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洪昌整理

余在整理四野44军（七纵）157师军史资料时，翻阅原东北军中共地下党史及东北军学兵队简史，发现有五位157师师团级干部都来自东北军学兵队。他们是：157师副政委于英川；157师副师长邢城；157师471团团长王景义；157师469团副团长白洁；157师后勤部部长于小工。他们共同参与和见证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十年后他们又汇集在四野157师共同经历了辽沈、平津大战役大决战。现特汇集东北军学兵队简史，以纪念我们的前辈。

应德田字（应德田简介）

东北军学兵队简史

东北军学兵队是张学良将军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后，为培训东北军抗日骨干而建立的。学兵队于一九三六年八月组成,九月在西安正式成立。大多数学员是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通过北平地下党组织招收的进步青年，其中大部是民先队员，也有一些共产党员。学兵队成立后，立即建立起秘密党支部和党总支，在东工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党的工作，积极发展党员，党员人数发展到二百人左右，成为党在东北军的一支重要力量，对东北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九三七年五月，学兵队被蒋介石勒令解散。党组织根据当时的形势和需要，将有条件在东北军工作的同志，分散到东北军各部队，继续坚持工作，其余同志分配到华北等地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绝大多数学兵队员，在党的领导下，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有些同志英勇牺牲、许多同志后来成为党、政、军各条战线上的骨干。事实证明了东北军学兵队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党为了争取和改造东北军而组织领导的一支革命力量，是党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利用公开合法的形式,在国民党统治区大批培训革命干部的一次成功的尝试，为改造国民党军队成为抗日武装力量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一、学兵队成立的历史背景和经过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军统帅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不抵抗命令(铣电)，葬送了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一九三三年日寇又侵占了热河省，一九三五年又发动了“华北事变”,妄图吞并全中国。当时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年十二月，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爆发了“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立即掀起全国人民抗日运动新高潮，但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于不顾，顽固地执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一面残酷镇压抗日爱国运动,一面调集大军,围剿长征北上的抗日红军。一九三五年九月，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总司令,东北军成了“剿共”的先锋。从一九三五年九月到十一月,东北军同红军在崂山、榆林桥、直罗镇交战中，连续被歼灭近三个师,损兵折将,伤亡惨重，这使东北军官兵极为震惊。南京政府不但不予补充，反而乘机将被歼灭师的番号取消,扣发军饷,使东北军上下官兵极为气愤。自从东北沦亡以来，几十万东北军民流亡关内，受到种种压迫和岐视，进入西北以来，更是备受流离颠沛之苦。残酷的事实，使东北军广大官兵逐渐认识到:红军是消灭不了的，如果要再打下去，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就更难实现了。因而厌恶内战、抗日复土的情绪普遍高涨。张学良一九三三年被迫下野，到德、意出国考察，以为法西斯可以救中国，幻想通过执行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实现其收复东北的愿望。然而，事实使他失望了。转尔采取劝蒋改变国策，也遭到蒋多次严斥拒绝，使他处于深深地苦闷之中，在东北军广大官兵要求抗日复土的情绪影响下，在全国抗日高涨和东北爱国民主人士的推动下，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张学良开始认真考虑寻求新的出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党中央确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战线政策。一九三六年一月,毛泽东、周恩来等二十名党和红军领导人联名发表《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申明党的主张，表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首先停战，联合抗日。同时党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从各方面加强争取东北军的工作，并派中央特派员朱理治同志到西安直接领导。长期在东北军中做党的工作的刘澜波等同志根据实际情况，顶住要兵不要官的“左”倾兵运工作的压力，积极开展争取中上层军官同情抗日救亡，保护进步人士的工作,为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东北军做出了有效的成绩。党还应张学良之请,派刘鼎同志为代表在张学良身边做联络工作，对促进张学良联共抗日作了积极贡献。红军在前线，发动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的强大政治宣传攻势，深深地打动前线官兵抗日复土的心情，大大地改进了东北军同红军和群众的关系。红军执行了正确的俘虏政策，提高了被俘官兵的政治觉悟，释放后成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使东北军广大官兵认识到红军是抗日的中坚力量。被俘的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在党的政策的号召下，主动要求回东北军说服张学良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起到了桥梁作用。遂有一九三六年二月间李克农先后与王以哲、张学良会谈，达成局部停战协定。同年四月九日，周恩来同张学良在延安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这次会谈，对于促进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伟大的成功。由于张学良思想上的逐渐转变，采取了培训抗日骨干组织抗日力量的步骤。一九三六年一月间，进步军官陈大章团长在北京招收了百名进步青年(内有一批党员),在西峰镇组成学兵队,得到了张学良的支持;四月，进步军官万毅团长也招收了近廿名进步学生(内有一批党员),在卫曲镇开办军士连。六月间,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王曲还举办了以联合抗日为目的的三期军官训练班，选择团以下连以上军官参加。九月，张学良还组织了“抗日同志会”，自任会长,吸收拥护抗日骨干分子参加，作为抗日核心组织。

