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情报斗争史上，袁殊正如他的名字一样，是一位极具传奇性的特殊人物，作为中共地下情报人员，他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他以江湖人士的身份加入过青帮，以特务的身份加入过中统和军统，还以“汉奸”的角色加入过汪伪政权。

李士群简介（李士群的最终结局）

他以多重身份打入敌人营垒，将敌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堪称“五重间谍”。

然而由于真真假假的身份，复杂的工作经历，致使其在新中国成立后，遭遇20年的不白之冤，很多同志都对袁殊的身份产生质疑。

1978年10月，袁殊到北京中央组织部递交了要求重新复查自己问题的信函，向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述材料，并且在儿子的陪同下，来到原先工作的单位，当年的老同志接待了他，并且答应替他向有关领导转交要求重新复查他问题的材料。

袁殊担心单位的同志敷衍他，等他走后就把此事给搁置了，于是斩钉截铁地说：“就是把我烧成灰，我也是心向共产党的。”

回到家中后，袁殊继续坚持申述，在他给儿女的信中写道：“监狱里的审讯记录都是我赖以平反的依据……我的事看似复杂，骨子里两个字就能说明问题，政治上我对党问心无愧，这一点我死可瞑目。”

为何袁殊对自己的历史这样自信？源于他对党的忠诚！

袁殊于1911年出生于武汉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其父早年投身革命参加了同盟会，在袁殊尚且年幼时就到上海为革命奔走，袁殊8岁的时候，被母亲带到上海读书，由于经济方面出现问题，于1926年辍学，离开学校。

受家庭氛围影响，袁殊也很早就有了革命的思想，在初入社会后，经朋友介绍，报名参军，在国民革命军一个杂牌军中担任文职干部，主要从事宣传工作。

后来袁殊所在的杂牌军被改编，他从文职被下放到军队，北伐胜利后，大部分战争都有一些军阀混战的性质，袁殊不想把生命浪费在这没有意义的战场上，随即脱离军队，到上海另谋出路。

因为袁殊读过几年书，在部队又从事过宣传工作，因此想要找一份跟文字相关的工作，1928年，袁殊到狂飙社的出版部当一名伙计，狂飙社是以宣传无政府主义立场为宗旨的剧社，思想比较偏激，来此工作的人大多是为了理想，社里没有多少钱，工资待遇也不高。

袁殊在狂飙社工作，有时连温饱都解决不了，为了糊口，擅长写文章的袁殊不得不写文章寄到报社来赚取稿费以补贴生活。

当时的袁殊是一点也看不到机会，然而正在此时却遇到一个机遇，他表姐经常带一位叫马景星的女同学来看他们表演，马景星是富商家庭，十分有钱，看袁殊一表人才也心生好感，在表姐的撮合下，两个人很快坠入爱河。

在很多人看来，袁殊大可凭借这个机会吃一辈子软饭，但是袁殊却硬把软饭“硬吃”，他让马景星弄点钱，两个人一块到日本留学，袁殊学习新闻学，马景星学习艺术。

袁殊在日本留学一年后就因没有钱而于1930年夏返回国内，回到上海后，加入了马彦祥和洪琛的联合剧社。

袁殊在上海本想再筹钱去日本学习，但是朋友都劝他不要去了，有那个钱不如做点事情。

想来也对，他因此就决定在上海办一份报纸，从马景星那里筹集500元作为初始资金，在1931年3月创办周刊小报《文艺新闻》。

袁殊创办这份报纸的初衷是希望可以扫除新闻界的腐败客观报道，尽量把真实的内容告诉老百姓。

当时恰逢中共宣传部新增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指导全国高级的社会科学的团体，杂志及编辑公开发行的各种刊物书籍”。

潘汉年当选文委书记，于1930年3月2日在鲁迅的支持下成立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1931年1月中下旬，在左联召开集会时，被国民党与租界工部局联合，共逮捕共产党及革命群众35人，其中有23人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被杀害的左联相关的5人被称为“左联五烈士”。

此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并未向社会公布这个事情，打算对公众隐瞒真相，共产党方面决定利用“左联五烈士”事件来批判国民党的反动政策，然而当时所有的报社都不愿或不敢刊载这个报道，后来左联党团书记冯雪峰经他人介绍，找到刚刚创办《文艺新闻》的袁殊，询问袁殊能否登载此新闻。

