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军事史上有三大派系格外引人注目，即“保定系”、“士官系”和“黄埔系”，这三大派系均以其发源之军校命名：“黄埔系”出于黄埔军校，“士官系”源于日本士官学校，“保定系”则是保定诸军校毕业生的合称。民国成立后，陆军部改前清陆军兵官学堂为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定于直隶原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内，这是中华民国第一所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为人所熟知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下称“保定军校”）。

黄埔系和cc系（黄埔系八大金刚）

保定军校

早在清末袁世凯练兵之时，保定即设立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学堂选址于保定东关原关帝庙废址（庚子之役中被八国联军焚毁）。1903年3月底，袁世凯在原庙址的基础上征购了周边大片土地，学堂占地超过一千五百亩，东西各两公里有余。在清末时期，学堂已初具规模，其建筑格局以日本士官学校为蓝本，同时兼采天津武备学堂之优点，整体构局气势雄伟，校内气象森严有序，全校分本部、操场、靶场三部分，本部为教学区与生活区，占地约三百亩，靶场面积与本部相当，大小操场占地近千亩，其规模虽不能与美国西点军校、日本士官学校相提并论，但与原天津武备学堂（毁于八国联军）相比，已非同日可语。

辛亥革命期间，原各省招收的陆军兵官学堂入伍生及陆军中学学生因局势突变而分散于全国各地，为免于其荒废学业并为民国军队建设培养基层军官，陆军部将军官学校的复学视为头等大事。在给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呈文中，陆军部称：“民国初建，自以培植将才为整顿军队，力图自强之基础，是以近月以来，督饬部中各员悉心筹划，规复陆军各项学校”。由此，保定军校得以顺利成立并成为黄埔军校创办前唯一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相比于各省所办“讲武堂”及军阀内部设立的“学兵队”等，保定军校的教学与训练都要严格正规得多，其学制章程大多参照日本士官学校，教官与科队长也多为留日士官生、陆军大学及本校的优秀毕业生担任。

在教学安排上，学员每天至少要有半天的课堂学习，内容包括战术、兵器、筑垒、军制、测绘等军事学及理化、数学、历史、地理等普通学科；在术科训练上，则安排有劈刺、体操、武技、马术等；制式教练一段时间后，学员们由简入繁，分别参加教练场演习、野外演习及全面联合演习；在教学设施上，保定军校可谓是得天独厚，学员们实弹射击时有打靶场，马术训练有马场，炮兵训练有炮场，工兵训练有土木工作业场、架桥作业场，体操、劈刺、武术等辅助术科也都有专业教官和专门的器械操场。

保定军校以培养初级军官为主要任务，其中分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五科，学期时间为两年（实际为一年半左右）。从1912年招收第一期学员到1923年停办的十余年间，保定军校总共招收过九期学员，毕业生共计6574人（如算上清末时期，则不下一万），其中以步兵科最多，达4071人（炮兵科与骑兵科均为800余人，工兵科与辎重兵科约400人左右）。

1916年袁世凯称帝败亡后，军阀间争斗不断，极大地干扰了保定军校的正常教学。特别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皖系前敌总指挥曲同丰（曾任保定军校校长）在松林店被俘，原皖系第十五师在向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投降后被安置在保定军校内（正值学员放假）。由于曹、吴未能及时补发所欠军饷，结果第十五师发生哗变并在校内大肆抢掠，而且还焚烧了部分校舍。直系军队前来镇压时，又趁机抢走军校训练用枪2000枝、骡马300匹及大炮16门，其余教学设备如图书、仪器、器械等也大多在混乱中被毁弃一空。

作为近代中国军事教育的正统，保定军校毕业生在后来的黄埔军校、北伐战争及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黄埔军校为例，校长蒋介石为清季保定通国速成武备学堂毕业生（由此选送到日本留学），军校筹备委员会及入学试验委员会总共16名委员中，有7名是保定军校毕业生；首期学生总队的正副队长邓演达与严重，均为保定军校出身，除此之外，邓演达还担任过军校教育长、严重担任教授部主任，训练部主任顾祝同也是保定军校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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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伐战争中，担任师长以上高级军官的保定军校毕业生有李济深、刘峙、钱大钧、陈铭枢、唐生智、何键、李品仙、叶琪等，而旅团长中也不乏叶挺、薛岳、范汉杰、余汉谋、黄琪翔、夏威、廖磊等知名学员。在抗日战场上，保定毕业生有18人担任战区正副司令长官，36人担任集团军正副总司令，分别占同级别人数的50%和38%，除了以上所列人物外，还有张治中、陈诚、白崇禧、罗卓英、傅作义、佟麟阁、刘文辉等知名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