养分。再者，作为社会生态学的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态系统虽然复杂，但是其组成部的条理还是比较清晰。对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政治子系统、文化子系统的研究能为社会生态学提供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综合领域，利于进一步进行社会生态系统的新的综合性研究。因此，建立独立的社会生态学学科有良好的研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