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选自钱穆先生《中国思想史》。特此摘录，以飨读者。

郭象又曰：

向秀丽（向秀亮）

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则生之行也，岂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见，心不知所以知，俛然而自得矣。

迟速之节，聪明之鉴，或能或否，皆非我也。故捐聪明，弃知虑，魄然忘其所为而任其自动，故万物无动而不逍遥也。（秋水注）

又曰：

足能行而放之，手能执而任之，听耳之所闻，视目之所见，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为其自为，恣其性内而无纤芥于分外，此无为之至易也。（人间世注）

就郭象义，逍遥卽自然，自然卽放任，放任卽无知无为，此岂庄周论逍遥之原旨？其曰「恣其性内」，而郭象实不知性。

大抵郭象就宇宙论立场发挥「自然」涵义，有其透切明快处，然已不及庄、老之深至。及其推及到人生论上来运用「自然」涵义，则更不免过分偏陷。虽亦是推广引伸庄、老之所说，然庄、老实不如郭象之极端。郭象曰：

以其知分，故可与言理也。（秋水注）

此语甚是。人生亦占有大自然中之一分，人生自有人生之理，顺人生之理，亦尽可不害于自然，却不能专就大自然无穷之理来抹杀了人生有限之理。郭象好言理，而仍误于「不知分」。

故郭象言人生，亦处处与庄子违异。庄子言人生，实有他一套细密工夫，亦有他心中所蕲求的一番理想境界，而郭象则把这些工夫与境界都抹杀了。他说：

其理固当，不可逃也。故人之生也，非误生也。生之所有，非妄有也。天地虽大，万物虽多，然吾之所遇适在于是，则虽天地神明，国家圣贤，绝力至知而弗能违也。

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也。凡所不为，弗能为也。其所为，弗能不为也，故付之而自当矣。（德充符注）

此乃成为一种极端的委天顺运的悲观命定论，近于王充，而绝非庄周之本意。庄子在人生消极处不得已处，如死、如恶疾之类。常有此一种说法；然把消极处不得已处一切委付于天于命，正要人在理想可能处积极处下工夫。

若一切委付于自然，只要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而且不可逃，如是则有自然，无人生。有遭遇，无理想。有放任，无工夫。决非庄子本意。

庄子内篇七篇，如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卽观篇题，都知有一番细密工夫，又求能到达一种理想境界，并非纯任自然。何尝如郭象心中所想，一切付之自然而卽当？郭象又曰：

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则一生之内，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动静趣舍，情性知能，凡所有者，凡所无者，凡所为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尔耳，而横生休戚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德充符注）

此处只认有「理」，不认有「我」，乌可谓之「知分」。庄子以不幸之遇推之于命，是谓达观。郭象以一切性情知能都委之于理之自然，实为一种不负责任、不求上进之颓废心理。较之庄周原书，所距不知其几千万里矣。

郭象旣不认人生有工夫，亦不辨人生有境界。其言曰：

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故大鹏之能高，斥鷃之能下，椿木之能长，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为之所能也。

不为而自能，所以为正也。

庄子以大鹏为逍遥，郭象则谓大鹏、斥鷃同一逍遥。依庄子当以大鹏为正，依郭象则大鹏、斥鷃各得其正。并以斥鷃为能下，朝菌为能短，皆决非庄子之意。故曰：

夫以形相对，则太山大于秋毫。若各据其性分，物冥其极，则形大未为有余，形小不为不足。苟各足于其性，则秋毫不独小其小，太山不独大其大矣。

若以性足为大，则天下之足未有过于秋毫也。若性足者非大，则虽太山亦可称小矣。故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太山为小，则天下无大矣。秋毫为大，则天下无小矣。

无小无大，无寿无夭，是以蟪蛄不羡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鷃不贵天池，而荣愿以足。

苟足于天然，而安其性命，故虽天地未足为寿，而与我并生，万物未足为异，而与我同得。则天地之生又何不并，万物之得又何不一哉？（齐物论注）

此段全用庄周语，似应无背于庄周之本旨，而实亦不然。庄周本专就人生言，人之智慧意境有大有小，然人当处其大，不当处其小。以物为譬，则人生当如大鹏，不当效斥鷃。

举人为例，则人当师南郭子綦，不当安于常俗。郭象则谓：斥鷃不羡天池，荣愿已足。则变成「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者，同一自然性足了。

当知小知小言，卽是在人的性分上不够格，故庄子必于人中分出至人、眞人来，必如此之人，始是性足，始是大人，始可谓有得，若斥鷃之人，蟪蛄之人，可悲可怜，庄子方力斥而屡斥之。