一九三六年二月，张学良以东北大学校长名义邀请学生代表宋黎、韩永赞、马绍周等三人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为中心，就北平学生运动、东北大学和东北军的前途等问题作了五次长谈。三月间，张学良密召宋黎到洛川,要宋以秘书身份到前线考察部队情况。宋黎了解到东北军官兵虽有强烈抗日的愿望，但对“攘外安内”的祸国政策还认识不清,旧习气较重，营连军官数量少，政治素质也差，不能适应抗日的需要。根据这一情况向张学良建议办陆军学校，培养中下级抗日军官。苗勃然也提出了类似建议。五月间，北方局决定在东北军中成立党的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东北军中地下党的工作。宋黎向刘澜波汇报了向张学良提出办陆军学校的建议，刘澜波非常赞成这个建议,认为这是党在东北军中开展工作的一条重要途径，要宋再给张学良写信，详述办军校的建议。七月初，张学良找宋黎谈办军校问题，宋讲了办个千人规模的陆军学校的意见，得到张学良的赞同，考虑到办陆军学校南京不会允许，但学生学当兵总是可以的，办个学生队放在卫队二营(以后通称学兵队)。当即责成宋和参秘室主任应德田、参谋孙铭久具体筹办。学兵队于是就很快成立起来了。东工委委托宋黎负责领导学兵队党的工作。

二、学兵队学员的来源和组织编制

一九三六年八月,通过北平地下党招收的学员,大多数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大、中学生，不少是“民先”队员，一部分是社会进步青年，少数是身份暴露不宜继续在北平工作的党员，初期先后转来党员关系的约有二十多名。

第一批学员一百一十多人，由赵天野带队，八月下旬从北平西站登上三节军用闷罐车，车上虽然拥挤闷热，但大家情绪很好,一路上畅谈国家大事,高唱救亡歌曲，气氛十分热烈。到西安后，由队附于维哲到车站接待，带到浴池洗澡、推光头、换军装，住在西安东城门内楼，编为一队，后改为一连。这批学员中的党员有高翔(郭峰)、任志远、张折、侯晓岚,李震(谢克东)、刁向坚、刘景希(谷牧)、张岗、王一平、王克奎(乔晓光)等。先成立临时支部，郭峰任支部书记，郭峰调五十三军后，成立了正式支部、支部书记是张折，后是任志远。

第二批一百多人，也是赵天野带队，于十月下旬到西安。他们同第一批学员一样，一路上高唱抗日救亡歌曲，并在火车上举行了纪念鲁迅逝世的活动。到西安后，也是洗澡、推光头、换军衣，住在东城门外楼，编为四连。这批学员中的党员有吴山、张勉、李正南、袁直心(袁心纯)、程容、林山复(凌旺)、刘克宏、金铎(金铁群)、王晓星、丁光(汤丁光)等。支部书记是张勉。这时由于党员逐渐增多，为加强领导成立了总支，下属三个支部(含军官支部)。

十一月间,关时润、吴铎去北平招收第三批学员，经地下党介绍，招收到二百多人。因为国民党发现东北军学兵队招收学员，迟迟不给调拨车皮，不久，西安事变发生，军车停开，他们于是自己买票，改由同蒲线西行。车到韩城时，被冯钦哉部阻留，不准去西安,这批人就分散了,有的辗转去延安,有的返回北平，只有少数人到了西安，参加了学兵队。

三连成立于西安事变前不久,人数约有六十余人。最先到达的是九名广东青年学生，原拟去延安，经组织决定留在学兵队。以后又陆续从上海、河南、山西武汉、西安等地来了几十人，这个连住在平民新房，这批学员中的党员有赵秋苇(罗立斌)、何天鹏、王盾(王志清)、吴振刚、吕志先、任士舜、安志文等。支部书记何天鹏。也属总支领导。

三个连及队部总数约为三百七十人。

学兵队的组织编制和整编后干部配备情况大致如下:

学兵队设队部。队长康鸿泰(共产党员)。西安事变前一天调任一O五师八团团长,后由邬庆林继任。队附孙巨奎、于维哲(共产党员)。负责政治工作的先是关时润，后是陈再励(共产党员)。负责教务工作的是李滋新，负责庶务工作的是周品一、陈哲。专职政治教官孔叔东(孔祥祯北方局派来)、李梦龄(东工委从西安二中调来).

