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是史学大师，其学问得到了几乎众口一辞的高度评价，却常有人说他文章写得不好。

胡适就说：“读陈寅恪先生的论文若干篇。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标点尤懒，不足为法。”（《胡适的日记》）后来，钱钟书也表示，陈氏的文章写得不高明。胡适是白话文主帅，对陈寅恪的文言写作不满可以理解；但钱钟书是文言高手，也说“陈氏的文章写得不高明”，就值得思量了。

对于“寅老之文不工”，程千帆在《闲堂书简》里有过辩解：“现代文献学或考据学要求文章细密周衍、网罗详尽的文献，这就使文章无法简明扼要。加上文献中文言白话古今中外无所不有，都引在一篇文章之内，其风格自然无法统一，按照古人传统的办法，引文可以节要，可以概括，也可以改写。这就可以使之与作者的文笔形成一体，从而避免上述之病。前人名作，如汪容甫的《荀卿子通论》、章太炎先生的《五朝学》、黄季刚先生的《汉唐玄学论》即是如此。这些文章都条理细密，证据确凿，文风雅健，兼思辩与艺术之长。王、陈重在考据，所以在资料的引用方面，宁可使文章拖沓，而不愿所遗漏，即风格不纯，亦所不顾。即宁可失其美，必须求其真。因为王、陈更加接近，或者已经入资本主义学术之流，而距离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并重的标准，更远些了(二人之中，陈为尤甚)。你只要看《静庵文集》中的某些文章以及陈的《王国维挽词序》以及他的《冯友兰哲学史审查报告书》，就可以知道他们并非不能为文，而是在某些文章中，他们所追求的，放在第一位考虑的是另外一种东西，而不仅是文章之美。。”（程千帆1995年12月9日致学生信，《闲堂书简》，424-425页）

我之前也赞同程千帆的辩解，陈寅恪的治学方法已和西方近代学术接轨，他为了科学之真，情愿舍弃文学之美。（详见拙作《快刀文章可下酒》，21-26页）

但近日，我读了南京大学中文系周勋初教授几本谈治学方法的书，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有所改变。

一，“建国后第一代学人”的文风

周勋初是1929年生，49年后上大学，属于建国后第一代学人。这代人在打学术基础的时候被政治运动打断了，被认为是“报废的一代”。但正因为整体悲剧，极少数幸存下来的学者就显得尤其皮实、通达，比如历史学家田余庆、朱维铮，思想史家李泽厚、袁伟时，他们就像一片稗子中的稻子，饱经风雨，却颗粒饱满。

我一直以为，“建国一代”文学界已全军覆没，因为文学一旦受政治污染后，重归正道太难了。现在看来，周勋初教授就是“劫后余生”者。多年来，他跟程千帆一起领导南京大学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术成果丰硕，莫砺锋总结其学术特点，说他“曾师从胡小石、罗根泽、陈中凡、汪辟疆、方光焘、张世禄等著名学者，在文字训诂（包括甲骨、金文）、目录学、文学史、文艺学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周先生后来的学术研究经常由于客观条件的变迁而时断时续，而且经常被动地变换研究方向，但是早期打下的坚实基础使他左右逢源，触手生春，从而不断地写出高水平的论著来。”在文学研究里面，文献学受政治干扰最轻，周勋初的学问立基于文献学，这是他幸存的最重要原因。下一代学人里，陈尚君、辛德勇也是凭着扎实的文献学功底，学问上“左右逢源，触手生春”，所以，周勋初的一生昭示了学问的正道。