本来冯雪峰没有抱着太大的希望，但是袁殊却当即表示，只要客观事实都可以报道，这让冯雪峰大喜过望，当即将“左联五烈士”的资料交给了袁殊。

文章经过袁殊的操刀，尽量避免当局的审查，在《文艺新闻》第2期、第5期中，关于“左联五烈士”被害的信息相继披露出来，《文艺新闻》成为第一个报道“左联五烈士”的报纸，在上海引发极大的轰动。

对于袁殊的胆大爱国的情怀，让冯雪峰十分感动，于是争取他为“左联”工作，袁殊欣然同意，《文艺新闻》就成了左联的外围刊物之一，左联的一些成员也来帮助袁殊办报，夏衍还时常在《文艺新闻》上发表作品，再加上刊登了鲁迅等人的文章，报刊销量大增，影响也越来越大。

袁殊在遇到共产党之前一事无成，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很快成长起来，于是他想要更进一步地加入共产党，为党做事。

1931年6月，袁殊提出入党申请，10月份潘汉年和王子春与袁殊谈话后，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在没有宣誓仪式的情况下，秘密同意袁殊加入中国共产党。

潘汉年

袁殊能够在这个时候申请入党，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在当年4月份，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被捕叛变，根据顾顺章为敌人交待的情报，中共在上海经营多年的情报网被破坏。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情报工作机构重组，新设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潘汉年负责情报科。

袁殊在提交入党时，正是中共情报系统遭到重创，急需新的情报人员重新打入国民党系统之时。

根据情报斗争的需要，潘汉年决定将他调到情报战线工作，当时潘汉年对他交代说：“你加入的是秘密前委组织，普通组织成员是不知道你的身份的，你的工作是保卫党的组织，今后要渐渐退去红色，伪装成灰色小市民，寻机打入敌人内部。”

鉴于袁殊之前在《文艺新闻》这样拥有左翼色彩的报社工作，潘汉年让其放掉这份工作，并且告诉袁殊：“一个共产党员要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党的事业，除了生命，还有更难的，是要毁掉自己的名誉……我们就是要做这样的无名英雄。”

潘汉年指定王子春为袁殊的单线联系人，不横向与任何人发生关系，初涉情报工作的袁殊没有任何经验，王子春便手把手地教给他，经过两个多月的正式训练，袁殊掌握了很多情报特工所需要的基本技能，然后开始准备打入到敌人内部。

袁殊的表兄贾伯涛是由袁殊的父亲推荐到黄埔军校学习的，之前由于思想不一样，袁殊从未和这位表兄来往，然而为了打入敌人内部，袁殊不得不低下头，让贾伯涛帮忙找一份工作。

贾伯涛碍于情面，就把袁殊介绍给了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在写简历的时候，袁殊写道：“厌倦了左倾活动，想过安稳日子”，然后投给了吴醒亚。

吴醒亚是老同盟会的会员，也是CC系的元老，还在青帮中拥有很高的辈分，在1932年刚调到上海担任社会局局长，当时正是用人之际。

吴醒亚与袁殊会面后，对袁殊很满意，就将他编入到社会局的情报小组工作，吴醒亚之所以会启用袁殊，除了贾伯涛的关系外，袁殊写的材料在他看来足够坦承，另一方面吴醒亚当初到上海谋出路的时候，也曾与袁殊的父亲有过交集。

可以说，袁殊复杂的社会关系，使得他轻而易举地打入到敌人的内部，当时吴醒亚让袁殊打探社会消息。

投入新的工作后，袁殊严格遵守组织的纪律，开始有意疏远《文艺新闻》，经常不去上班，引起同事们的不满，跟他一块办报的好友楼适夷就很不满，并且向潘汉年和冯雪峰报告说：“袁殊近来不热心办报，整天到处乱跑……”

潘汉年明知袁殊的事情，却不能告诉楼适夷，只得敷衍说：“你不要听别人乱说。”

由于袁殊开始全身心投入到情报工作当中，左联也很快发展壮大，《文艺新闻》的历史使命结束，很快停刊，跟袁殊一块创业的朋友都十分不解，都认为是袁殊的原因导致报刊停刊。

他们认为袁殊是在当局的监管下害怕了，开始向敌人委曲求全，开始疏远他，袁殊百口难辩，面对挚友楼适夷的质问，袁殊也只有暗示说：“今后我很可能在社会上搞得身败名裂，但别忘了，我们仍是好朋友。”

