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卫国，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国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影响，古代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文化传统。诚如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所言：汉字、儒教、佛教和律令制度，构成古代东亚世界的“四大支柱”，因为汉字的使用构成东亚各族共同的文化基石，儒教促进精神文化的整合，佛教维系共同的宗教信仰，律令制度为东亚各国所共同实施的政治制度。其中，佛教是中国化的宗教，其余三者皆起源于中国，发展成熟之后，传到周边各国，经过长期的博弈，在唐代形成了以中国天下秩序为主导的古代东亚世界。中国古代史学作为中华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古代东亚各国尤其是朝鲜半岛产生了深远影响。探讨中国古代史学对朝鲜半岛史学的影响，是透视中国古代文化东传的一个重要例证。

大量中国史籍东传

中国古代史学何时传入朝鲜半岛，难以考证。不过，从传说的箕子朝鲜开始，朝鲜半岛就系统学习中国文化，结合其本国特色，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基本底色的文化特征。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朝鲜半岛一直以汉字作为官方使用的文字。汉四郡时期（公元前108—313年），汉文化在朝鲜半岛生根发芽。朝鲜三国时代（公元前37—668年），中国史书已被广泛阅读。《北史·高句丽传》载：“书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旧唐书·高丽传》曰：“俗爱书籍……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北宋中期，宋王朝允许将《九经》、子、史诸书卖予高丽使者，宋朝史书源源不断流入高丽。朝鲜朝天使与燕行使来到中国，搜求中国史籍成为他们使行的重要任务。朝鲜王廷还想方设法请求明清王朝赐书。通过朝廷赐书与使行购求，中国许多史籍传入朝鲜半岛，成为人们学习中国史学文化的重要途径。其科举考试也效仿中国王朝，如新罗（公元前57—935年）科举取士，以熟读《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作为重要标准。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考试范围，促使朝鲜士人阅读中国典籍，进而推动了中国史籍在朝鲜的传播。中国古代多部重要史书传到朝鲜半岛，并产生深远影响。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成为朝鲜半岛修史效仿的对象。

古代朝鲜效仿中国建立官方修史制度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任命史官记录史事的国家。西周时期，修史已成为官方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时期，官方记史制度得以发展，周王室与各诸侯国均设有专门史官，记录国家大事。从汉代开始，有设立史官编纂本朝历史的传统。唐代以后，由朝廷设立史馆，选任史官，修撰国史，成为定制。每当改朝换代之际，新王朝通常以为胜朝修史的方式来宣示现政权的合法性，这种由朝廷主导的官方修史制度，对朝鲜等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早期随着汉字的传入，以王朝为主导的中国史书编撰方式也传入朝鲜。朝鲜三国时代，撰写始祖神话、王室谱系、历代君王政绩等，成为史书主要内容。新罗和高句丽模仿中国修史制度，开始记录王朝大事，百济肖古王时期（166—214年在位）也开始编史记事。统一新罗（674—935年）模仿唐朝建立了修史机构，崔致远、金大问、僧人慧超等人皆曾编撰史书。高丽王朝（918—1392年）模仿唐、宋，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史馆制度，设立春秋馆，实行监馆事制度，由宰相监修。史官虽名目繁多，品位不高，但职责重大。君主言行、百官政绩乃至王朝时政大事，及时记载，史官各负其责，分工协作，有效保证了官方史学的运作。与此同时，高丽王朝亦模仿宋朝建立了起居注制度和新继位王为已故国王撰写实录的制度，高丽王朝共修30多位国王的实录。在实录基础上，再修纪传体正史。

朝鲜王朝（1392—1910年）以程朱理学立国，史馆建制比高丽更加完备。李成桂立国之初，置艺文春秋馆，设史官记录国史。此后逐步完善，形成了“上番”“下番”两批史官。“下番”史官乃仕于艺文馆，置奉教、待教、校阅等品级较低的史官八员，负责编修《承政院日记》。“上番”史官仕于春秋馆，乃是品级较高的修撰官、编修官、记注官等，以《承政院日记》与各衙门文书为基础，加上朝臣奏折、谏言、诸道资料等，撰成《时政记》。艺文、春秋馆在《时政记》基础上，再编成实录。现存《朝鲜王朝实录》非常完备，记录了自太祖到哲宗长达472年的事迹，共计1893卷，4840余万字。此外，朝鲜王朝官方也常常临时设馆、编修史书，如编修《高丽史》《东国通鉴》《东国舆地胜览》等。

可见，朝鲜半岛历代王朝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官方主导修史的特征，史官是朝中重要官员，官修史书有着强烈的政治目的，私家史学则处于从属地位。

中国史书体裁成为古代朝鲜修史的模板

如上所述，几乎每部重要的中国史书都传到了朝鲜，成为人们习读的重要史籍，也是朝鲜效仿的对象。流传下来的古代朝鲜史书几乎与中国史书体裁一致，古代朝鲜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也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史学思想如出一辙。

“春秋笔法”“尊王攘夷”、为当朝塑造正统，中国官修史书的这些指导原则，也是朝鲜官修史书遵循不悖的准则；纪传体、编年体、纲目体、纪事本末体是中国古代史书的基本体裁，也成为朝鲜史家编史依从的典范。高丽金富轼（1075—1151年）主编的《三国史记》和朝鲜王朝郑麟趾（1396—1478年）主编的《高丽史》，是朝鲜历史上“两大官修正史”。朝鲜学人称：“本史则有高丽金氏富轼《三国史记》、本朝郑氏麟趾《高丽史》……本史，迁、固之遗。”（林象德《老村集》卷3《东史会纲序》）“本史”，即是纪传体史书，明确指出是效法司马迁和班固的史书。这两部史书都是由王室主导、大臣监修的纪传体官修史书。另外，《三国史记》《高丽史》也直接征引《史记》《资治通鉴》等中国史籍，这些中国史籍是不可或缺的史源。

朝鲜王朝出现大量编年体和纲目体史书，则是模仿《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的结果，如徐居正的《东国通鉴》仿效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而著。郑梦周曾曰：“近代史皆未修，先代实录亦不详悉，请置编修官仿《通鉴纲目》修撰，以备省览。”（郑麟趾《高丽史》卷117《郑梦周传》）朝鲜王朝因而出现了大量仿朱熹的纲目体史书，诸如金宇颙的《续资治通鉴纲目》、俞棨的《丽史提纲》、洪汝河的《东国通鉴提纲》、林象德的《东史会纲》、安鼎福的《东史纲目》等，都是重要的纲目体史书。上述提到的高丽与朝鲜王朝实录，也是仿效宋代实录而编成的。

因此，朝鲜半岛史书的编纂，无论是体裁还是内容，均与中国古代史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研究中朝史学交流和朝鲜古代史学史，可以深化对中国古代史学和中国历史的认识，拓展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范畴，因而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