一连下设三个排，九个班。连长王匡、一排长王琳瑛、二排长罗广智、三排长张景尧。

四连下设三个排，九个班，连长刘名显、一排长贾风林、二排长朱云飞、三排长张哲，

三连下设两个排六个班。连长先为傅文章，后为张景尧，排长为李敬时，

排长以上军事干部都是从部队和洛阳军校东北籍毕业生选调来的，军事班长是卫队二营和洛阳军校教导大队派来的。政治班长是从学员中选用的。

三、学兵队的训练生活

一九三六年九月初开始入伍训练，十八日正式开学。学员一律按普通士兵待遇，每人发给两条军用灰毯，一铺一盖。睡在铺着草垫的地板上。吃的是二等兵的伙食标准。吃饭时间只限十分钟,内务要求整齐。为了保密和安全，平时一律不准下城楼，生活虽然艰苦,训练十分紧张,但大家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充满一派生机。

军事课是训练的重要部分。军事教育由连、排长担任,课程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筑城》、《测绘》等。教学方法采取讲授与实习相结合，以实用于作战为目的。如进行制式教练，就将学员带到城墙上练习步伐、队形、方向变换等。进行战斗训练，则从单个教练开始，逐步进行班、排、连的教练，进而进行打野外、练习班、排、连的进攻和防卸，紧急集合、夜行军、露营等。进行射击教练，则到操场上描三角，练习武器的拆卸和组装，实弹射击等。进行筑城教练，则到野外练习利用地形地物，作卧、跪、立姿的单人掩体和机枪掩体，构筑交通壕等。有一次进行野外练习,目的地是六十里以外的咸阳周陵。学员全付武装，携带作业工具，路上练习常行军(每小时八里)和急行军(每小时十二里),到达宿营地后,还练习了架设帐蓬，放哨警戒、偷袭等课目。由于军事教官都是军校毕业的，军事素质较好，学员又都是知识分子，接受和理解能力较强，所以训练时间虽然不长，教学进度较快，但成绩是很好的。

政治课是一门主课，以提高学员政治思想水平团结抗日，挽救民族危亡为宗旨。政治教育内容是:(一)马列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二)时事政治实际上是中国近代革命史，重点是抗日救国斗争历史和现状;(三)抗日的理论和实际(印有小册子);(四)苏联革命，中国苏区，红军的斗争历史和现状;(五)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政治课除由专职政治教官讲授外，还请刘鼎讲《军队的政治工作》、《红军的军事民主》，请朱理治讲《社会发展史》、宋黎讲《当前的形势与任务》，请杜重远、车向忱、徐永昶、万毅等知名人士作讲演,请高福源团长介绍苏区情况。曾经被俘的于维哲队附也介绍过苏区见闻、毛主席的讲话、党和红军对他的教育感化等情况。讲课、作报告、作讲演的人，往往是“题目单纯”而内容广泛，借题宣传革命理论、宣传中国共产党、苏区和红军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等，学员对政治课很感兴10趣，学习很努力。学兵队的军事干部也随堂听课，他们的学习也很积极，有的加入了共产党。

政治课采取集体上大课和分组讨论相结合的方法。大家联系当前形势讨论的很热烈。当时决定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有两种完全对立的政策，一种是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是救国的政策;一种是蒋介石顽固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这是祸国政策。这两种完全对立的政策,是全国政治斗争的中心，也是学兵队讨论最热烈的问题。学兵队员虽然大多数受过“一二、九”运动的锻炼，抗日爱国的热情很高，但是也有少数人对“安内攘外论”认识模糊，对蒋介石存在幻想。党组织根据东工委的布置,有意识地引导大家深入批判“安内攘外”的祸国政策和所谓“长期准备论”“唯武器论”、“七日亡国论”等谬论。许多同志用大量事实证明了:正是由于这个祸国政策的推行，使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东北沦亡,华北告危,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秋;正是这个政策的推行，使千百万人民遭到屠杀，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也正是这个政策的推行,抗日爱国运动受到残酷的镇压，爱国有罪，抗日坐牢，特务横行，草菅人命，民主自由荡然无存!有的同志在发言时声泪俱下,十分感人。通过这段政治学习和讨论，学员的政治思想觉悟有了明显的提高，团结抗日的信心和决心更加坚定。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毛泽东同志对东北军学兵队是很重视的，尤其关心政治教育。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毛泽东同志曾给刘鼎发来一份电报。有一段是专门对学兵队的政治学习的指示，原文是:“学生队的教材，可请理治编,教员由南、波找平津的同情分子担任”(注:理治即朱理治，南指南汉宸，波指刘澜波).

学兵队除了紧张的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外，文娱宣传活动也是很活跃,很出色的。学兵队中,人才济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利用“俱乐部”这个公开组织，运用各种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如出墙报、编写歌曲、剧本、组织歌咏队、口琴队、话剧组、蓝球队教唱抗日救亡歌曲、革命歌曲等。在俱乐部活动中，王林、梁彦、李伟、徐瑞林等都是活跃份子。学兵队常唱的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五月的鲜花》、《大众的歌手》《保卫马德里》等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学兵队最爱唱的《学兵队队歌》是由学员王林作词、梁彦谱曲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由王林作词、徐瑞林作曲的，后来流行全国。

《学兵队队歌》的歌词是:

我们，是一伙流浪汉，我们，是一群爱国犯，

家乡,家乡，一片沃野的家乡,早成了倭寇的屠场。自由，自由，救亡图存的自由，已经被剥夺得丝毫没有。

看哪，全国的愤怒已达到沸点，全世界解放的浪潮正在狂卷。

同学们，我们要掀起抗日的暴风，我们要站在世界浪潮的前头。

冲啊!勇敢地向前冲!

