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什么时候，艺术与社会学开始发生密切的关系，很多展览前言中都会出现“社会学”的字样，一度让学社会学的我有些小小的自豪。不过，近几年突然发现，社会学可能正在被当代艺术强制“移植”、曲解并庸俗化，就像主席说的：事情正在起变化。

艺术与社会学在方法论上的互动，这本无可厚非，如在艺术史的研究中，艺术社会学的研究显然要兼顾社会学与艺术不同的学科视角。另一方面，在一些艺术作品的调研阶段，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也可以带来不同的思维方式；再如央美实验艺术学院，鼓励学生利用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进行积累，打破学科的界限，再用艺术语言进行转化和提炼，这样的探索都是有益的。

值得警惕的，是一些作品对社会学的曲解和移植。

最早让我感到不对劲的，是去年流传蒋安平先生的一篇文章《社会学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沉重伤害》，一篇宏文梳理了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文中说，“三十几年来艺术一直在对抗政治体制而不是使引导生命回归本体，在社会学引导下艺术创作没有发挥艺术对的人精神作用，无论是艺术创作或艺术理论一直游离在社会学层面上，艺术实践至今始终处在精神传达的浅层中，一些中国当代艺术的发起者家们一直纠结于民主自由等社会学表达层次中，历史的沉疴使他们的意识与视野都无法超越现实屏障。所以他们的生命与艺术都一直执着于与政治、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对抗而非自我精神觉醒的深层次自由表达，民主人权等社会学层次的思考严重禁锢了他们对于生命与艺术的深层理解与传达，同时因为缺乏深层的人文精神支撑而执着于艺术的对抗因而禁锢了自身灵性的发展。”

文中对社会学的曲解是这样的，“社会学最根本的节点是政治，而所有政治最终目的只是控制，艺术最终目的是自由。”读罢这篇文章，一个社会学的同学评价很精准：自己成绩不好，却抱怨隔壁班熟悉的陌生人，这也真是奇谈怪论？！自己认怂，被强大的经济与现实蹂躏了，却敢怒不敢言，只好将怒火对准旁边能力有限的老实人，这大概就是作者的逻辑。

城乡结合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都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和研究

更可悲的是，社会学用两百多年的反思，苦苦寻求的学术理想和研究方法，被一些艺术作品单纯的移植，借用社会学中二三流的田野资料，直接当成作品时，艺术与社会学的关系就值得商榷了。

比如最近了解一个有关北京城乡之间的展览，用十天时间对北京近郊的村落进行“田野调查”，艺术介入现实本身无可厚非，但使用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诉求似乎有些问题。这种田野调查的方法与资料呈现与社会学人类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展览中几个作品也跟社会学有密切关系，譬如关注流浪狗的社会关系网络、打工子弟小学、对普通人的日常记录、同性恋问题等等。鉴于这些都是社会学研究的课题，而策展人在访谈中屡次提到艺术与社会学差异，因此一并做个讨论。

一、从城乡研究的课题上，城乡结合部一直是中国社会学的主战场，从建国以来，利用户籍制度和经济系统建立起的城乡二元格局，以及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进程中所带来的各种冲突和问题，都始终在社会学的关注中，集中体现在城乡结合部的研究和分析上。所以，首先要表明的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个领域的研究已经有很多积累，即便在大众视野中，也能看到《蚁族》这样的影响力巨大的纪实类书籍。因此，艺术介入这个领域，如何在社会学和新闻的积累上有新的贡献，这是第一个问题。

二、策展人说社会学关注点与艺术家不同，这点我也不太认同，他认为社会学的研究一定要具备经典性和普遍性，这就构成了对社会学的一个误解。从孔德建立社会学以来，最初的野心的确是以物理学的方式研究群体，但随着韦伯对于解释社会学的开创性贡献，社会学被打开了另一扇大门，韦伯认为，社会学就是一门致力于解释性的理解社会行动并通过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影响作出因果说明的科学。因此，所谓经典性或者普遍性并不存在，在社会学眼中，每个人都具备足够的经典性与普遍性，从每个人的主观动机的直接理解，以及对其动机的解释性理解，都会帮助我们认识每个人背后无法割断的社会联结。在策展人看来，“如果按照社会整体逻辑来记录，他们可能在社会学中用一句话、两句话就被概括了。但是对于艺术家来说，每个无名者都在推动历史的发展。”这显然有区隔艺术与社会学的嫌疑，社会学的口述史研究中，需要对大量访谈者进行详细的生命历程访谈，一个田野往往持续数年，跟踪、追访、参与观察，对于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细节关注，丝毫不是简单而冰冷的。