1933年，吴醒亚成立了CC系秘密小派别“干社”，与之对应的则是戴笠的“复兴社”，都是国民党成立的反共情报组织。

袁殊被任命为“干社”情报股股长，担任行动股股长的就是李士群，李士群早年曾参加过共产党，被捕后公开背叛革命，一直是党的叛徒，在“干社”当中，袁殊又和丁默邨等人有接触，为其日后打入汪伪政权埋下政治资本。

李士群

为了开展工作，袁殊以开展工作为由从吴醒亚那里搞了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到新声通讯社当记者，这个通讯社倒不是很厉害，但是记者的身份可以活动的空间比较大，袁殊因此可以经常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了解国民党政府的内幕消息。

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处于日本的侵略危机当中，整个中国的情报界开始有倾向性地获取日本的情报，作为新声通讯社记者，袁殊经常到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去寻找关系套取情报，并逐渐与领事馆的人员建立了关系。

因为袁殊曾留学过日本，日语说得特别棒，当时日本领事馆的外交官岩井英一跟袁殊交谈几次后，认为袁殊这个人有点能耐，决定与袁殊达成交换情报的约定，袁殊因此享受日本外务省给的情报经费。

岩井英一比袁殊大了几岁，从中学毕业后就来到上海一所日本政府利用庚子退款建立的一所书院读书，也是日本为培养将来获取中国情报人才的地方，岩井英一毕业后，就留在上海领事馆任职，负责从事情报工作。

袁殊通过将一些未能发表的报纸通讯和自己收集的情报分享给岩井英一，大获好感，岩井英一则将日本领事馆要发表的新闻提前发给袁殊。

岩井英一还主动邀请袁殊到日本，实际上是为了给他提供会见日本政府情报机要的机会，到此时，袁殊已经成为中共、国民党CC系、日本外务省三方的间谍。

为了扩大自己的关系网，袁殊通过朋友关系，拜青帮和洪门辈分高的人为师，这样就可以利用江湖中的人脉为自己所用。

袁殊很快在情报界混得如鱼得水，他曾号召包括自己在内的10名新闻工作者换帖，称为“新闻十兄弟”，将各方面的新闻记者汇聚一堂，交换情报。

岩井英一与袁殊

虽然袁殊的情报工作搞得风生水起，但是在大环境下，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局面已经难以维持，后来不得不撤退到中央苏区，中央红军也于1935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进行战略转移。

袁殊因此与组织失去联系，在失去联系前，他曾两次在约定的地点见不到联络人，不得已违反组织纪律去找曾在左联系统工作时认识的夏衍，请求将自己写给组织的一封信交到组织那里，以便从新安排工作。

夏衍本来要以不便横向联系为由拒绝袁殊的请求，但是考虑到特殊的情况，就将他的信转交给蔡叔厚，蔡叔厚的工作关系当时也转到第三国际，负责对日情报工作，于是蔡叔厚就将袁殊的工作关系转到第三国际，按照纪律，袁殊必须将中共的关系全部中断。

因此，不久之后中央特科派来与袁殊联络的刘长胜来晚一步，只得无功而返。

1935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华尔顿的英文秘书陆海防派自己的弟弟陆独步到武汉去执行任务，被军统特务逮捕，军统特务随即诱捕了陆海防，经过严刑拷打陆海防随即叛变交待，供出了华尔顿。

因为华尔顿是外国人，被捕后一句话也没有说，国民党也不知道他的真正身份，于是就以“怪西人案”相称。

军统在对华尔顿搜身时，搜到一张记有袁殊名字的纸条，军统立即将其逮捕，袁殊虽然不愿承认，但是在被捕交通员的指认下，不得不承认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

对于一般的共产党，军统特务的手段向来狠辣，但是对于袁殊，他们却未敢动大刑，因为袁殊不是普通的中共特工，还是中统的情报人员，当时军统与中统虽有争执，但还没有撕破脸皮。

