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封建社会之土地问题已是老生常谈之事，土地和政权直接挂钩，这意味着很多时候的王朝更替就是起源于土地纠纷。

土地乃政府税收之根基也。国家有土地没耕地之人，土地的作用体现不出来，更何来税收一说。国家有耕田之人而无直接控制的土地，耕田之人又有何用。倘若站在农民角度看问题，其出发点和落脚点便完全不同了。

天朝田亩制度时间（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时间）

19世纪中叶，我国浩荡的为土地抗争的农民运动——太平天国运动如春雨一般席卷东南沿海之地，它既不像义和团运动一般地一味扶清，也不似孙中山革命党般倒清，所发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就像黑暗中的一道曙光，劈开混沌的清朝。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法观点，事物的否定是自身的否定，即一件事物的毁灭必然是从内部的湮灭开始的。《天朝田亩制度》之所以会出现，源头必然是清政府的土地政策出现了问题。

清朝末年，皇室和大地主掌握了全国大部分的土地，原本有田的农民也在沉重的赋役和外来资本主义的冲击之下出卖了田地，部分农民舍得远离家乡，逃避税收。但大部分还是偏安一隅，为了生存，只得依附于大地主之下，无奈剥削实在太重。

为什么事情会发展到如此恶劣的地步，清朝的康乾盛世不是持续了百年之久吗？没错，康乾盛世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盛世，他就像一块遮羞布，掩盖住了满洲统治阶级的腐烂与溃败。

1644年，百年辉煌的大明王朝摇摇欲坠，来自中国东北的清兵大肆入关，踏上神州大地的旗人自然学得中华种种之文化、政治、经济政策，土地政策是满清统治者逃不开的话题。

反清复明绝非小说中的空口号，而是基于清政府对汉民族残忍剥削之下声嘶力竭的怒吼。清朝初年，政府在土地政策上显得不近人情，竟学了英国那边的圈地运动。不同的是，清政府的圈地更加直接、残暴，不像英国人还要支付一定的赔款。

短短的3年时间内，清政府就进行了三次大型的圈地运动，北至呼伦贝尔，南至直隶（今河北），清政府一共掠夺了16.7万公顷，使得成千上万的百姓流离失所，甚至成为满人的家庭奴隶。

清朝前期的圈地政策，体现了游牧民族野蛮的统治意识，这与以往汉人夺权要以上天之名宣示自己的合法性不同，这就构成了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剥削关系，一下倒退到一千多年的三代社会，实在令人震惊。

经过前期无序的掠夺后，清政府也意识到了温和政策的重要性，于是在清朝中期，统治者在土地政策上做出了改变。基于前期的土地买卖活动，全国土地的所有者早已不是广大的劳动人民，也就是说，天下已没有社会底层的个人田。

天下土地分为屯田、庄田、缙绅地主和庶民地主。屯田延续了曹魏时期的战争状态，也分为军屯和民屯；庄田延续了明代的贵族土地制，多为旗人所拥有；而其他的大小地主基本上可以分为公家和私家。

普通老百姓已经完全没有自耕田，他们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佃农。佃农是一份“高危”职业，因为地主的剥削有时候是要比清政府官方的征税标准要高的，尽管清中期已经实行了摊丁入亩政策，地主的荫蔽仍然不容小觑。

满清的阶级矛盾就像巴尔干半岛上的民族主义与宗教纷争一般，当它挤压到一定程度时，爆炸自然而然就诞生了。

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猛然兴起，并且以燎原之势席卷了我国东南沿海的大片地区，这是清政府除外来侵略之外面临的最大的国内危机之一，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运动发起者并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

洪秀全的发家源于西方基督教。19世纪二三十年代，洪秀全开始投身于漫漫无期的科举考试之中却屡试不中，心灰意冷的他选择“在职考研”，一边做起私塾老师，一边继续考科举，无奈资质有限，洪秀全始终中不了。

偶然间，《劝世良言》进入了洪秀全的视线，原有的儒家伦理道德瞬间被抛之脑后，洪秀全坚信“只有基督教才能救百姓”，经过多年的招兵买马、“传道受业”，洪秀全集结了一大帮兄弟，然而人手还是不足，怎么办？发动农民。

要知道宗教信仰再强，那也支撑不了吃不饱的军队，只有发动农民，才会有人马，才会有粮食。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洪秀全一开始集结的人都是士工商之类的人物，而是强调洪秀全需要更多农民。于是，《天朝田亩制度》应运而生。

总的来说，《天朝田亩制度》的主体内容分为三点：

首先，“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即土地公有制。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说法，这是奔着所有制层面去的，从根本上冲击了我国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何尝不是一种跨越时代创举。

其次，“凡田分九等”，即根据土地质量划分等级。首先是集中人力耕耘，将更多的精力投于质量较好的田地中，同时改良质量较差的土地；另外，规定土地质量还有利于合理分配税收，就像隋唐时期的两税法。

再者，“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即人口进行平均分配，保证人人都有田。

从上述观点看来，《天朝田亩制度》完完全全就是一部逆天改命的宣言，它代表了千百年来中国普通小农的心声，那就是简简单单地拥有一块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倾尽一生为别人工作，吃力不讨好。

从某种角度上说，《天朝田亩制度》就是朴素民权思想的体现，在孟子看来是“君舟民水，在”唐太宗看来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孙中山看来是“创建民国，平均地权”，《天朝田亩制度》就像闹钟，它唤醒了受苦农民最真实的渴望。

就像英国学者所说的：“太平天国是一场千百万穷苦农民为了生存，为了追求平等公平，以不惜牺牲的精神发起的革命运动。”而作为起义总纲领的《天朝田亩制度》更是大大延长了太平天国政权的寿命。

无疑，《天朝田亩制度》所蕴含的梦想是中国小农孕育了几千年的结果，利用农民这一弱点，太平天国运动很容易便壮大起来，毕竟没有人会拒绝免费的午餐。这相当于是没有门槛的，只要加入就可以分得一分田地。

我们可以联想到建国初，在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遭遇的三大挫折，无一例外不是计划超越生产力的真实写照。一百年后的中国尚且做不到天下大同，更何况是内外忧患的摇摇欲坠的清政府。

《天朝田亩制度》在初期的实验中的确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但后期由于洪秀全等人的自相残杀，太平天国运动内部发生了势力兼并的情况，这大大影响了政策的实施。同时，清政府不再是孤军作战，外来侵略者也加入了绞杀太平军的行动。

在历史洪流的冲击下，短暂的《天朝田亩制度》随着太平天国的覆灭也化为时间的尘埃之一。

孙中山针对太平天国运动有如下评论：“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此不可谓不精辟。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的起点，实际上和以往我国古代的农民起义运动无差，而洪秀全没有把握好革命的关键。

而清朝的特殊性就在于内外忧患，太平天国运动恰恰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夹击下的畸形农民运动。《天朝田亩制度》是一部美好的乌托邦作品，农民可以在里面找到梦呓般的解放，然而合上这部作品，农民的而生活实际上并没有改变。

的确，《天朝田亩制度》关于天下大同的美好设想对于处于清朝奴役之下的农民来说，恰似雨后逢甘霖，但基于当时的生产力条件和洪秀全农民阶级的限制，《天朝田亩制度》最终还只是沦为恐吓的工具。总的来说，该制度的影响虽巨大却短暂。

参考资料：《天朝田亩制度》《中国通史》《马克思恩格斯怎样看中国》《曾国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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