杀!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歌词是: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我们别给日本当开路先锋，

我们要为民族解放而斗争。

倭寇屠杀了我东北父老，

又进关来蹂躏我们四万万同胞。

听吧!爹妈兄弟在老家哭叫，英勇的抗日战士遍地怒吼。

我们不要再自煎自熬,教敌人笑哈哈地袖手取巧。兄弟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携起手来，打回老家去!

携起手来，打回老家去!

(这首歌曲收入解放后出版的《抗日战争歌曲选集》第一集)

这些歌曲,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强烈愿望，唱出了东北军广大官兵的心声，鼓舞着人们的抗日斗志和决心。学兵队不仅在东城门楼上引吭高歌,每当全付武装在市内行进或野外演习时,也是边走边唱,对东北军、十七路军和西安人民,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话剧组进行过几次演出。舞台是用床板搭的。观众坐在砖地上。演出的话剧有《中华的母亲》、《回春之曲》、《苏州夜话》、《喇叭》、《压迫》、《打回老家去》等。《打回老家去》的剧本是王林同学编写的，曾连续演出三次。第一次演出时就收到强烈的效果。观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警卫二营的一名士兵，大哭失声，被人扶出会场。二营士兵们看了这个剧,纷纷要求打回老家去，拒绝打内战。

各连都出了墙报，刊登了学员写的许多短小精悍宣传抗日、表达思想的短文。王林同学曾把上海出的英文《密勒氏评论》上刊登的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同志同斯诺关于中日战争问题的谈话译成中文，首次在一连编的墙报上刊登。对大家的影响很大。

学兵队的政治活动中,还有以下几件事值得记述14“九、一八”五周年那天，学兵队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会场在城内东南角的打靶场上，会场正面悬挂着一幅由张岗设计的象征着白山黑水兰图形的旗帜，全体学员面向东北，会场气氛庄重严肃。东工委书记刘澜波讲了话。他说，东北军流亡关内已经五年了，我们不应该忘记家乡还有三千万父老兄弟姐妹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过着悲惨的生活。我们必须努力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回老家去。他要求大家努力学习军事政治，严格遵守纪律，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光复故土贡献一切力量。他的讲话,慷慨激昂，引起在场人员的强烈共鸣。东工委成员苗勃然、宋黎和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久也参加了大会。韩滔代表学兵队讲了话。大会最后在高唱《纪念九、一八》歌声中结束。歌词是:“九，一八”血痕未干，东三省山河未还,海可枯,石可烂，国耻一日未雪，国民责任未完。

十月十九日，中国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先生逝世。几天后学兵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大会由学兵队员张桂主持，学兵代表汪洋讲了话。他表示一定要学习鲁迅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为抗日救亡进行不懈的斗争。班、排、连军事干部代表也讲了话。一排长贾风林在讲话中叙述了自己所遭受的失地流亡的苦难经历后，大声疾呼:“我们要打下东城门楼去，走上抗日救亡的前线!”全场人员无不为之动容。

十一月中旬，日伪军进犯绥远，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援绥运动。学兵队在党的组织领导下，也发起援绥运动，组织了报告会，讨论会。在讨论会上，王西萍提出直接去绥远参加抗战的要求，王远音提出到绥东、晋西北做战地群众工作的意见，也有人提出东北军应假道山西开赴绥远参加抗战的意见。这些意见，不管在当时是否可行，但大家真是热血沸腾，对蒋介石的祸国内战政策极端愤慨。大家认为，挽救民族危亡，不能空谈抗日,应以实际行动支援绥远抗战，于是派出由尚效飞等组成的代表团去向张学良请愿援绥。学员们还自发地组织集体绝食，以伙食费捐献前线，表示坚定不移的决心。党组织认为学兵队员的抗日热情极为可贵，但不能采取绝食的方式，耐心劝大家进食，并答应把大家的要求转达张学良。第三天下午,张学良将军在金家巷卫队营营部接见了全体队员，作了极其坦率诚恳的讲话。他首先对大家关心当前局势表示嘉许。接着说，他身上压着国难家仇，要求抗日的心情和大家是一样的，但是抗日不能只凭一时血气之勇，必须全国上下一条心,齐心协力，才能把日赶出中国去。国内的问题不解决,意见不一致，抗日是不可能的。最后说,许多真实情况你们还不了解，我现在也不便向你们说明,希望大家相信我,我一定要很快促成一致抗日。我绝不会在你们面前食言。这次请愿援绥，对张学良将军决心逼蒋抗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十二月九日，西安市一万五千多名学生，在“东北民众抗日救亡会”简称“(东救)”、“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西救)和西安学联的组织领导下，冒着冷冽的寒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一二、九”一周年的游行请愿运动。学兵队虽未参加游行，但曾派代表秘密联系。在游行中，特务警察竞开枪打伤竞存小学的一名十二岁的小学生。群众怒不可遏，决定整队去临潼向前来西安指挥“剿匪”的蒋介石请愿，要求严惩凶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得知此消息，立即电令张学良派兵制止，如果不听劝阻，“格杀勿论”。张学良接电话后，乘汽车追到十里铺，他激动地对游行群众说:“我和你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要求也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还迫切。你们现在回去吧,我代表你们向委员长转达你们的要求。在一星期内，我一定用事实回答你们。”学生这才整队而归。这天，学兵队全付武装到大雁塔打野外,在行经市内时,高唱救亡歌曲，与游行群众相呼应。下午，在返回途中，听说有一名小学生竞被警察开枪打伤，群情激奋，义愤填膺。到东城门楼后，由康队长下令举行了分列式，以示抗议。当天晚上，又举行了“_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会，会上有报告，话剧、职咏、诗歌朗诵等节目，气氛十分热烈，表达了学兵员们的抗日决心。