更为棘手的地方是，袁殊还是日本外务省的情报人员。

考虑到这些，军统当局实施了软硬兼施甚至恐吓的手段，袁殊担心牵连家人，不得不供述了自己所认识的共产党，就是左联的夏衍。

对于这个交待，军统当然不买账，首先，袁殊不可能只认识一个共产党；其次，夏衍在租界里，根本无法大张旗鼓地进行抓捕。

对此，袁殊解释说，由于顾顺章叛变，他已经与中央特科方面失去联系，只有左联方面能够联系上，由于多年来工作调动，能够联系上的也只有夏衍，如此说来，倒也是实情，军统因此相信了袁殊。

对于夏衍，军统决定利用袁殊的关系到诱捕夏衍，让袁殊将夏衍诱骗出租界，然后再将其抓捕。

在军统的威胁下，袁殊托人将自己的亲笔信交给夏衍，约在租界外的一个咖啡馆见面，夏衍收到信后，立即动身赴约，走到一半发现蹊跷，于是紧急躲了起来。

其实袁殊供出夏衍是有原因的，之前他违反组织纪律三番五次找夏衍的时候，夏衍已经警告过他，不能再次违背纪律。

另一方面，当时袁殊已经在为共产国际做事，跟夏衍没有工作上的交集，因此走到一半，再想到出了租界肯定不安全，所以才没有赴约。

由于夏衍还没有出租界，国民党特务抓捕起来很困难，诱捕计划因此失败。

没有抓到夏衍，军统就问经常与袁殊在一起的女人是谁，袁殊就说是女明星王莹，军统很快将王莹逮捕，王莹虽然在1930年入党，但是并没有公开身份，袁殊也一再强调她不是共产党。

王莹

军统考虑到王莹是公众人物，为了不引起麻烦，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关押两周后就放了出去。

袁殊被捕后，又出卖了夏衍，搞得蔡叔厚十分被动，他担心袁殊在牢中吃不住，把大家全交待出去，于是打算不惜一切代价把袁殊救出去，当时日本正在华北制造事端，蔡叔厚于是向日本方面散播袁殊被捕的消息，当时日本报纸刊登袁殊是因为亲日言论被捕的，日本方面当即出头让国民党释放袁殊，为了不给日本人留下口实，军统在压力之下，只得让袁殊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

袁殊在自首信中写道：“自己从事共产党的秘密情报工作，现在中日两国问题是抗日问题，希望蒋先生领导全国抗日。”

最后国民党当局判其两年零九个月的刑期，经减刑后，在武汉反省院待了8个月后就被保释出去了。

袁殊被捕后自首一案十分特殊，从情节上来说，他有被捕后出卖组织人员的嫌疑，但是从后果上来说，他选择性了出卖不容易抓捕的夏衍，并且没有导致组织的破坏或者是相关人员的逮捕定罪。

按照我党的组织原则，不管造没造成严重后果，只要出卖同志就等同叛党，不会再启用。

1936年5月袁殊被释放后，想要重新找到党组织，但是他自首叛变出卖党内同志的事情给共产党留下了极坏的印象，早就已经开除了他的党籍，并且将袁殊以往接触过的人全部与其断绝关系，潘汉年甚至一度怀疑袁殊是多面间谍，为各个势力出卖情报，并不是真心为共产党做事。

在这样的情况下，袁殊却并没有气馁，一直寻找党组织，经过亲共党外人士孙士毅的斡旋，潘汉年派以前与袁殊有交往的冯雪峰与他进行了谈话，为慎重起见，潘汉年对袁殊采取了既不信任也不排斥的态度，允许其以后继续为党工作，但是不告诉他党内的机密，也没有解决他的组织关系。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

没有情报关系，袁殊也无法开展工作，因此向组织提出前去日本进修，冯雪峰想办法给了他一笔经费，袁殊又找到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的情报人员，提出去日本的要求，日本人认为袁殊被捕是因为亲日，当即同意袁殊的请求，还提供一部分路费。

在袁殊出发之前，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的人嘱咐他到日本去找已经调回国内的岩井英一，袁殊到日本后，进入一所学校读书，同时结识了一批政界的人士，在当时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时，为了开启全面侵华，日本正在大量扶持亲日的中国人，以为以后的侵华做铺垫。

