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读者心目中，只要提及20世纪“国学”研究，就会想到当年的清华国学院和“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四大导师”执掌国学院虽然只有短短数年，却为清华“国学”研究的黄金时期，其成就至今令人津津乐道。若各以一字概括清华四大导师，则梁启超之学“博”，王国维之学“精”，陈寅恪之学“深”，赵元任之学“杂”，当然，说赵元任之学“杂”绝无贬义，只是说他在很多学科都有重大发明。虽然最终他选择了语言学，但假如选择其他领域，所取得成就未必不如语言学。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影响早已超出学术界范围，而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精神的象征和富有生命力的文化符号了。他们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对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不甚了解者，会忽略彼时北京大学其实也有专门的国学研究机构，那就是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不仅它1921年的成立时间远早于清华国学院，所取得学术成就不亚于清华国学院，而且它也有一批学术成就和声望不亚于“四大导师”的研究群体：蔡元培亲自兼任研究所所长，国学门主任是沈兼士——系章太炎弟子、沈尹默之弟，既获蔡元培支持，背后更是有章门弟子群体这一雄厚的学术资源。国学门成员则有胡适、李大钊、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周作人、鲁迅、蒋梦麟、刘复、沈尹默等，每一位都堪称学术大师。对北大国学门的有关情况，台湾学者陈以爱的《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有专门研究。该书依据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国学门的成立和发展以及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等都作了较为系统的总结。

本文无意探讨北大国学门之历史和学术成就特色，只是藉此引出一个问题——既然清华国学院这“四大导师”影响很大，为何北大没有邀请他们去任教？是没有邀请还是此中有什么隐情？

清华“四大导师”中以梁启超名气最大、年龄最长、资格也最老，他和北大关系也最源远流长。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和梁启超出于维新改良之目的，就奏议创办京师大学堂（后被称为“戊戌大学”），而戊戌变法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创办京师大学堂（即北大的前身）。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成立京师大学堂即其中重要内容，此变法诏书仅有三段，却用整整一段谈创办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学习，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内侍卫、候补侯选道府、知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习，以期人材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变法开始后，由于康有为忙于其他事务，即由梁启超起草《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这就是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个章程，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最早的学制纲要。这个《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对后世影响极大，诸如其中提出的“兼容并包”“中西并用”等思想，显然对蔡元培后来执掌北大之教育理念产生重要影响。此外，其中提出的重视师范教育，重视基础学科与专门学科相结合以及要破格选拔人才等，都为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设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是北京大学的孕育者或最初设计者毫不为过。

在总理衙门将梁启超制定的这一章程呈报光绪后，光绪阅后认为“纲举目张，尚属周备”，当即下旨“即着照所议办理”，梁启超也因此被赏给六品衔。不过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等人出走海外，自然无法参与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但值得庆幸的是，慈禧虽然终止了很多变法措施，却没有撤消筹办京师大学堂，反而在发动政变后五天即下旨认为“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虽要求暂时整顿，却一再令官学大臣孙家鼐抓紧开办。后因义和团兴起和八国联军入京等，京师大学堂才被迫停办，直至1902年才重新开学。不过，这期间直到辛亥革命爆发，长期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和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基本没有联系。民国成立初年，梁启超把更多精力投入政治，虽然曾到北大讲座数次，却并未真正介入北大的日常教学工作。在袁世凯去世后，梁启超更是深深介入北洋军阀的内部纷争，更无精力投入教育。直到1917年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段祺瑞政府倒台，梁启超也随之结束了从政生涯，才开始把精力放在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领域。也正在这期间，伴随着大批章太炎弟子进入北大和桐城派受到排挤以及蔡元培执掌北大，曾担任国民政府司法总长等要职的梁启超自然不会满足于担任北大教授。对梁启超而言，只要他提出想到北大当教授，北大自然是求之不得，所以其实还是他自己不想去或不屑去。而且这种想法不仅仅梁启超个人有，彼时如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及稍后的马一浮等，都不愿到大学任教，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他们自视甚高，骨子里仍看不上源自西方的现代大学，而学术门派的因素自然也有。