西安东城门上集合的这一群抗日爱国青年，早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被称之为“红色大本营”。他们派密探化装成车夫小贩，日夜巡罗监视。

四、西安事变时的学兵队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多次苦谏蒋介石放弃“安内攘外”政策,提出一致抗日的要求,但遭到严历斥责。蒋最后进行摊牌,提出或者“剿共”、或者东北军调福建，十七路军调予皖，限三日回答,这是张、杨绝不能接受的,因此迫使张、杨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发动了逼蒋抗日的军事行动。西安事变的爆发与和平解决，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接受六项主张，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全民抗战。

学兵队员是西安事变的目击者，参加者，并在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曲折复什的斗争过程中，受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最深刻最实际的教育和锻炼。“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会后,卫队二营另有任务，要学兵队“自己保卫自己”。十二月十一日，每连每人都发了百发子弹、手榴弹,班配机枪,十二日凌晨前紧急集合,一、四连成散兵线布置在东城墙上，面向城内构筑单人掩体。后来又命令如果看到宪警向我逼近时就开枪射击。大家严阵以待。拂晓前，城内响起阵阵激烈枪声，不久就停止了，似乎没有发生特别激烈的战斗。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大家都在猜想。早晨八点钟左右，从小东门开来几辆卡车，坐着二营的战士，说是蒋介石被扣了,同学们立刻沸腾起来。“打倒蒋介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向二营的战士致敬”的口号声淹没了一切。接着大家讨论开来了:对蒋介石该怎么办?绝大多数主张公审蒋介石，枪毙蒋介石，也有少数人说，为了团结抗日不能杀。随即看到《西京民报》的号外，上面发表了张、杨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消息，公布了张、杨的八项主张”、大家更加兴奋，认为久已渴望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这天终于快要来到了。上午,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蒋介石已被送到新城去了，十七路军把蒋介石的十几名高级将领全部扣押在西京招待所了，国民党的几十架飞机和飞行人员全部扣留了，西安警察大队和宪兵团全被缴械了，国民党省党部已被抄了，大家又是一片欢腾。下午二时，孙铭久来作报告，他介绍了活捉蒋介石的经过后，郑重宣布:学兵队的训练生活即行结束，全体队员立即准备接受新的任务，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这天晚上、学兵队员们又请参加临潼捉蒋的辛德义、陈志孝和张化东详细介绍捉蒋的经过和打死杀害北平爱国青年的刽子手、原宪兵三团团长现任蒋介石侍从武官蒋孝先的经过，讲的人讲得兴高采烈，听的人听得津津有味,直到吹熄灯号时，还不愿走散。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二月十二日，就在这种兴奋欢乐的气氛中度过了。西安事变的第二天，全体队员都接受了指定的任务。有的去接收电台、报社、邮电局;有的派去军警督察处清查国民党别动大队和逃散的宪警人员;有的去接收国民党的档案;有的去看管被扣押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和被扣留的飞机和飞行人员;有的协同西安各城门站岗部队，检查可疑行人。很多同学到街头、学校宣传张、杨的“八项主张”。学兵队员还组织了一个合唱团，到广播电台播放抗日救亡歌曲。李伟、梁彦、伊洪、王随蓬、程牧、孙毅人、刘杰等参加以张寒晖为团长的“一二、一二”话剧团，除在西安公演外，还到红军驻地三原演出。在演出王林编写的《火山口上》时，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女士和英国记者贝特兰也20来观看，同观众一起热烈鼓掌。贝特兰还到后台访问演员和剧作者。剧本《火山口上》在一九五二年由天津知识书店出版。在西安东城墙下，有一处大院，叫平民新房，是中央军的俘虏收容所，那里关押着四百多名红军西路军失败时的流散人员和妇女小孩。何畏之、王建中、谷小波等同学协同卫队二营将他们释放，向他们传达了西安事变前后的情况和红军已同东北军、西北军联合抗日的消息，宣布他们已经获得自由。王屏、尹先炳、魏园运、郭根堂、黄生科等当即参加学兵队、编入三连。三十多名十几岁的少年，组成一个小宣传队进行演出宣传,其他同志和家属后来由“东救”送回陕北。学兵队的这些活动，对于宣传张、杨“八项主张”鼓舞人心，维持社会治安、清查坏人、保卫胜利果实等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西安事变的爆发，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反响，形成极其紧张复杂的局面。南京方面，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极力主张讨伐张、杨,十二日下午南京派了卅架飞机飞往西安上空，既是示威也是想把蒋介石置于死地，取而代之。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亲英美派则反对讨伐，力主用和平方法营救蒋介石。国民党内部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英美帝国主义同日本帝国主义，为争夺在华利益的矛盾。西安方面，张、杨联共抗日，逼蒋抗日的主张是一至的，但他们的部下和社会各界人士认识不一致，众说纷纷，莫衷一是。十二月十六日何应钦下令“讨伐”，数十万大军开进潼关,并派飞机轰炸渭南和赤水车站，局势突然紧张。面临着这种复杂局势，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望，纵观全局，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十六日晚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到达西安，立即开始紧张的工作，同张杨举行会谈，取得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致意见，同时，对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和中下级军官及社会各界人士，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对待不同意见的人，反复耐心地进行说服。当时，在西安工作的地下党同志，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缺乏思想准备，认识也不一致。周恩来亲自找地下党同志谈话，传达中央指示，共同分析形势，统一思想认识。周恩来同志找东工委宋黎和西北特支谢华作了两个多小时的议话，传达和解释了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针，阐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应服从民族矛盾的道理，要求地下党的同志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全力以赴，所有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工作的同末都要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说服群众，为和平解决西事变作出贡献。学兵队的多数同志对和平解决西安22变缺乏认识，思想较混乱，派到临潼接受蒋介石电台的人员,自行办了个“雷电社”,以极左的观点向国外发布消息，引起周恩来同志严重关注，责成宋黎查明制止。宋黎向学兵队党组织传达了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关于和平解决西安问题的指示，并请博古同志对东北军中的三十多名党员领导干部作报告，阐述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关系。其中学兵队中的党员骨干有二十多名。学兵队的党员听了传达后，经过学习讨论，开始认识到中央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中国现在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的矛盾，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蒋介石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但他更接近英美帝国主义，英美同日本在华利益发生矛盾，蒋介石抗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西安事变中虽然扣留了蒋介石，但他的军事力量并未受到损失，如果把蒋介石杀了，不但不能停止内战，反而会使何应钦等亲日派利用南京统治机构，发动更大的内战，不但不能抗日，反而会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进一步侵略中国的便利。因此,我们应当联合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逼蒋抗日，只要蒋介石停止内战同意抗日，就可以将他放回。这是全国的大局，是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在，不管会遇到什么复杂局势,我们一定要牢牢掌握住这个大局。大家的认识提高了，思想统一了，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全力以赴地执行了中央的指示，西安事变最后终于在周恩来等同志艰苦卓越的努力下，和平解决了，为中国革命开创了新局面。

