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缮以后的天文台（西风 摄）

越秀中路125号大院内，山岗上八角形塔楼倚着一平顶楼房而立。这是1929年落成的中山大学天文台，也是国人自办的第一个现代天文台，比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还早5年，历经三年修缮后，这座天文台2012年以新面貌出现。

八角楼顶层为“赤道仪室”，覆盖着半球形可旋转、可开合的铜皮穹顶，颇为别致。天文台先后两位设计师，是当时供职中山大学的戴恩基和曾锐霆。创始人张云，1949年在中山大学校长职位上黯然赴港，再也没有回来。这位杰出的天文学家、天文教育家是不想回来？还是别有原因？《竺可桢日记》为我们解开这个谜团提供了线索。

天文台大院门口（西风 摄）

一波三折

张云（1896~1958），字子春，广东开平人，自幼在广州读书，1917年毕业于武昌高师，1925年获法国里昂大学天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兼天文台、气象台台长，广东航空学校天文教官。1926年，他痛感我国天文学“发轫最早，然后继乏人……允为我国学术界之耻”，申请在五层楼附近设立国立天文台，因北伐而未果。

1927年初，张云缩减计划，建议设立用于中山大学教学研究的小型天文台，得到校长戴季陶、副校长朱家骅批准，“择校内至公堂前假山为台址”，工程师为戴恩基。不料春雨连绵，工人闹事，戴恩基荣升佛山市长，仅完成打桩和地窖工程一部分，就被迫停工。

到6月份，学校考虑到天文台与地方建设息息相关，向广东省政府申请增拨建设经费。副校长朱家骅当时兼任省民政厅长，很快批准。至8月底，聘请曾锐霆为工程师，按旧图测量，发现有诸多未妥，“乃重新绘划建筑图则”。曾锐霆认为前面的桩基工程有问题，要拔出重做；而学校正碰到政潮，无人理会。不久，曾氏因故辞职，工程又陷入停顿。

张云毫不气馁，说动学校和省政府继续拨款，另聘钟柏祥为工程师，把旧桩拔掉，清除浮土，并进行招标，结果由建隆公司中标。正当张云以为万事俱备时，广州起义爆发了。建隆公司被烧，无人办事。工程遭遇第三次停顿

1928年2月，广州市面趋于稳定，但纸币大幅贬值；张云硬着头皮，向省政府申请改拨银元，并与建隆公司重订合约，于2月8日再次开工。谁料事情又起波折。校方戴季陶提议大学迁址石牌，校方有意将这边停工，到石牌另建。张云以“吾国政府信用，历来已有教训”为由，据理力争，坚持继续施工，并陆续安装子午仪、赤道仪等设备，卒之在1929年6月29日正式建成。张云事后写成《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成立始末记》长文，诉尽苦辛，大发感叹：“政局不定，经费困难，学术建设，本非易易。然而趋尚目前之小利，忘百年之大图，中国学术之不振，此其主因也欤？”

天文台旧貌（资料照片）

开创之功

中山大学天文台的成立，比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还早5年，是国人自办的第一个现代天文台。在这个小巧的天文台里面，张云和他的同事、学生作出了不俗成绩。广州市经纬度的测定、广东空军所需要的日出日没时刻表等工作，都在这里完成。中大数学系因为他的到来，也改名数学天文系，到1947年独立成为天文系。1935年，张云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41位评议员之一。中大天文台1933年参与第二届国际经度联测，1936年派出邹仪新到日本观测日全蚀，1941年张云担任中国日全蚀东南观测队队长。1946年冬，张云赴美国哈佛大学讲学并作研究，1947年12月发现了一颗位于鹿豹座南端的新变星，由哈佛大学天文台台长向全世界发布；哈佛大学并向中大赠送远东最大的天文望远镜及一批最新仪器。

张云最大的贡献在天文学教育方面。据学生回忆，他非常善于将高深的学术问题用浅显的语言加以表达。中国第一位女天文学家邹仪新、上海天文台台长叶叔华院士、天文史学家席泽宗院士、国家天文台副台长洪斯溢，都出自中大天文系。1952年院系调整，中大天文系整体合并到南京大学天文学系。

张云弟子邹仪新（左）在日本观测日全蚀（资料照片）

卷入政治

张云1949年以前的经历，跟国民党高层人物朱家骅无法分开。

朱家骅自小得以结识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先后留学德国、瑞士，回国后又得到戴季陶提携。戴季陶出任中大校长，朱家骅代理校务，又兼任广东省民政厅长。张云筹设天文台，得朱家骅之力为多。天文台的第一个设计师戴恩基，是朱家骅留德同学。朱兼任民政厅长，戴出任佛山市长；朱移任浙江民政厅长，戴出任浙江水利局长；1932年朱出任交通部长，戴担任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

张云与朱家骅关系密切，其私人感情应该是从中山大学开始。在政坛人物看来，张云就是朱家骅一派的人物，这也在一件轰动中外的大事中得到证实。

1936年，胡汉民去世，蒋介石趁机打算取消以陈济棠为首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半独立状态，陈济棠联合桂系，以促蒋抗日为名出兵湖南、江西，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陈济棠以拥有100多架新型飞机的广东空军为傲。空军将领跟长期兼任航校教官的张云十分熟悉。蒋介石使出屡试不爽的收买瓦解政策。作为蒋氏得力干将的朱家骅透过张云，策动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队投蒋。陈济棠遭此致命打击，被迫下野（《李洁之文存》）。从两广反蒋势力来说，张云是“罪人”；从大敌当前中国政令必须统一的角度看，张云又是“功臣”。

1941~1942年，中大在粤北栖身时，张云曾短期代理校长。1946年，朱家骅主持教育复员工作，委张云为两广教育特派员。1949年6月，国民党大势已去，朱家骅到广州当行政院副院长，让张云再次出长中大。张云立即从国外赶回来收拾残局，将中大的仪器、图书打包运往台湾。有了这些经历，到10月份广州解放时，张云不得不潜往香港。据报道，张云到港后曾去台湾，无所安置，只得回港。

1949年12月至1950年1月，中国科学院计划局邀请35位院士级科学家推荐各学科的专家名单。在天文组21人名单中，张云列第4位。

1950年4月，张云托人到北京，向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询问能否回内地供职。《竺可桢日记》4月3日记载：“天津一女医生陈君雅来，为张子春入国工作事。张云至今尚在香港，住在其妹家。据云渠甚愿回内地。余告以张云苟政治方面无问题，则回国决所欢迎。”竺可桢为气象专家，擅长看云测风。竺、张两人是多年老友，在《竺可桢日记》中有多有记载，此时只能给出冷冰冰的外交辞令。判断政治上有无问题的权力，并不在张云身上。

张云弟子洪斯溢说：“当年国民政府的广东教育厅厅长，曾经被劝说回国，但一回来就被枪毙了。可能是这些事情让张云觉得自己回国后得不到生命保障，所以就一直居留在香港。”（2011年9月1日《南方日报》）

张云此后居于九龙荃湾“依月山庄”，据说曾在珠海学院、浸会书院执教。这位国际知名的天文学家、国立大学校长，只能栖身于普通院校，业余写一些天文普及读物，未能展其所长，1958年郁郁而终。今天中山大学校友中，不知还有几人仍记得这位老校长？

张云（资料照片）

2013年8月17日《信息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