三、策展人说，在这样的调查中，社会学的研究是“局外人”，艺术家是“局内人”。殊不知这样的判断，要么是对社会学和人类学不了解，要么是违背了基本的学术伦理。社会学与人类学进入田野前，都要求不带任何“前见”的融入，我的一个师姐在东莞做了三个月的制衣女工，人类学的田野做得更久，要求研究者放下自己原先的身份，全心投入到新的文化系统中。当然，调查者与本地之间的身份差异天然存在，我们尽量做到的是“悬置”，这一点艺术家与社会学家应该没有差别。而如果生硬地“介入”，恐怕会所带来学科伦理问题，这一点上艺术调查显然没有社会学的经验丰富。

四、再回到如今大量使用社会调查方法直接呈现的艺术作品中，这些作品的价值如何判断。如果以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有明显研究积累上的不足，“流浪狗的帮派研究”，建议参考一下潘文石先生对大熊猫、金丝猴群体做得详细研究，还有珍妮古道尔对大猩猩的研究，都是生物社会学的典范。诸如同性恋研究，建议看看李银河当年怂恿丈夫王小波进男厕所，夫妻二人对中国同性恋亚文化的实证研究和文献翻译已经不少。至于城乡研究，在任何一本社会学核心期刊上，几乎每期都有相关的理论和个案研究，社会的阶层研究、社会流动、发展社会学、社会运动、经济社会学等各种领域都对这个群体有深刻的关注，因此要说这是被社会学遗忘的角落，似有不妥。怀着对社会学的曲解总结出两个研究的差异性，似乎不够有说服力。抑或说，这样的浅层调查既无法提供艺术语言上的创新和超越，亦无法在人类关怀和思想深度上对社会学有更多贡献。艺术和社会学都要回答问题，可能寻找的问题殊途同归，但回答问题的方式决不能雷同。否则我把《社会学研究》一页一页贴到展板上，或者把人类学的影像资料投到大荧幕上，思考的深度和学术价值，绝对甩这些披着“社会学人类学”外衣的作品好几条街。

作为城乡二元结构集中冲突的区域，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具有研究价值，关键是用什么方法论，以及是否有足够的学术积累

有学者说，不少当代艺术受到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其实庸俗的根本不是社会学，而是使用者的内心吧。社会学是什么？恐怕很少有人能直面这个问题，即便是学社会多年的人也很难给出一个精确的解释，“社会学的这种表面上的尴尬与纠结，这种实质上的反思性，同时也正是社会学最为强大的地方，也正是我向来认为，社会学是最好的大学教育的依据之一。因为作为一种以“知行合一”为其实质特征的现代性学科，社会学的每一次研究，都是某种关于世界的呈现与提交，都是某种开始和某种照面，都要求在提交的同时，关注提交的基础。提交并不意味着对于作为其基础的日常生活/生活世界的断裂，尽管这同时必然意味着某种乡愁与理念的开始。然而，社会学的温柔之处，就在于它会环顾四周，发现并试图理解那些不言而喻的、甚至是非理性的存在之现象。”我的师兄孙飞宇老师在今年北大社会学系毕业典礼上这样说道，“在我看来，社会学是一种同时将自身安置于生活世界之中的、朴素的诗意栖居——尽管这一栖居绝非意味着对于那些他者爱欲、忧愁以及苦难的无视，也绝非意味着对于自我之成长的遗忘；恰恰相反，社会学将自己置身于世界之中，就意味着要用整体性的方式来看待事物本身，关注行动者的生死爱欲，恩义情仇，及其’建筑世界’的过程，同时不忘自己的初心与理想。这是社会学的诗意宣言。真正的社会学绝不会同时牺牲自己与他者，而换回某种’合理的’、去身体化与去世界化的思考方式，因为后者尽管可能会获得某些在现代性制度中的发展前景，然而却往往对于最值得关注之事，熟视无睹，并因此而背离了社会学与大学教育的本意。”

学科无高下，每个学科都在自己的道路上探索着终极命题，拔高自己贬低他人，并不能让自己显得更高尚，一知半解的强制移植，对艺术与社会学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伤害。只是这么多年来，社会学就是那个老老实实做理论、做田野的邻班同学，既没有想过“货卖帝王家”，也没有想过单纯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地改变他者，正如孙飞宇师兄说的，“社会学更像是一种在世俗化时代的一种基于日常实践的修行之道与自我培育之途。”这种修行，“目的是要摆脱康德所说的不成熟状态，而成长为一名真正成熟、有担当同时又保有赤子之心与激情、既不偏狭又不盲从，具有恰如其分之判断力的现代社会的成年人。对于我们所有学习社会学的人来说，这都是一种毕生的修行要求。我坚信，社会学的这一特征，绝不会减弱其社会学学科的性质，而是恰恰相反，无论在西方的社会学还是中国的社会学传统之中，乃至于在人类文明的整体传统之中，这一种修行的要求从来都草蛇灰线，不绝如缕，甚至曾经是中华文明之传统的实质特征。”

求求那些不了解社会学的人们，放了社会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