五、抗日宣传大队

十二月十四日，西安方面正式宣布撤消西北“剿匪”总部，停止一切“剿共”工作，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下设政治处，应德田任主任。政治处内设组织、宣传、民运、总务等科。罗瑞卿同志化名罗谷光任政治处的民运科长。当时,国民党派到东北军的政训人员已被扣留，政治处决定组织抗日宣传大队，取代国民党的政训人员。军设大队，师设中队，团设宣传员。学兵队员大部分被分配到抗日宣传队，并组成五个大队。何畏之、赵天野、王建中、候晓岚、李正南分任大队长，同时任党总支部书记。师设党支部，各师支部书记有方惠德、曲及先丁光、宁风岐、王克奎、王远音、吴山等同志。宣传队员一律穿军衣、扎武装带、配紫边胸章、无军官阶衔。宣传队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西安事变”的意义和张、杨的“八项主张”、宣传“三位一体”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等宣传队出发前,罗瑞卿作了“怎样做政治宣传工作”的报告，列举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一些实例，对大家的教育和启发很大，宣传队到达部队后，东北军各级官佐和士兵，认为是张学良将军派来的，所以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宣传队的工作重点放在首先争取中上层军官中，以利于进一步深入到部队中去。宣传的方法多种多样，诸如与各级军官谈心，交朋友，利用到部队巡视之机进行讲演宣传，组织连队文书写标语、发传单、出墙报、帮助士兵写家信、教官兵唱抗日救亡歌曲等。有的还在附近农村中向群众宣传抗日。东北军广大官兵看到这些青年宣传员同国民党派来政训人员完全不一样，没有架子，能说心里话，所以普遍表示欢迎。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决定建立一支新军,名为抗日先锋总队。相当于一个师的编制。孙铭久任总队长，赵龙滔任参谋长，陈再励任政治处主任。下设三个支队，相当于团。一部分学员分配到抗日先锋队工作。有的同志担任了支队政治处主任、政治指导员等职务。当时张学良还将三个警卫营合并成立了一个特务团，孙铭久任团长，少数学员分配到这个团工作。

