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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知道孔子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这里的“养”，从谦和一点的角度可理解为“奉养、供养”；站在“圣人”居高临下的视角，则有“蓄养、教养”的意思；一般采用平和折中的解释，意为“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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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的整体意思就是：只有女人和小人最难同他们相处。过于亲近、宠溺，他们就会骄纵、不知道谦恭逊让；对其疏远、远离，他们又会心生怨恨！

以现代人的视角来理解，这句话是极为偏颇、近乎荒谬的。鲁迅先生就曾辛辣地讽刺孔子这句话的众多拥趸：“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

儒学博大精深，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的主要载体和集大成者，其包含的人道、仁道、和谐等思想的是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财富。

但是毋庸讳言，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对妇女不公平不合理具有普遍性，孔子及其思想学说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致后来演变为“男尊女卑”、“夫为妻纲”、“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男权至上的理论体系。

“小人难养”很容易理解，“小人”就是《农夫和蛇》里面的“蛇”，他们一般卑鄙无耻、龌龊下流、见利忘义、背信弃义，是一伙没有原则、正义、是非之分，只讲利益得失，“有奶便是娘”，内心“常戚戚”的蝇营狗苟、势利之徒！

问题是一辈子“克己守礼”，主张“仁爱”，讲究“恕道”、提倡谨言慎行的孔圣人为什么如此生猛、鲜明地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公开否定甚至可以说大骂天下所有女人呢？

要知道他一向与人为善，大力倡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等，女人们怎么得罪了他呢？

其实，不是孔圣人与女人有什么深仇大恨！主要是局限于孔子所处年代的时代和文化背景，是一种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女性大多数没有受过哪怕最基本的教育，对外界事物陌生，被知识所屏蔽，经济地位低下，又没有什么谋生技能，而孔子这类所谓“圣人”，对自己和别人的要求自然远比常人高。

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在孔子看来，女人就该克勤克俭、任劳任怨、谨言慎行、相夫教子，最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生活中女子有任何凸显自己个性、风采和能力、提出自己见解和主张、埋怨或责难男人的行为举止都是“逾矩”的，甚至是大逆不道。

女人的任何自主性、尝试或实际的自我诉求和抗争在孔子看来都是不合时宜，不得体的。正是这种对女人的轻视和歧视，孔子就感觉到和女人相处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近，近不得；远，远不得。

对她们太爱护了，太好了，她就恃宠而骄，不知天高地厚，挑战你、冒犯你；对她不好，她又埋怨个不停，说你对不起她，恨死你，至死方休。结果是男子在与女人相处时，度不好把握，不是“过”就是“不及”，动辄得咎，所有“女子难养”也就呼之欲出！

《论语·泰伯》中有一段话，“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用现代汉语来讲就是：周武王说过：“我有十个帮助我治理国家的能臣。”孔子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唐尧和虞舜之间及周武王这个时期，人才是最盛了。但十个大臣当中有一个是妇女，实际上只能算九个人而已。

注意这里周武王说的“乱臣”不是通常说说的“犯上作乱”、“乱臣贼子”的乱臣，恰恰相反，指的是是善于治理政事的能臣贤佐。

这段话中的“妇人”就是周武王之妻邑姜，主管内务。相传邑姜道德贤惠，母仪天下。周武王取得江山，论功臣十人，他自己都认为邑姜应该计算在内。哪知孔子在论述时，点到十人，说邑姜是妇女，就不算了，只能算九人。

据说邑姜是个圣女，《大戴礼记·保傅》篇里面说周后邑姜怀周成王的时候，“立而不跂”，站立的时候，两脚跟稳稳着地不会翘起；“坐而不差”，坐的时候两腿绝对不会分开；“独处而不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能端庄谨慎地不把脚伸长，也就是慎独、不放肆；“虽怒而不詈”，即使她不高兴，也绝对不会骂人，即口业很清净，不出污恶之言。

可以看出，邑姜是个道德无双的圣女，所以她世世代代受后人礼敬，直到今天她的神主还被供奉在山西省太原市的晋祠里。

就是因为邑姜是“妇人”，孔子没有把她算进去，虽是封建男权社会，但小看女人也是要有个度，当时乡野女子没文化，你孔子可以小看；家庭妇女絮絮叨叨，你可以说她难相处，但孔子对母仪天下的国母邑姜依然这么轻忽藐视，只能说明孔子对妇女有一贯的成见和歧视。

孔子对“女子难养”这种性别歧视观点当然是由当时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文化生态决定的，但是其个人经历和家族传统强化了他内心的这种偏颇看法。孔子家族从其父亲叔梁纥[hé]开始就连续出现三代或四代的“出妻”（出妇）行为，尽管历代儒家弟子都试图淡化和遮掩这些史实。