1937年4月，袁殊返回国内，尽管由于夏衍的意见，袁殊未能回到共产党的情报关系，但是他并不着急，他认为只要自己有价值，就能为党和国家做贡献。

1937年6月，潘汉年在上海担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为获取日本的情报，力排众议重新启用了袁殊，并且使得袁殊成为潘汉年单线联系的直属情报员，不与任何其他共产党人产生横向联系。

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二次合作局面逐渐形成，有一天戴笠突然到袁殊妻子马景星的家里，让袁殊第二天九点去面谈，留下地址后就走了。

袁殊知道后感觉奇怪，将此事报告给了潘汉年，潘汉年分析是戴笠想要从袁殊那里获得什么情报，告诉袁殊，如果有机会就趁机打入军统。

袁殊与戴笠见面后，戴笠就开门见山，想要拉拢袁殊为其做事。

原来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形势急转直下，中央军已经开始向大后方撤退，戴笠受蒋介石的命令，开始布置潜伏人员，急需有日本情报的人，经杜月笙提醒，才想起军统曾经抓捕过的袁殊有日本背景，还曾到日本留学，于是决定招纳到麾下。

戴笠询问袁殊现在靠什么生活，袁殊回答“靠老婆生活。”

戴笠就让他给自己做事，袁殊询问工作内容，戴笠直接说：“留日学生不做抗日工作做什么？”

戴笠很快向袁殊交待了两方面的具体工作，一方面是尽可能地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传递给军统，另一方面是将来时局无论怎样变化都要坚持留在上海。

于是袁殊顺利成为军统的情报人员，直接被戴笠委任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从事秘密地下抗日斗争。

当时日本增兵上海人数已经将近20万人，企图迅速进入苏州河一线消灭上海北部中国守军，为配合守军打击侵略者，袁殊伪装成日本留学生，冒着生命危险亲临日军阵地侦察。

由于其能够说一嘴流利的日语，又有日本外务省的身份加持，可以在日军阵地自由出入，很快将日军的排兵布阵情况汇报给了中方，因此为上海抗战立下大功。

然而1937年11月，日本占领了除租界外的上海所有地区，12月份潘汉年奉命撤离到香港，袁殊与潘汉年的联系减少，袁殊主要为国民党军统工作。

汪伪政权建立后，其扶持的特务机构“76号特工总部”在李士群等叛徒的率领下，与军统展开激烈对战。

由于“76号”占据地利，又有日本人的支持，先后逮捕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和陈恭澍，给军统造成重大破坏，袁殊所做工作意义也不是很大。

1938年春，岩井英一担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并且继续从事情报工作，很快开始拉拢袁殊，岩井英一决定建一个新的政党，以掣肘汪精卫的在伪政权中的主导地位，汪伪76号发现袁殊和岩井英一的事情，周佛海果断命令丁默邨将其逮捕，并要杀了袁殊，但是李士群不同意，争执不下就将袁殊拘禁了起来。

丁默邨与李士群

岩井英一发现后，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袁殊捞了出来，袁殊因此躲过一劫，在此期间一直为日本人做事，协助岩井英一组建新党的工作。

袁殊起草多份文件作为新党的理论纲领文件，一度组建了一个能动员40余万人的政党，对汪伪政权产生极大的威胁，后来汪精卫不得不与岩井英一谈判，以岩井英一解散新党为前提，可以允许袁殊、陈孚木等人进入汪伪高层。

袁殊通过周佛海的拨款，成立新中国报编译社，自己担任社长，于1940年11月创办《新中国报》，主要报道日本的东亚圣战以及清乡成绩。

在1941年12月，推出《新中国晚报》，主要发表对于重庆问题的社论，也算是公开的情报机关，很多文章直接被岩井英一拿去做研究。

在1942年8月，将新中国报系统的月刊《杂志》复刊，主要刊登一些生活文化类的刊物，比如张爱玲就经常在上面发一些文章。

袁殊在工作上能够开展得如此顺利，很大程度上是潘汉年的领导完成的，当时党内很多同志都不信任袁殊，只有潘汉年认为当前斗争形势困难，必须把个人荣辱放在一边。

为了帮助袁殊建设新党和杂志，经党中央研究批准，从香港、桂林、延安等地抽调很多人员到上海协助袁殊工作，一时间岩井公馆直接成了共产党的据点。

岩井公馆

潘汉年考虑到军统是一个重要的后手，不能为了打入汪伪而彻底与军统割断联系，因此潘汉年让袁殊给戴笠写了一封亲笔信，就说自己当汉奸是因为王天木的出卖，致使被日本人抓获，不得已与日本人“合作”，并且告诉戴笠此举是“深入日本关西，交换和平一件”，戴笠见到信后，还勉励袁殊继续为军统效劳。

