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钧儒清末主张立宪救国，认为立宪即改变清朝封建专制制度，实现民主政治，让人民有参政的民主自由权利。

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什么运动（康有为梁启超关系）

辛亥革命后，他本着民国主义在民的精神，反对封建军阀统治，要求贯彻民主精神，厉行立宪政治，参与了“天坛宪草”和浙江自治省宪的拟定工作。在领导救国运动中，他参与制定的救国会政治纲领中，明确提出民主制度的确立，是各党各派彻底合作的基本条件；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的自由，是联合战线丝毫不能让步的要求。

在整个抗战期间，他始终认为抗日与民主不可分，要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必须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战，充分发扬民主，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他针对抗战后国民党继续实行专制、压制民主、破坏法治，先后在国民参政会上两次提出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获得许多参政员的联署支持。

他和各抗日党派参政员一道，发起民主宪政运动，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保障人权和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为了争取实现民主宪政，他和一些中间党派负责人共同发起，成立了旨在促成实施民主宪政的统一建国同志会，随后进一步发展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沈钧儒和救国会是共产党在争取政治民主化斗争中的忠实盟友。

抗战胜利后，在沈钧儒的领导下，救国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其政治纲领提出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国家。他参与创办的《民主生活》周刊，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认为当前一切问题的症结都在不民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表示要用笔来反映人民的公意，发扬民主精神，实践民主生活。民主同盟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团体”遭取缔后，他潜离上海赴香港主持召开了民盟三中全会，领导民盟“一面倒，倒向新民主主义方面”。

反对人治，主张法治，是沈钧儒法学思想的核心。沈钧儒认为，法制健全与否，是否实行法治，是国家强弱盛衰的重要因素。他引用韩非的话说：“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在北洋军阀统治下，他长期参加政学会活动，是因其政纲对政治取稳和改进主义，强调发扬民主与厉行法治。“唯民主可以革专制之积威，唯法治可以纳庶政于轨物。”与自己的理念相吻合，他说：“欧美式政治之精神在法治，中国式政治之精神在人治。”“吾国政府素重人治，与欧美之一切归纳于法治者迥异，政治之所以不进步，此实一大原因。”

认为当今中国是无法无天，武人干政，军阀祸国，只有建立法系，实行法治，结束人治，才是弭乱致治之道。上世纪30年代，他针对国民党当局罔顾法治，践踏民主，非法拘禁爱国人士的白色恐怖统治，倡导冤狱赔偿运动。发表宣言说：“‘堂上一笔朱，阶下千滴泪。’此种至可惨痛之现象，竟存留于二十世纪之中国，则斯民之不幸，果为何如？”并制定冤狱赔偿法草案送呈国民党中央采用，要求建立冤狱赔偿制度，以保障人权，获得广泛舆论的支持。

冤狱赔偿运动是当时整个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法制史上一页有意义的篇章。40年代，他撰文批驳国民党政府颁布的侵害人民民主自由权利的《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等法令。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为建立和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殚精竭虑，使法制建设有了一个良好开端。

此外，沈钧儒从小接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济世救民的优良传统，有着良好的道德修养。他一生“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洁身自好，克己奉公，清廉正直，乐于助人，重视家庭，爱护子女，对后辈循循善诱，是青年的良师益友，为世人所称道，这更是值得我们继承的一份精神遗产。

七君子1931年，“九·一八”事变牵动了沈钧儒那颗忧国忧民之心。他立即投入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洪流之中。并于同年发起成立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多次上书南京国民党中央。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助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也激怒了爱国群众。沈钧儒等人又发起组织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在“九·一八”五周年当日，他不顾当局禁令，带头率几千人上街游行示威，不畏军警的铁棒刀枪，不理会蒋介石的点名警告。

10月，又主持了鲁迅的公祭，把有五、六千人参加的送葬礼搞成抗日救亡的大规模游行示威。以及在孙中山诞辰纪念日上发表讲话、以救国会名义致电张学良等国民党将领、援助上海工人反日大罢工等等活动都触怒了国民党反动派，结果沈老先生和李公朴、邹韬奋、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等一同被捕，成为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在狱中，沈钧儒先生被公推为家长。他和大家一起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坚决不写悔过书，坚持爱国无罪。在法庭上，“七君子”义正词严，驳得检察官哑口无言，狼狈不堪。