中国古代的“礼法”规定丈夫有权将违犯了“七出之条”的妻子强制赶回娘家，叫做休妻，因为其行为依据是“七出之条”，所以也叫“出妻”或“出妇”。

孔子父亲叔梁纥曾娶了一妻二妾。首先娶施氏女为妻，一连生了九个女儿；于是纳了施氏一丫环为小妾一号，生一个跛腿儿子伯尼(又名孟皮)。六十多岁才跻身“大夫”之列的叔梁纥，显然觉得伯尼作为贵族继承人很不体面，因而66岁时娶了颜家18岁的三女儿颜征在（孔子母亲）做小妾二号。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叔梁）纥与顔氏女‘野合'而生孔子”,这里“野合”不是在野外苟合的意思。古俗认为：年过六十四岁结婚，不合礼仪，叔梁纥与颜征在就是这种年龄相差较大、不合礼仪的“野合”婚配，也就是碍于礼法没法举办正式婚礼。

《孔子家语》的《后序》中就明确提到叔梁纥“出妻”的事实，但具体“出”的谁，没有交代得很清楚。不过从孔子继承了贵族的身份、作为顶户的男丁能够与孔母生活在一起、孔母死后孔子能将父母合葬于防等史实来看，叔梁纥出的应该是正妻施氏或小妾一号，而不是孔母颜征在。

至于孔圣人本人“出妻”在正史《礼记·檀弓上》有明确记载载：“伯鱼（孔子之子孔鲤，字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

孔子原配妻子亓官氏（孔鲤生母）属于被休之人，过了一年就不应该再哭，儿子孔鲤在丧期满后依然为死去的母亲哭泣，孔子听到了就很不高兴地说：太过分了！唯唯诺诺的孔鲤听了父亲的教导马上“改过自新”，不哭了！

孔鲤的生母被孔子所休，他长大后学样父亲孔子，也把自己的老婆——孔伋（孔子孙子，字子思）的母亲休了。孔鲤尽管在学问方面远远不及父亲和儿子，但在出妻方面继承孔家的“优良”传统，做得毫不逊色。

《阙里述闻》记载：“伯鱼（孔鲤）前妻无德……妻不可化，乃出之。后妻贤，生子伋。”这说明孔伯鱼是出过妻的，第一任妻子德行不佳，后来被出。

孔子的孙子、《中庸》的作者“述圣公”孔伋（字子思）做得更绝，其“出妻”死后干脆不让自己的儿子孔白（字子上）“丧其母（为母守丧）”。孔子思的儿子孔子上是前妻所生，前妻是被出的，所以在她死后，子思不许子上为生母戴孝。

依照儒家“礼法”，“为父后者，为出母无服”。既然她已经被休了，就不是我（孔子思）的老婆了，你（孔子上）是我的“后人”，当然她也就不再是你的母亲了！这就是《礼记·檀弓篇》记载的“子上之母，死而不丧。”。

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被公认为最博学者之一，后世统治者尊其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历代的孔氏门徒及儒学拥护者，很多人不能接受这些孔门出妻的史实，为孔家辩护的有，破口大骂小人污蔑孔氏家族的也有，他们尤其不能忍受圣人飘飘白衣上的“污渍”，至少对孔子出妻是坚决否认的！

所以在孔氏祖孙几代出妻问题上，一直存在“三代”或“四代”出妻的争议，也就是算上孔子就是“四代出妻”，不承认孔子本人有过出妻行为就是“三代出妻”。其实，圣人也是人，也要吃饭、结婚、生子，为何不能休妻（离婚）呢？

话又谁回来，不管三代还是四代，孔氏家族对女子的冷漠无情是显而易见的！在他们眼里，妻关系跟朋友跟朋友关系差不多——“合得来就合，合不来就分”，如此而已。

说句题外话，不光孔氏祖孙三四代，孔子的儒家门徒及其孔裔后世子孙出妻的也不少。比如孔子的得意弟子宗圣曾子（曾参）也曾出妻。其原因是他老婆蒸给他吃的梨子没有蒸熟，还有一说是曾子是因为其妻在“杀猪食子”的问题上对下一代（曾参的儿子）说谎而被休的，总之根本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原则性问题。

另外，被尊为“亚圣“的孟子也曾因偶然碰见其妻在卧室里“踞坐”（也就是把腿张开、伸长坐着），不合古礼而“欲出妻”。孟母小时候曾经为教养孟子曾经“孟母三迁’，可见是个贤德的人，她知道后把孟子痛骂一顿，孟子休妻的打算才作罢！

由此可见，孔子无疑很伟大的至圣先贤，但是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并不是“完人”，即使他没有出妻，也不是完人，世上根本没有完人一说！一方面，局限于他所处的男权至上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他从自己丰富的人生履历和家族传统体验，让他发出了那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千古抱怨，得出“唯女子难养”的错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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