就这样，潘汉年借助袁殊，在上海打着日本人的旗号，设立了一个合法据点，在敌人眼皮底下安插进我党情报人员和电台，而日本人却被蒙在鼓中。

袁殊进入汪伪政权高层后，不断向潘汉年提供情报，潘汉年也利用这个据点，化名“胡先生”经常到上海与日本人周旋，李士群、丁默邨等人很快搞清楚了潘汉年就在岩井公馆，岩井英一自然能够猜测到潘汉年就是共产党人，但是他为了获取情报，并没有戳破这层关系。

潘汉年还对岩井英一表示愿意在香港协助情报工作，而岩井英一还付给潘汉年一大笔经费，从而使得潘汉年可以在上海和香港之间来往，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战略情报，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942年初，袁殊曾作为“兴亚建国运动本部”的代表，应邀到日本访问，与日本熟悉的外务省高官野春吉三郎谈话时得知，当前日本正在准备诱降蒋介石，建立一个以日本国为主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军本部已确立了南进的战略部署。

袁殊经过判断分析，认为日军一定会南进，随后报告给潘汉年，潘汉年又将这一情报报告给延安，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军来势汹汹，苏联前期准备不充分，节节败退，而在远东的几十万兵力要防守日本关东军不敢动，在有了中国方面的确切情报后，得知日本即将南进，果断将几十万兵力调往西线，应对来势汹汹的德军。

由于国民党方面始终搞不清楚袁殊的身份，曾命令在上海的情报系统调查他的真实身份，1941年中统的孔祥熙在上海的情报员密电得知袁殊虽为中统和军统服务过，然而实际上还是为共产党服务。

但军统方面一直没有搞清楚袁殊的真实身份，以至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戴笠接收上海之前就先派人委任袁殊为军统上海站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

戴笠到达上海后，也要亲自接见袁殊，袁殊担心暴露，并未露面，于1945年10月，在上海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与一直潜伏在汪伪政权的几名同志一块撤退到苏北华中局驻地，受到了陈毅等人的热情款待。

在这里他还见到了左翼文化界的老朋友楼适夷等人，他潜伏在敌后14年，被人误解，却不能跟任何人述说，此时终于回到组织的怀抱，内心十分激动。

在解放区的几个月里，袁殊总结白区工作经验，将汪伪、日特、军统的内部材料，然而考虑到袁殊的特殊身份，担任华中局组织部部长的曾山建议袁殊对外以曾达斋的名字重新入党，秘密党员时期的党龄以后再算。

关于袁殊的下落自此成谜，当时南京一家小报刊登了一份“袁殊病逝”的消息，自此彻底消失，1946年初，军统的人还曾到苏州袁殊的家里去抄家，袁殊的妻子抱着儿子跑回了上海。

此后，袁殊随新四军北撤到山东，后调到烟台参加新解放区城市建设工作。

作为潜伏敌人内部14年的特工，他在抓捕军统潜伏特务时尤其擅长。

1947年7月，袁殊随李一氓到大连工作，在后方从事后勤保障工作，由于精通日语，他协助医疗机构雇佣日本的药剂师，制造注射针剂，还介绍日本的一名博士帮助我方研制生产炸药，极大了保障了后勤的供应。

新中国成立后，正当袁殊想要为中国的情报事业增添助力时，却因为身份复杂遭受质疑，在狱中度过20余年。

然而袁殊出狱后坚持申述，曾向有关领导同志表示：“就是把我烧成灰，我也是心向共产党的。”

直到1982年10月，党中央在彻底梳理完袁殊的事迹后，决定恢复他的名誉和党籍，批准他从国家安全部离休。

1987年11月14日，袁殊不慎骨折，在几天后肺部感染发炎，于26日深夜病逝，终年76岁。

在袁殊下葬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他的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他生是党的战士，死是党的传说。

深入敌后潜伏，不被信任，就如风筝一样飘在空中，然而他的信仰就如那根线，永远指引着他，从来不曾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