宣传队在部队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做了大量的政治宣传工作，使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东北军官兵中得以广泛传播，这不仅在当时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扣押，军心不稳的情况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于后来的抗日战争也起到了播种的作用。

六、青年训练班

张学良将军根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轻信蒋介石口头接受了六项条件，就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亲自把蒋介石送回南京。蒋介石背信弃义，将张学良审判扣押，并调集大军向陕西推进，引起东北军十七路军和西安各界人士的极大震惊。当时西安方面

最关紧要的问题是加强内部团结。但东北军少壮派中的少数极端份子，不顾大局安危，不遵守三方决议，于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将王以哲将军杀害，导致东北军内部分裂，使局势急转直下，由于“二、二”事件的发生，东北军元老派痛恨孙铭久，进而迁怒于学兵队，因而把西安事变后派到各军、师、团做政治宣传工作的学兵队员赶出部队，学兵队员陆续撤到邠州待命。其中几十名学兵队员，路经红军驻地三原云阳镇时，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当时在西安的刘澜波同志向周恩来同志反映了这个情况，周恩来同志转告前线红军指挥部，说服大家回东北军工作。杨尚昆同志亲自来做说服工作，他指出:在当前情况下，我们派人到东北军工作很不容易，你们在东北军中工作了一段时间，已有一定的基础，党要你们回东北军工作。于是大家离开云阳镇，经淳化、构邑、翻山涉水到达联军总部所在地邠州。先期到邠州的宋黎为了保存学兵队这支进步力量，以“东救会”名义，向东北军各军、师将领发表宣言，力陈学兵队员是东北家乡子弟，是张学良将军训练的抗日学生，对他们要悉心爱护，不应歧视，更不应排斥打击,澄清了一些人的糊涂认识，二月中旬通过上层统战关系，将撤回的二百余人改编为青年训练班，组织他们学习，实则是保护起来，这就是成立青年训练班的背景和缘由。青年训练班由郭维城任主任，下分三个中队，十几个班，青训班成立后，东工委考虑到西安事变后党组织经过几次变动，原先的组织系统已经打乱，横的关系发生较多，需要重新调整;又鉴于多数党员入党不久，对党的基本知识缺乏了解，有些党员在“二二”事件的突然袭击下，思想混乱，组织纪律也出现涣散现象;加之当时白色恐布又有卷土重来之势，党的活动要更加机警隐蔽;因此，决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首先建立了党总支部，李震任总支书记，任志远任副书记，赵天野、郑里坚、张岗为委员。总支部下设七个支部(内有一个军官支部)分别由王西萍、何天鹏、李都、、汪洋、徐剑等同志任支部书记。同时向党员进行形势与任务的教育，组织党员“习《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

《两个策略》和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关于党的建设问题

的讲话等文件(这些文件是西安事变后由《西京民报》秘密印刷的，有的是当时油印的)。在组织整顿中，开除了携党费潜逃的原支部书记张勉出党，给两名严重违犯组织纪律的领导干部以警告处分。经过这次整顿，提高了党员对马列主义的认识，加强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纠正了一些错误思想倾向，增强了党的战斗堡垒作用。不少同志说，这是入党以来受到的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此期间，还发展了一批党员。当时在青训班还成立了“俱乐部”,组织并选举产生了“俱乐部”常务委员会，党组织提名的王建中、罗立斌、尚效飞等同志都当选为常委。为了加强党对俱乐部的领导，在党总支的领导下，成立了俱乐部党团(党组),袁心纯同志任党团书记,党团成员有张岗、尚效飞，罗立斌等同志。俱乐部经常组织学员进行政治理论学习，下乡进行社会调查和抗日宣传，开展抗日文艺宣传活动，如出墙报、唱救亡歌曲、演出话剧等。政治教官孔叔东、李梦龄还给全体队员继续讲授《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近代史)等，对提高学员的政治理论水平有很大的帮助，邻州青年训练班从成立到改编，约有一个多月时间。

七、军官差遣二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时，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甲案，即东北军移驻甘肃和陕西邠州以西的西兰公路一线，十七路军移驻泾渭以北地区，红军仍返陕北,蒋军进驻西安。这虽然远不如西安事变形成的“三位一体”的大好局面，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三方团结一致，还能够保存联合抗日的局势。但是蒋介石采取分化拉拢的手段，利用“二、二”事件，极力破坏“三位一体”,东北军的一些高级将领转而接受了乙案，即东北军移住安徽淮河流域“三位一体”就这样被破坏了。一九三七年三月中旬，东北军陆续东开，青训班也随军东开，到了咸阳后，为了避免遭受国民党的迫害，改编为军官差遣二队，少数人到蚌埠后编入差遣一队。这时，东工委已决定改组，刘澜波、宋黎身份已经暴露，调到北方局东北特委工作，东工委改由项乃光(后叛变，当了军统特务)、高锦明、组成，均随军到安徽蚌埠。差遣二队于四月间到安徽，住在怀远县浆河镇。队长李树庚，下设三个分队，十二个班，人数约二百人，总支书记李震调走后，任志远任总支书记，总支部下属支部没有变动，这时，形势变了，环境变了，队员实际于待命分配的状态。但党仍然坚持领导和组织全队，利用俱乐部这个公开组织，组织读书会，进行理论习，运用出墙报、歌咏、话剧等形式，积极进行抗宣传，鼓舞大家的革命斗志。当时怀远县城有一所学和师范学校，党组织队员同中学生进行过几次联观会，演出一些具有抗日内容的节目，在学生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党组织还布置党员密切联系当地群众,要求每个党员在群众中交几个朋友，开展群众工作。此时又发展了一批党员。