至于王国维，不仅和北大及其前身京师大学堂一直颇有渊源，而且有一段时间就是北大的教员，正式身份是“通讯导师”，且还拿过薪水。早在1906年，王国维就写了《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对张之洞主持的这个章程取消了哲学学科给予严厉的批评，并提出了哲学就是具有“无用之用”的学科，“哲学之所以有价值者，正以其超出乎利用之范围故也”以及追求“学术自由”等深刻见解。尽管王国维当时人微言轻，不过是《教育世界》的小编辑，所以这篇文章并未产生广泛影响，但文章本身的思想深度和远见卓识足以令该文进入中国思想史，而王国维也以此种方式体现了他对京师大学堂最早的关注。此后大概在1910年，罗振玉曾向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举荐王国维任该校文科教习，但未能成功，原因也许和王国维资历不够有关。

王国维真正进入北大欲聘请任教的视野，是在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此时的王国维，因一系列开创性研究成果跻身国内一流学者之列，自然引起蔡元培的注意，即多次欲聘请王国维到北大。从1917年到1922年，据说北大五次邀请王国维来任教，均遭拒绝。这第一次邀请是发生在1917年，彼时王国维在写给罗振玉的信中说：“前日蔡元培忽致书某乡人，欲延永（永为王国维自称，为其号‘永观’之简）为京师大学教授，即以他辞谢之。”对此罗振玉复信表示：“至北京大学，公谢不就，弟甚谓然。”之后几次，北大方面也是极为认真，态度极为真诚，但均遭到拒绝。与此同时，北大方面也在邀请罗振玉，但也是遭到谢绝。1918年6月4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罗振玉致蔡元培校长的信，即等于公开谢绝邀请：

鹤卿先生阁下：

昨在春明得亲尘教，十年之别，一朝握手，喜可知也。先生主持国学，领袖群伦。在昔济南遗老存遗经于将绝之余；北海鸿儒传圣学于炎刘之末。以今方古，先后同揆。弟忧患余生，饰巾殆尽，乃承不弃，令备教员。闻命之余，亦深愧恧。盖即槁之木，宜见弃于匠人；而爨下之才，忽鉴赏于君子。再四思维，唯有敬谢。加以还移匪易，又第四儿妇病癠甚危，计欲送之返国。又虑中途或生意外，方寸乱劣，衰病为增。凡此情形，悉非虚饰。尚祈鉴宥，许以避贤。临颖主臣，言不尽意，此请著安，诸维照鉴弟振玉再拜。

不过，从有利于学术研究的角度，罗振玉知道如果能够进入政府官办大学或与其合作，会有更好的条件和机遇，所以他并未完全拒绝北大，在写给王国维的信中他就写道，“北（京大）学事，弟意兄可谢其行北行，而意在沪撰述则可，如此可行可止（以哈园信复，弟不甚同意，但以眷属书卷在沪，不能北上为词可矣）。弟则为条议一篇以塞责。蔡之宗旨，与我辈不合，其虚衷则可嘉，故处之之法，如此最妥。”显而易见，罗振玉和王国维不愿到北大，最根本原因仍在于他们不能认同蔡元培的办学思想，但适度合作倒可以考虑。

在这种情况下，北大在决定成立国学门研究所后采取了更为灵活的策略，即邀请王国维担任国学门的“通讯导师”，并由马衡具体操办此事。1920年底马衡写信给王国维，“大学教席先生坚不欲就，而同人盼望之私仍未能已。拟俟研究所成立后先聘先生为通讯研究之教授，不知能得同意否。”王国维虽未谢绝，也未立刻接受：“来书述及大学函授之约，孟劬（即张尔田）南来亦转达令兄雅意，惟体稍孱，而沪事又复烦赜，是以一时尚不得暇晷。俟南方诸家书正顿后再北上，略酬诸君雅意耳。”事实上，此事最后仍不了了之。不过北大方面仍未死心。1922年北大召开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还是决定邀请王国维为通讯导师。会后马衡写信给王国维：“大学新设研究所国学门，请叔蕴先生（即罗振玉）为导师，昨已得其许可。蔡元培先生并拟要求先生担任指导，嘱为函恳，好在研究所导师不在讲授，研究问题尽可通信。为先生计，固无所不便；为中国学术计，尤当额手称庆者也。”之后数日再次致信并且说罗振玉已经同意，暗示王国维也该同意了。为此北大方面也不断和罗振玉联系，请他帮助说服王国维。如罗振玉写给王国维的信中就这样写道：“北京大学又理前约，弟谢之再三，乃允以不受职位，不责到校，当以局外人而尽指导之任，蔡、马并当面许诺。因又托弟致意于公，不必来京，从事指导。”在这种情况下，王国维一方面感受到北大持续多年的诚意，一方面又有罗振玉的劝说，才勉强接受担任“通讯导师”一职，但拒绝拿薪水。后北大方面改变解释，把薪水说成是邮资——既然是通讯导师，则往来书信必不可少，邮资之说也就顺理成章，王国维才接受了两百元的“邮资”。

