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击朝鲜，南征百越，汉武帝这样建立起了海上丝绸之路

秦王朝由于对广大农民的残酷奴役与剥削，很快就被农民起义军推翻，接着是楚汉争夺封建统治权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社会经济凋敝，新建的西汉政权，府库空虚，财政困难。以汉高祖刘邦为首的西汉统治者，不得不实行一系列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秩序的“与民休息”的政策。直到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的30多年间，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史称“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在社会经济繁荣和财富积累雄厚的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建元三年（前138年）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凡十数年，开辟了一条中西贸易的交通大道，这就是迄今仍载誉中外的丝绸之路。不过这条通路常因受到匈奴骚扰而中断，于是元狩元年（前122年）皇帝派使者从四川开辟经过印度通往西方的新路线，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获成功，因此，开辟海上的航路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汉武帝画像

海上航路的开辟分为以下几个过程：首先征百越以开通南方航路，其次击卫氏朝鲜并开通北方航路，最后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

南方航路

秦始皇时，虽曾征服过百越，但在秦以后，百越各国又相继拒汉。为了开辟海上交通线，汉武帝曾派遣严助、朱买臣等吴人，建立海上武力。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出兵进攻东瓯，武帝派遣严助发兵浮海往救。元鼎五年（前112年），汉武帝借平定南越吕嘉叛乱之机，攻克番禺。吕嘉人海逃亡，被汉水军追杀。在此地置九郡，分别是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

百越之国

元鼎六年（前111年），东越王余善又叛汉，武帝用九路兵将反击，其中还有水师，浮海南征。《资治通鉴》记载：“上乃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以击东越。”

从南征百越的几次用兵中可以发现，当时水师对于季风已有了相当的认识。章巽先生认为“两次的船军和海军都在秋季出发南航，顺利获胜，显然是在航行进军中充分掌握和利用了秋冬季节北来的季风”。

《资治通鉴》书影

攻克番禺之后在南越所设九郡，除在海南岛的珠崖、儋耳两郡之外，就是在今广东、广西南部的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和在今越南境内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号称交趾七郡。此七郡与中原和北方的交通主要取道于海上。《后汉书*郑弘列传》记有：“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沈溺相系。”东冶在今福州，由东冶向南则航抵今广东、广西及今越南沿海，向北则可达句章、会稽。

东汉建初八年（83年），大司农郑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即增开通往今广东、广西的陆道，海上航路仍然保持畅通。《后汉书*桓荣列传》记载了桓晔、袁忠诸人自会稽浮海到交趾的航程;《三国志*蜀书*许靖传》也曾记许靖等“浮涉沧海，南至交州”。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原文阅读一番。

北方航路

汉初曾有燕人卫满侵人朝鲜半岛北部，灭了箕氏朝鲜，自立为王，史称卫氏朝鲜，建都王险，即今平壤附近。卫氏朝鲜对于半岛中部的真番及南部的辰韩等邻国进行侵略，而且破坏他们与汉帝国的交通与联系，使汉帝国在渤海以东的航运受阻。

卫满朝鲜

汉武帝在收复百越以后两年，即元封二年（前109年），遣海陆两军征讨朝鲜，打通北方航路。史载：“上募天下死罪为兵，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左将军荀彘出辽东，以讨朝鲜。”经过两年艰苦卓绝的征战，又置办好了四郡：乐浪、临屯、玄菟、真番。

通过上述几次战争，汉帝国东面整个的海上交通线，北起渤海，南迄今越南沿岸，都畅通无阻了。

《汉书*地理志》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汉武帝攻占朝鲜后，得以与日本建立了正常的海上交往。日本虽在中国的东方，但限于当时的航海知识和技术等条件，双方只能沿着传统形成的绕经朝鲜的沿岸航线。这是自汉武帝以后直至曹魏时期的中日交往的主要航线。

《汉书地理志》书影

近代在日本弥生时代的文化遗址发掘中，发现很多中国的古镜、璧、玉，这当然是汉代中日间海上交往的有力见证。

到东汉初年，中日双方的交往更加密切了，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

日本于天明四年（1784年）在筑前国糟屋郡志贺岛（今北九州福冈县）发掘到刻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联系到历史文献，这无疑是东汉光武帝赐给倭奴国王的印绶。按汉代印绶之制，天子玉印，诸王和宰相为金印紫绶，九畿为银印青绶，其下依次为铜印黑绶与木印黄绶。倭奴国王被授以金印紫绶，获与诸王相当的礼遇，足见汉朝政府与日本列岛的亲密关系。此金印是自古以来中日友好往来的见证，因而受到两国人民的重视。

“汉委奴国王”金印

当然，类似的赐印的事例在曹魏时期也还有过。《三国志*魏书*倭人传》记载：景初二年（238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朝献，魏明帝于同年十二月诏封“亲魏倭王”并赐以金印紫绶，同时还赠送绛地交龙锦、倩绛、绀青、白绢、铜镜、刀、珍珠等物品。虽然这方金印尚未被发现，但在《宣和集古印史》上收有“亲魏倭王”的印样，日本也将其收在《好古日录》之中。魏明帝赐倭女王卑弥呼以金印，说明当时中日双方往来的密切。从魏景初二年到正始八年（238—247年）前后10年间，除平常交通往来以外，倭国派到魏国的使节有4次，魏派赴倭国的使节有2次。魏朝使臣以亲身经历，把赴日本沿途所到的地方和行程，都详细记录在《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中。从双方平均一年多便有一次专使来看，中国早期通往日本的航路，发展到曹魏时期，已经是相当方便和频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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