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前瞻·智库观（2）

本报记者 刘慧

中国拥有超过14亿人口，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加快转型的国家，社会治理的任务艰巨而繁重。配“城市大脑”、连接数据信息、设立调解中心……各地近年来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党的十七大强调“健全社会管理格局和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社会治理的命题。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仅一字之差，意味着要从过去政府一元化管理体制转向政府与各类社会主体的多元化协同治理体制，推动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每年的全国两会期间，社会治理都是热点话题，2022年也不例外，代表和委员们关注基层互联网政务建设、社会矛盾如何多元化解等。

“治大国若烹小鲜”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在基层，百姓关注办事是否更便利、矛盾纠纷能否及时化解。政府部门则借助互联网平台，能够全天候监测城市运行，突发事件能得到及时处置。

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浙江省绍兴市2021年打造县级“终点站”、镇级“主阵地”、村级“前哨所”三级矛盾调解中心体系，发现矛盾及时调解，使得绍兴连续13年成为“平安市”。

浙江省杭州市早在2020年就成立了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通过整合资源提升数字赋能社会治理水平，实现“让群众少跑路”“让数据多跑路”，百姓办事“最多跑一地”。

数字化是各城市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杭州等地采访时看到，全市建有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一块超大的数字屏实时记录城市的运行概况，整合平安信息系统、基层治理平台、智慧城管等，各政府部门的数据互联互通。

在发达地区的部分县（区），还建有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中心，百姓租房拿不回押金、渔民船只发生碰撞、邻居之间有纠纷、装修房子遇到纠纷等，都可以找化解中心，化解中心的工作人员会尽快为大家化解矛盾纠纷。

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民进中央2022年一份重点提案就呼吁，“加强信息化融合建设，提升基层公共服务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杨蓉多年来一直关注基层社会治理。她说，从源头化解矛盾纠纷，能有效防范因家庭、邻里纠纷引发的犯罪。

全国人大代表肖胜方建议，公安机关与人民法院应建立全国人口信息数据互通查询，减少不必要的“跑腿”工作。全国政协委员皮剑龙提议，加快“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法治构建。

当前，我国城乡社区治理模式多且杂，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应从法律层面进行统筹规范，制定《城乡社区治理促进法》，将有助于惠民利民政策落地，将推动建设和谐有序、绿色文明、创新包容、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园。

多元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的一项重要司法改革任务。《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均指出，要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这对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纠纷解决诉求，提升司法治理能力和水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对于加强基层法治建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解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联合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完善多元处理机制的意见》，推进了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但接受记者采访的全国人大代表则表示，相关制度保障仍需完善，进一步加强政策效果。

与此同时，山东、福建、安徽、海南等多地为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已经或正在制定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地方规定。这些地方规定不仅为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国家层面的立法提供了经验。

皮剑龙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我国尚未制定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法律法规，相关法律规定散见于《人民调解法》《仲裁法》《民事诉讼法》等。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使得各地在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建立和推进程度上产生了不平衡，内容程序缺乏法律刚性保障，化解纠纷仍倚重诉讼途径，高效便民相互衔接联动机制仍未形成。因此，亟须通过立法，从制度层面推动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实现立法与改革相统一，不断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皮剑龙建议，加快制定《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促进法》。加强国家顶层设计，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治理体系和法治保障。全国人大常委会要在总结地方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加快立法进程，将改革举措上升为法律规范，推动全社会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提升社会治理制度化、法治化水平。充分吸收各地方、各部门好的做法和经验，明确规定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立法目的、原则、职责分工，纠纷化解的方式、途径和程序、保障措施、监督管理等。构建体系完备、权责清晰、措施得当、协商顺畅、保障有力、责任明确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制定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管用好用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