自然，对于一贯坚持“无功不受禄”的王国维而言，既然担任北大导师，就要名副其实。针对国学门请王国维为学生提供研究题目一事，王国维在写给沈兼士的信中给出了建议，此信后刊登于1922年10月27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前日辱手教，并嘱提出研究题目。兹就议事鄙见所及，提出四条。”这四条题目为：一、《诗》《书》中成语之研究。二、古字母之研究。三、古文学中联绵字之研究。四、共和以前年代之研究。而且王国维对每一条研究内容都有详细的说明。

王国维不仅提供研究题目，而且对参与相关题目研究的学生，给予认真负责的指导。查王国维有关年谱可知，这一期间，王国维为指导学生研究，不断给学生写信，内容极为具体细致。比如对于联绵字的研究：“联绵字取材之处，须遍四部，先以隋以前为限。好在五君共同研究，可以分担经、史、子、集四部。就一部分中每阅一书，即将其中联绵字记出（并记卷数，以便再检）；其有类似联绵者，亦姑记之，后再增删、汇集、分类。”此外，王国维还为国学门的研究献计献策，俨然以其成员自居了。例如1922年12月，他写信给马衡，建议北大国学门设立满、蒙和藏文讲座，认为这是“我国所不可不设者”。否则学术研究无法与世界各国看齐。

1923年4月16日（农历三月初一日）王国维接到溥仪的旨意，任职南书房，并于5月31日到北京，他和北大的关系就此可以有更直接的关联。同年，王国维的论文《五代监本考》及一篇翻译论文在《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发表。与此同时，王国维也更多介入北大国学门组织的一些活动，甚至传言北大有意聘请王国维为国学门主任。按照正常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他很有可能成为北大国学门的正式教员。遗憾的是，一件意外之事的发生让王国维对北大之前的好感顿失，并中断了和北大的一切往来。

原来，1924年被赶出故宫的溥仪，为了维系旧日生活水平及归还拖欠债务，与大陆银行商定以抵押方式将一批清宫文物作价八十万元交给银行，等于是把这些文物卖掉。该事件一经媒体披露，舆论大哗，社会各界一致认为这些文物属于国家，清室无权自行处理更不能倒卖。为此北大国学门发布公函，强烈要求民国政府收回故宫文物，并加以保管：“据理而严，故宫所有古物，多系历代相传之宝器，国体变更以来，早应由民国收回，公开陈列，绝非私家什物得以任意售卖者可比。……为此函请将此事递交国务会议，派员清察，务须将倒卖主名者向法厅提起诉讼，科以应得之罪。”王国维彼时依然视溥仪为满清皇室的代表，对国学门这样做法自然极为反感。更让王国维无法忍受的是这个公函中有对溥仪的侮辱之语，对此钱玄同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叔平谓王国维因研究所对于大宫的事件之宣言中有‘亡清遗孽盗卖文物’之语，且直称溥仪之名，大怒，于是致书沈、马。大办国际交涉，信中有‘大清世祖章皇帝’‘我皇帝’等语。阅之甚愤，拟遗书责之。因偕叔平同至其家阅之，果然。王并大掼其纱帽，说研究所导师不干了，前送登《国学季刊》之文亦非收回不可。但马意似主挽留，将于明日讨论此事，我姑缓之。”从钱玄同日记看，他对王国维此举甚是不以为然，还想写文章批评，由此可见章门弟子和王国维、罗振玉等人的微妙关系。其实，作为章门弟子的老师，章太炎对罗、王二人乃至他们的研究成果如甲骨文，也是一直给予轻视乃至否认态度的，倒是黄侃、钱玄同和鲁迅等对甲骨文给予重视，而对罗、王的愚忠情结，自然是要进行批判的。