沈钧儒虽身陷囹圄，但他想的却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审讯退庭后，他感慨万千，以诗抒怀：我不要这种胜利！眼看地图变了颜色；六千万同胞沦亡在深渊之底，我们如果还有一些人气，那里有心思来与自家人斗鼠牙，争虫臂！我早已忘掉了我自己。我祈祷着这一天：能把我的血，飞洒到关外数千里与天无际的白云上，把我们的骨，深埋在那一边的土里，这才是我们的胜利！也是我们民族的胜利！国家的胜利！我再也不想要其他的胜利！他的诗表现出一个革命者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坚定信念。

“七君子”的爱国行动得到了举国上下的支持，宋庆龄等知名人士也纷纷发表声明。在全国各方面的压力下，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不得不释放了他们。当他们走出狱门之时，各界群众闻讯赶来迎接，口号声、爆竹声高入云霄。沈老先生代表其他六人向大家表示：“可以告慰于大家的是，我们出狱与入狱时一样，主张没有变更，我们决不改变我们的宗旨，决定和过去一样，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线。

光绪二十一年春，梁启超和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正值清廷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出，群情愤慨。梁启超受康有为之命，“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四月初八日，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邀集1000余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廷，要求拒和、迁都、实行变法，从而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

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重要助手，不仅协助组织会议，联络人士，而且还撰文誊录，起草奏书，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六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不久改为《中外纪闻》），梁启超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他“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在鼓动舆论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报开两月，舆论渐明”，那些士大夫“初则骇之，继亦渐知新法之益”。梁启超在办报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显示了才华。他那高度的热情和出众的能力，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梁启超就从一个人微言轻的普通士子，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了。

光绪二十二年（1896），黄遵宪、汪康年等人在上海筹办《时务报》，梁启超应邀前往主持笔政。在主编《时务报》时期，他以新颖犀利的议论和通俗流畅的文字，写出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维新变法理论。他指出：中国要强盛，必须进行变法，“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梁启超在这些文章中，还大力介绍西学，明确提出要改革中国羸弱落后的面貌，就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制度。

他还根据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学说和议会制度，竭力宣扬民权论，痛驳“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封建说教，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他把历代帝王斥为“民贼”，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呼吁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并且强调，这是维新变法中最为根本的问题。他满怀信心地说：“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而勃兴。中国苟自今日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

梁启超擅长用浅显流畅的文字来阐述重大的时事问题和深刻的道理，文章常带感情，有很强的鼓动性。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大胆抨击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力宣扬，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具有很大的感染力。连严复这样著名的学者也评价“任公文笔，原自畅遂。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直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由于梁启超的参加，《时务报》的影响迅速扩大，几个月间销量即达一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梁启超的名声也随之日重。

梁启超全家变法理论的宣传，有力地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开展，但也引起了那些反对维新运动人物的不满和嫉恨。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授意汪康年进行干预，力图控制《时务报》，梁、汪矛盾日益激化。梁启超难以与其争，遂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离沪赴湘，就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

由办报改而教学，条件和环境都不同了，但梁启超并没有放弃宣传工作。在讲学过程中，他大力阐述康有为的改制理论，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特别是在批答学生札记时，梁启超往往借题发挥，锋芒直指封建专制制度。他甚至大胆宣布，“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至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是民贼也”。这些激昂的言辞，对于那些深受封建思想禁锢的青年学子来说，犹如是出征的战鼓，激励他们投身到改造社会、拯救民族的历史洪流中去。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非常险恶的局势。清廷的腐败和无能，通过这次战争暴露无遗。帝国主义各国趁火打劫，力图扩大自己在华的势力范围。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德国出兵侵占胶州湾，康有为赶到北京，积极组织救亡活动。梁启超由于在湖南受到反维新势力的攻击，也于光绪二十四年二月返回上海，随即辞去《时务报》主笔之职，于三月初来到北京，跟随康有为奔走呼号，决心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他撰文演说，呼吁要使全国民众“咸知吾国处必亡之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尽其聪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梁启超反复强调，只有如此，才能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梁启超的作用和名声也越来越大。在“百日维新”期间，有关新政的奏折、章程，不少出自他的手笔。五月十五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励”，赏六品衔，并让梁启超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逃出北京，东渡日本，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初到日本之时，他一度与革命派接近，甚至利用康有为去加拿大组织保皇会的机会，与孙中山等革命人士往来密切，并试图联合立会，后因康有为得知此事，严厉反对，联合立会才告作罢。但是，梁启超与革命派毕竟不是同路人，他继续追随康有为，坚持改良立场。