大人、至人、真人正与此等小人有异，乌得谓万物未足为异而与我同得？

如然，郭象之擅于文辞，长于言辨，于此等处，宜非不知，此乃郭象之故为曲说，以媚当世之权贵，而博一己之荣宠者。

盖荘周卽是大鹏，郭象卽是斥鷃，内心之惭，亦借以自解嘲。故庄子称藐姑射之神人，而郭象明非之，曰：

此皆寄言耳。夫神人，卽今所谓圣人也。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徒见其戴黄屋，佩玉玺，便谓足以缨绋其心矣。见其历山川，同民事，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岂知至至者之不亏哉？（逍遥游注）

又曰：

夫圣人之心，极两仪之至会，穷万物之妙数，故能体化合变，无往不可。旁礴万物，无物不然。世以乱故求我，我无心也。我苟无心，亦何为不应世哉？

然则，体玄而极妙者，其所以会通万物之性，而陶铸天下之化以成尧、舜之名者，常以不为为之耳。孰弊弊焉，劳神苦思，以事为事，然后能乎？（逍遥游注）

此卽王弼「圣人应物而无累」之说，然郭象说此话时之背景与动机，则大有可议。晋书忠义传：弘农王粹，以贵公子尙主，馆宇甚盛，图庄周于室，广集朝士，使嵇含为之赞，含援笔为吊文，曰：

帝壻王宏远，华池丰屋，广延贤彦，图庄生垂纶之象，记先达辞聘之事，画眞人于刻桷之室，载退士于进趣之堂，可谓托非其所，可吊不可赞也。

又曰：

借玄虚以助溺，引道德以自奖，户咏恬旷之辞，家画老庄之象。

嵇含此文，说出了郭象当时之世态，与郭象之佞心。郭象乃一热中贪鄙之人，当时达官贵人，皆浮慕庄老，郭象慕贵达，故其注庄，腼颜昧心，曲说媚势。

庄子理想境界在「逍逍游」，不得已而始有「人间世」，郭象则只想不离「人间世」而求为「逍遥游」，此已一谬。

庄子以「逍遥游」意境而得「齐物论」智慧，亦以「齐物论」智慧而达「逍遥游」意境，郭象则以「齐物」混同于「逍遥」，于是大鹏、斥鷃同等齐列，是谓再谬。结果郭象自身的品德，大为当时人所鄙耻。

王衍云：「听郭象语，如悬河泻水，往而不竭。」但王衍终为石勒排墙杀却。郭象害了自己人品，还害了他所媚之人之事业，连带害了一世人。若真慕庄子，隐居藐姑射，做一真人，何至如此。

当时传说，郭象注庄窃自向秀。此说亦非无因。向秀与嵇康为友，而难嵇之养生论，有谓：

崇高莫大于富贵，富贵天地之情也，皆先王所重，关之自然，不得相外。（难嵇叔夜养生论）

又曰：

生之为乐，以恩爱相接，天理人伦，燕婉娱心，荣华悦志，滋味以宣五情，声色以达性气，此天理之自然，人之所宜，三王所不易。（同上）

以如此胸襟，如此吐属，而注庄子，眞是可怪。史称向：「为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其实向秀心中何尝有奇趣，向秀笔下亦何来有玄风？

自曹丕、司马昭之徒，为伪尧、舜，为伪周、孔，激起阮籍、嵇康逃离名教，崇扬庄子。阮之言曰：「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嵇之言曰：「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又读庄、老，重增其放。」

此等意气，皆针对当时实际人生之一种反动，与何晏、王弼提倡老子虚无自然，以力排两汉阴阳五行学说之乌烟瘴气，为针对当时流行的天神宇宙观之一种反动，两相会合。

而庄、老道家遂成时髦风尙。于是热中富贵之徒，乃于伪尧舜伪周孔之外，再来做伪庄老。向秀、郭象恃其才辨，为伪庄老文过饰非，岂有不受人誉扬？史称向秀随计入洛，文帝司马昭。

问曰：「闻子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对曰：

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晋书向秀传）

试问眞学庄子的那会说此话？郭象窃其说注庄子有云：

治之由乎不治，为之出乎无为也，取于尧而足，岂借之许由哉？若谓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后得称无为者，此庄、老之谈所以见弃于当涂，当涂者自必于有为之域而不反者，斯之由也。（逍遥游注）

又曰：

若独亢然立乎高山之顶，守一家之偏尙，此故俗中之一物，而为尧之外臣耳。（逍遥游注）

向、郭如此曲学阿世，奖励政治人物放旷不务责任，而尊之曰尧、舜无为，此乃一种伪学。讲思想史，应该注意一种伪思想，此亦孟子所谓「知言」之学也。

今向秀注已失传，而郭象注则与庄子并行，读者对其间异同，不可不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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