在王国维一面，出于愤怒，当年8月11日他致信沈兼士、马衡：“弟近来身体孱弱，又心绪甚为恶劣，所有二兄前所嘱研究生至敝寓咨询一事，乞饬知停止。又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名义，亦乞取消。又前胡君适之索取弟所作《书戴校水经注后》一篇，又容君希白（容庚）抄去金石文跋尾若干篇，均拟登大学《国学季刊》，此数文弟尚拟修正，乞饬主者停止排印，至为感荷。”王国维放弃导师名义和撤回拟在《国学季刊》刊登所有稿件的举动，说明他决心断绝和北大的一切关系。

与此同时清华国学院的开办也已提上日程，而王国维的最后走向清华，和胡适的推荐以及吴宓极其尊重的邀请行为有关，和王国维的经济状况恶化有关，更和溥仪的下诏有关，对此已有很多评述，不赘。

至于陈寅恪和赵元任，虽然也曾有机会任教北大，却阴差阳错最终还是到了清华，也只能说是和北大的缘分未到罢。整体而言，陈寅恪到清华，吴宓出力最多，而赵元任之任教清华，则和张彭春有关，后者是和胡适、赵元任同年留学美国的同学，私交很好，自然对聘请赵元任事全力以赴，加之赵元任彼时早已获得哈佛博士学位，彼时学术声望其实超过没有任何学位的陈寅恪，所以赵元任被清华聘任，基本上很是顺利，而陈寅恪的被聘过程则有些曲折，吴宓在日记中所谓“介绍陈寅恪来国学院，费尽力气”的抱怨之语，确实真实无误。

如今人们多以为陈寅恪入清华顺理成章，岂不知当初他留学回国后也有可能去北大任教，因他早在1920年留学美国时就曾向北大借款一千元，而北大同意借款的条件就是陈寅恪将来要到北大任教，此事见于北大所设教授评议会之“议事录”，时间为1920年4月30日。朱希祖当时为北大史学系主任同时也是评议组成员，出席了此次评议会，议决通过“陈寅恪借款一千元，将来于北大服务时扣还”等事项。至于陈寅恪后来是否归还此款以及如何归还，限于史料尚无定论。

北京大学当年同意借款给陈寅恪，事后看来是很有远见的做法。1924年，北大派出赴德国留学的毛凖、姚从吾要求增加留学经费，对此北大召开评议会讨论。朱希祖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建议适当予以增加资助，最终会议采取了朱希祖的建议，但要求他以史学系主任身份督促两位留学生按时提交留学情况的报告。之后不久，姚从吾果然写信给朱希祖，不仅汇报了自己的学习情况和经济状况，还特意介绍了和他们同时留学之四位中国学生陈君枢、孔繁霱、罗家伦和陈寅恪的情况，对其他三位都仅有一句话，只有对陈寅恪，姚从吾用了数百字进行详细介绍，对陈寅恪的学识和为人给予很高评价：“陈君寅恪。江西人，习语言学，能畅读日、英、法、德文，并通希伯来、拉丁、土耳其、西夏、蒙古、西藏、满洲等十余种文字。……陈君欲依据西人最近编著之西藏文书目录，从事翻译，此实学术界之伟业。陈先生志趣高洁，强识多闻，他日之成就当不可限量。”显然，姚从吾的介绍会让朱希祖对陈寅恪有深刻印象，加上早在1920年北大就资助过陈寅恪购买书籍，所以对陈寅恪将来是否能够到北大任教，应该是没有疑义，而他到北大最可能去的地方就是国学门或史学系，也可能是计划成立的东方文学系。但从现存史料看，似乎没有这方面的记录。