为了控制、利用舆论，扩大保皇派的影响，梁启超十分重视宣传工作，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在横滨创办《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为改良活动摇旗呐喊。他竭力宣扬“光绪圣德”，说什么“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变，为数千年之所未有。皇上之圣，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同胞，获此慈父，今虽幽废、犹幸生存，天之未绝中国欤！”

民国三年一月，袁世凯在当上大总统后仅三个月，就下令取消国会。二月，熊希龄在内阁倒台。尽管袁世凯改任梁启超为币制局总裁，但这个没有多少实权的职位，实在难以引起梁启超的兴趣。十二月，他辞去币制局总裁之职，携家迁往天津。

以后，袁世凯又任命梁启超为政治顾问，委派他考察地方司法教育事宜，梁启超都推辞未就。在此期间，梁启超与袁世凯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既不满于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但又对他寄予希望。对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和企图抵制自为的行径，梁启超是反对的。

由“二十一条”引起的政治风潮刚刚开始消歇，袁世凯就加快了恢复帝制的步伐，公开打出了复辟帝制的旗帜。只是到这时候，梁启超才对袁世凯完全失望。面对全国已经蓬勃开展起来的反袁斗争，梁启超恐为“牛后”，终于发出了讨袁檄文。八月二十日，梁启超拒绝袁世凯的重金收买和武力威胁，毅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正告袁世凯之流不要“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

与此同时，梁启超又与蔡锷密谋，积极策划武力讨袁。十二月二十五日，蔡锷在云南组成讨袁“护国军”，梁启超于民国四年底从天津来到上海。他与蔡锷等人函电往来，帮助护国军拟定计划，起草文告；又与广西都督陆荣廷秘密联络，促其独立。民国五年（1916年）三月，梁启超应陆荣廷的邀请，绕经香港、越南赶到广西，直接参加护国运动。五月六日，军务院在广东肇庆成立，梁启超任副军兼政务委员长。在职期间，军务院的布告、文电大都由梁启超亲自执笔。

护国运动以后，梁启超就深深地陷入北洋军阀的内部纷争之中了。民国五年六月六日，袁世凯病死。之后，北洋派系的另一个军阀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主持国务院事务，成为新的实力人物。梁启超很快成为段祺瑞的支持者。

他在给南方各都督司令的电文中说：段祺瑞“宅心公正，持躬清直，维持危局，非彼莫属”，否则“大局将不可问”，要他们协力予以援助。在北京政府宣布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召集国会复会，并表示要惩办帝制祸首之后，梁启超便主动撤销军务院，以避免与北方对峙而发生冲突。在梁启超的一再催促下，军务院于七月十四日宣告解散，南北“合作”，段祺瑞轻而易举地“统一”了中国。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又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随康有为亦步亦趋，无论办报或教学，都注意并且用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

他以公羊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为依据，鼓吹变法，讲求维新，宣传西方科学文化，充分显露了年轻爱国志士的朝气和锐气。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一度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进行一次“破坏”：“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此一定之阶级，无可逃避者也。有所顾恋，有所爱惜，终不能成。”但是这种居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摇摆，在梁启超的身上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仍然和康有为一道，鼓吹改良，主张“斥后保皇”。

当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展开之后，梁启超又改变旧说，转而提倡实行“开明专制”，试图与“革命”理论相对抗。使梁启超难堪的是，正当他还在口干舌焦地鼓吹开明专制，反对实行宪制的时候，清廷却正式宣布要“预备仿行宪政”了。以后，梁启超又高唱宪政，在立宪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统治中国近270年的清皇朝已经行将就木，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权，共和之制势在必行，梁启超再一次改变了以前的政治主张，提出了“虚君共和”的口号。直到民国之后，这种多变的特征，在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时有反映，从拥袁到反袁，从护国到拥段。一变再变，终于技穷。

民国七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梁启超与蒋百里、张君劢等人前往欧洲。经过一年多的实地考察，使他了解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他所崇仰的西方社会，他所宣扬的西方文明，原来也充满了弊端和罪恶。梁启超认识到：“自从机器发明、工业革命以来，生计组织起一大变动，从新生出个富族阶级来。

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偏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物价一日一日昂贵，生活一日一日困难。”“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他由此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拯救世界还要依靠东方“固有文明”，主张极力发扬传统文化。梁启超从一个旧世界的批判者，成为一个旧传统的提倡者，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和失望，以及对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忌恨与反对，而且也有力地说明，在近代中国，找不到出路的改良主义者，在时代浪潮的冲击和对社会现实的迷惘中，只能回转身来向中国传统文化复归，甚至把倒退看做是出路。

梁启超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