五月中旬，邢英在淮河游泳时，不幸溺死。他是学兵队中年令较小的一个，平时积极活跃，具有坚的抗日意志。壮志未酬身先死,引起大家深深地悲痛党组织了一次具有政治内容的追悼大会，会场庄严肃穆，各班都送有挽联。当尚效飞致悼词时，全场瘫买失声。王建中写了“哭邢英”的七言绝句:“失地亡家怨恨多，请缨无路奈若何!东流淮水皆合泪，屈子遣风逐逝波。”表达了大家的悲愤心情。会上国月党一个特务也受到感化，他痛哭流涕地坦白了自己的那过，认为大家是真心抗日的，自己愿意共同抗日.迫悼会后，全队举行抬棺游行，在《五月的鲜花》歌声中，将邢英葬在遍开石榴花的涂山之麓。这次追悼30活动，上海、北平、天津的报纸都作了报导，引起群众的极大同情，但也暴露了差遣二队的政治面目，更加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

一九三七年五月，蒋介石勒令解散差遣二队，东北军学兵队自一九三六年九月成立以来，三经改编历时十月，至此结束。

八、学兵队员的去向

学兵队是在中国革命重大历史转折时期成立的，在党的领导下，培养成一支坚强的革命队伍。它既是改造东北军的骨干，又在斗争中发展壮大了党的组织。在被解散后，人员虽然分散了，但革命意志没有动摇，在各条战线上，为党的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学兵队的去向，大体可分三个方面。

一是到延安。在“二、二”事件突然发生后，派到东北军做宣传工作的一部分同志，由于种种原因去了延安，约有三、四十人。怀远差队二队解散后，由党组织介绍去延安的有凌旺(林山复)、杨恬等人。

二是分配到东北军工作的约百余人。由于部队分散，东北军各军师的工委就分别改由所在地的各中央局、分局、省委领导，曾担任过东北军各军、师工委领导职务的为;四十九军工委书记杨西光，委员谢米屏、赵天野。五十一军工委书记王西萍、委员徐林。五十三军工委委员郭峰、张桂。六十七军工委书李震、委员冯启贤、王克功。任志远、郑里坚、谢东屏、都、丁彦等先后到该军工作过。谷牧先到六十七,后到五十七军。五十九军工委书记曹建华，随即改为两个师工委。百十二师工委书记先为吴山,后为谷牧。委员有曲径、郭隽等。百十一师工委书记张苏平，委员为曹建华、王振乾等。骑兵军建立了党支部，许光庭任支部书记。其它同志分别担任师、团营总支、支部工作或党的交通工作。他们都以普通军官或士兵的公开身份为掩护，进行艰苦危险的秘密工作，并发展了一批党员。直到一九四0年根据党中央指示陆续撤出。

抗战爆发后，东北军参加了上海、台儿庄淮河等大的战役及一些中、小战役，表现出英勇不屈不怕牺牲的抗日精神，在这些部队中原学兵队的党员和新发展的党员,他们中有些也英勇牺牲了。

三是分配到华北各地工作。差遣队在怀远遣散时，北方局曾派宋黎到怀远安排队员去向当时华北抗战有一触即发之势,急需一批干部。除有条件留在东北军工作的队员,分别到东北军各部队外，其余调回北平“七、七”事变前后,陆续分到华北各地、王宿人、王曙天、高毅、冯良骥、于之、白洁等三十余人去山西盟会工作;张化东、翟亚夫、陈忠一、陈明、罗平，金雪松、武诚、冯凯、刘景平、傅聪敏、胡伊、庄彝尊、王文、霍志德、霍炎、解方平、包乾等二十多人到绥远工作;张加洛、陈琳瑚、丁光、汪洋、韩去非、谭灵光等十多人去山东工作;王建中、藏超赢、金振中、杨耀生、尚英、杜伯华、王达、李望东等二十余人到平西工作;康鸿泰、张折、吴铎、高福来、伊洪、孙静、邹宝酿、张效臣、王雷、程志刚、罗铁军、刘杰等到石友三部工作;还有少数同志留在北平工作。

学兵队的同志们不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成长，在各工作岗位上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东北军学兵队同志们的光辉历程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