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诗经▪北山》
这句诗可以说是整本《诗经》里都非常有名的诗句,然而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本句诗的下一句就转到“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通篇《北山》,其实说的也是在封建雏形时期(奴隶制王朝周朝后期),严密的宗法制度下,本诗作者对劳役不公的怨愤,是对当时统治阶级上层(大夫)不劳而获,统治阶级下层(士)备受压制的社会现象的无情揭露。可能有人会问,你为什么不说这是劳动人民的抒情诗呢?这就要把视角拉回到那个生产力还极其落后的特定时代,按照时间划分,那时是上古时代,按照阶级史观划分,我们现在把周朝定义为奴隶制王朝,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还是极其低下的,承受着整个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读书认字不仅在奴隶制时期,就是在封建时期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是统治阶级的特权,更别说写诗抒情这种事了。
《诗经▪北山》全文
虽然从现代人的角度看,那时的社会充斥着种种不公,但是,生产力也是在缓慢发展的,同时按照物质决定意识这一规律,毕竟当时的统治阶级占据了绝大多数的生产及生活资料,在客观上,他们也推动了中华文明在科学、文化、政治、经济领域的发展。也就是在那个时代,文化意义上的最早的“中国”的观念,开始形成,“中国”一词,也逐渐具有了政治地理学和民族学上的含义。
中,天下之中,华,服装之美谓之华,二者合起来,即为中华。结合本文开篇的那句诗,我们可以看出,上古时期的中华文明,就有着一种强烈的自信与自豪,这种自信,也自然影响到对于地理的研究探索上。我们从认识世界开始,就把我们当成了客观上的“天下的中心”,后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心态转变成主观上的“天下的中心”。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这种心态不加以科学地调整,就变成了封建末期那种“天朝上国”的固步自封的傲慢心态,另一方面呢,这种“以我为主”心态在现代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改造(尤其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发展出“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确实有助于现代中华文明的发展,让我们对待任何外来文化都可以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地理研究,尤其是古代时期的地理研究,可以近似理解为我们对自身环境和周边环境的研究。由于地理与农业,工商业,政治(对外政治和内政治理),军事,民族等诸多重要领域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在这里引用毛泽东主席青年时期的原话:“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所以古代社会,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劳动人民,对于地理研究都是有着极大兴趣与现实需求。特别是地理研究深入到一定阶段时,它又与天文、历法、气候、地质研究是交叉在一起的。所以,我国古代在地理学上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的,篇幅所限,我们通过简要介绍各时期代表著作与部分政治家,学者对地理研究的经典论述,一展我国封建时期对本国地理的研究成果。
先秦两汉时期,《山海经》是第一部提到了许多名山大川的具有地理学研究雏形的奇书,由于其富于神话传说和年代过于久远,其科学价值还有待于现在的人们去深入挖掘。《尚书▪禹贡》最大的影响,是其以地形为依据,分当时天下为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史记▪货殖列传》按照物资产出大致将古代中国分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北四大区域,颇具经济地理学雏形。《汉书▪地理志》更是中国最早以“地理”为书名的著作,开创了古代地理学研究的先河,对于现代科学意义的历史地理学有着深远影响。
古九州大致范围
魏晋南北朝至宋朝,西晋裴秀著《禹贡地域图》最早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原则,已基本符合近代制图学原理,是目前所知中国第一部历史地图集。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以我国一千多条大小河流为纲,详细记载了我国内水流域的自然特征及历史遗迹,开创了我国古代综合地理著作的一种新形式。唐代李吉甫著《元和郡县图志》则将研究重点放在了中国政区地理的历史沿革,其精华部分对现代中国的政区管理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首先,我强调一个概念,测绘一个准确地图的基本前提,是拥有准确测定经度、纬度的能力,包括雄厚的天文学知识和齐全的天文观测仪器设备,即强大的天文学基础。没有这一点,一切都无从谈起。
元朝至清朝中期,伴随着世界范围内交流的加强与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地理研究呈现出与同时期经济政治发展相似的特点,其水平达到了封建时期最后的巅峰,同时也现出科学性(既包含西方科学中里地理大发现的成果,也包含当时中国相关科学最新成果如昼夜长短的计算)与近代中西成果交融的特点。在介绍这一时期对本国地理的研究成果之前,我先跑个题,先介绍下《坤舆万国全图》,因为它是历史地理学领域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坤图》实际上是对整个世界地理的展示,也是对中国历史影响颇深的地图。目前主流学界认可的说法是,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与我国官僚阶级学者李之藻合作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是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包含美洲的世界地图。它以当时的中西世界地理与制图学研究成果为基础,是中西方当时地理天文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是中西方科技与文化交流的瑰宝。明帝国的地理与天文研究者,吸收了蒙元帝国在海陆扩张后的地理发现成果,以及历代(包括元代)积累的天文成果。同时明朝自身经济政治开放程度也较高,官方与民间对外贸易交流频繁,更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创举;而万历年间(1573-1620)的欧洲也正式发现并研究美洲大陆将近百年,环球航行五十年有余。《坤舆万国全图》一经问世,就受到国内从万历皇帝到士大夫阶层的高度关注。
然而,由于此图信息量巨大,加上我们站在现代的视角,清楚地知道欧洲探险家们发现各地理单元的时间节点,一些不符合逻辑的地方就展露出来了,也因此引发了关于《坤图》“欧洲成果传入说”与“郑和成果总结说”两派的激烈争论。
前者观点:此图展现出的所有近代地理成果,包括经纬度的测定、测定世界地图所需的天文学知识(昼夜计算、历法、星图),美洲与大西洋测定成果,均为欧洲成果,由利玛窦带入中国。
后者观点:此图展现出的所有近代地理成果,均出自我国历代天文资料验算成果和历代地理知识积累,而这个地理积累,主要来源于郑和的航海活动,甚至就是郑和发现了美洲。
这两派截然相反的观点,其实主要是在争论四个问题:
谁第一个从亚欧大陆出发发现了美洲大陆,并把这个发现广泛宣扬?《坤图》的天文学知识和经纬度划分等地理学成果传承自中国人还是欧洲人?《坤图》的成图时间真的是万历年间,还是郑和下西洋的永乐年间?利玛窦其人真实地理与天文水平到底如何,他在《坤图》编制中到底起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欧洲成果传入说”观点的主要理论依据是,没有任何官方文献显示郑和船队到达过美洲,而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人的航海活动都有明确记载。欧洲相关研究传承自古希腊的文献,当时的欧洲也有一定的天文学水平。
“郑和成果总结说”观点的主要理论依据是,郑和具有发现美洲的客观实力,而《坤图》的细节,明显表现出利玛窦对自身祖国意大利地理的了解也很匮乏,对整个欧洲的情况可以用无知来形容,以此表示出对利玛窦专业水平的严重怀疑,且西方自称的很多科技发展传承,也具有明显的逻辑漏洞。
对于这两种观点,目前的官方学者包括央视采取了折中的说法,本文在前面也是采用了这种说法,暂时抛开争论,从中西方合作交流的角度来介绍此图。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明朝时期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要远高于清朝末年的水平。
《坤舆万国全图》原图已经失传,有四个复制版本传世,1608年明朝宫廷摹绘本现藏于南京博物院。
《坤舆万国全图》(职方守备地理与文明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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