从时间角度看，北大召开这次评议会的时间是在1924年5月9日，而仅仅半年后，吴宓就从沈阳东北大学来到清华，开始筹备清华国学院事宜了。在清华国学院师资的人选方面，除了梁启超、王国维，吴宓很自然想到的导师就是陈寅恪，从吴宓日记看，早在1924年2月14日，吴宓日记中就出现了为陈寅恪来清华事的文字：“昨与Y.S及P.C谈寅恪事，已允”，这里的两个代号分别为校长曹云祥和教务长张彭春，说明此事已经进入实际运作状况。为了介绍陈寅恪，吴宓不止一次向校长曹云祥推荐，为此还怪罪张彭春对此设置障碍。限于史料无法获知张彭春是否对聘请陈寅恪不甚积极，但如果在赵元任和陈寅恪二人之间做出选择，张彭春当然会选择前者。加之，陈寅恪曾表示要清华出钱买书，又不能立刻就聘，所以他的被聘多少有些不确定因素，这就是吴宓日记中有时也要抱怨几句的原因——他担心此事如不能运作成功，既是清华的损失，也是陈寅恪的损失，毕竟清华当时给出的条件极为优越，而所谓的“四大导师”之名，也等于立刻赋予这四人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

此外，赵元任当年被清华国学院聘任之前也有可能先被北大所聘的，因为早在1919年3月蔡元培就给赵元任写信，要他到北大教授哲学，并答应可以先到欧洲进修考察一年。当年四月，中国教育代表团到美国，时在北大任教的陶孟和教授就代表北大正式请赵元任到北大任教，却被后者婉言谢绝。而后到1921年，北大教授评议会也曾讨论通过将教育部每月拨给北大筹办音乐系的280元经费，“资助赵元任博士往欧美留学，两年以后，始实行开办”，这次评议会召开时间为1921年3月2日。据《赵元任年谱》，当时是蒋梦麟校长答应赵元任以赴美进修生身份领这笔钱的，其实赵元任彼时早已拿到博士学位。不过，后来北洋教育部经费困难，此款项被拖欠未发，致使当时已在美国的赵元任经济上一下陷入危机，尽管这不是北大的责任，但还是会让赵元任对北大产生不好印象。加之毕竟清华是当初送赵元任留美的母校，又有张彭春等人的极力推荐和热心操作，所以赵元任自然会到清华任教。

最后，说到这“四大导师”的称谓，其实最初不但没有这个提法，而且清华在对外发布的招生广告中，竟然称他们四位为“讲师”的。查1925年3月15日《申报》，在“北京清华学校招考研究院学员广告”中就有“国学一科已聘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诸先生为讲师”这样的说法，可见当时尚未确定这四位称号是“讲师”还是“导师”或“教授”。此外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回忆，他们一家刚到北京准备任教清华时，张彭春和梅月涵立刻来他们住处看望。张彭春对杨步伟说：“你们这四位大教授我们总要特别伺候，梁任公、王国维都已搬进房子，现在就等元任和陈寅恪来。”而且不仅张彭春这样说，校长曹云祥也这样说。后来人云亦云，人们就把“四位导师”和“四大教授”混为一谈并自由组合，也就有了所谓的“四大导师”之说。而在具体教学过程中，也确实有这四位导师的课程不仅学生听、而且很多教师也跟着听的现象，吴宓对于陈寅恪的课程更是几乎每次都听，这无形中加强了世人对所谓“教授之教授”说法的认同，而“四大导师”之说也就更加广为流传。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并无对清华国学院四位导师进行宣传炒作的想法，而清华之所以聘请四位而不是五位，除却经济上的考虑外，也有一些偶然因素。中国传统文化本就有一些以“四大”开头的成语或俗语，如“四大天王”“四大名旦”等，所以称他们为“四大导师”也就很是顺口和自然。相比之下北大国学门虽然也有不少大教授，却并未形成一个朗朗上口的说法或称号，也就不利于人们加深对他们的认同和敬仰。至于清华国学院诸位导师和北大国学门诸位成员的一般人际交往关系，其实倒是比较融洽，例如陈寅恪、吴宓和朱希祖、胡适，他们日记书信中不乏一起吃饭喝茶的文字。吴宓可以对胡适提倡新文化撰文攻击，但在公开场合他们见面都还是谈笑风生，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君子之交”，至少他们的日常交往还是遵循起码的礼仪道德规范。至于日记本来就是私人记录，就是为发泄个人情感而准备的形式，当然不必要求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