我还挺喜欢“建国一代”的论学文风，经过了左翼思想和毛氏白话文淘洗，再回归学术，学术语言尽管不够醇正，却也因此没有了“把学问当恋物玩赏”的士大夫审美习气，也不会像年轻一代那样满嘴西化概念、穿凿附会。周勋初承认自己受了鲁迅的影响，性格“鲠直率真”，文笔“省净，看问题一针见血。”“简洁明快，将复杂问题透辟明白地宣示”，而不是“钝刀子割肉，半天也挤不出一滴血来。”（《艰辛与欢乐相随：周勋初治学经验谈》，下文略作《艰》，456页）比如，他认为读梁启超的书，可以感染他的气派，“一个人写文章，就应该极力避免小家子气。”（《艰》，5页）“一些自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实际上却是最大的唯心主义者，沿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路子向前走。”（《艰》，452页）文选之所以把汉代京都大赋排在前面，因为中国经过了漫长封建社会，“统治阶级要求上下有序，由是形成的社会心理，也就普遍追求整齐对称之美，给人的感觉，也就是稳定与和谐。”（《艰》，233）整理古籍要重视域外汉籍版本，“例如日本各地收藏的《白氏文集》钞本，原是日本遣唐使僧惠萼在苏州南禅院中抄去的六十七卷本，最接近白居易诗歌原貌，又如韩国的奎章阁本《文选》，其中的五臣注，比之国内的各种版本都要近真。因为日本和朝鲜的学者前来取经时，极为虔诚，不敢改动原书文字，不像国内一些文士或书商，常是乱改前人文字。”（《艰》，140页）

二，陈寅恪文风预示“跌宕文史”新范式

让我打鸡血似的兴奋起来的，是周勋初对陈寅恪治学方法的推崇。“陈寅恪治学善于从一般的材料中发现新问题，但他推论较多，有时根据个别例证就作出推论，每因证据不足而影响到结论的可靠性。但他仍然给读者带来很大的启迪。……陈垣的天份或许不如陈寅恪，他是‘步步为营’类型的学者。陈垣先生非常强调使用归纳法，有时十分材料才得出一分结论。这两位学者有些像汉代的名将李广与程不识。”（余历雄《师门问学录》，207页）

李广与程不识有什么区别？刘熙载《艺概》曾以李广、程不识喻为文尚才、尚法之不同：“文之尚理法者，不大胜亦不大败；尚才气者，非大胜则大败。观汉程不识、李广，唐李勣、薛万徹之为将可见。”

看到了吧？跟严耕望《治史三书》里“述证”、“辨证”的分析差不多，只不过严先生说得明白稳健，像陈垣；周勋初则一妙喻说得意味玄远，有几分陈寅恪的味道，让我一下子喜欢起这个老头来。

谈陈寅恪的治学方法，周勋初不只是表达漂亮，眼见也高人一筹。举个例子，《剧谈录》中叙及元元稹结交李贺而遭辱事，全不合于事实，曾遭到过不少古今学者的否定和斥责。陈寅恪则认为：”《剧谈录》所纪多所疏误，自不待论。但据此故事之造成，可推见当时社会重进士轻明经之情状，故以通性之真实言之，仍不失为珍贵之社会史料也。”这是陈寅恪的高明。一般学者说到这个案例时，只是称赞陈寅恪将小说引入史学，扩大了史料范围。而周勋初则径直将陈寅恪的“通性之真实”当作“艺术之真实。”并且多次强调陈寅恪的著作“富有文学意味。”（《当代学术研究思辨》，111，126，348，355页），我觉得这正是周勋初高明的地方。

为什么说周勋初“高明”？因为他打破常规思维的束缚，从纷杂的表象中窥探到实质问题。再举个例子，韦庄《秦妇吟》“一斗黄金一升粟”句，有的本子作“一斗黄金一斗粟”，为了计较这一字的是非，陈寅恪在《韦庄〈秦妇吟〉校笺》中，一口气列举出十六条史料，以证明“斗粟”、“斗米”是唐人习称，而后又引宋人记载，说明“斗”、“升”二字隶书相似，因此很容易误“斗”为“升”，可末了却以巴黎图书馆馆藏敦煌卷子为据，肯定这句诗还是应该作“一升粟”才对，因为“一斗黄金一斗粟”是唐人习语，不足为奇，韦庄用“升”字，乃是“故甚其词，特意形容之笔”。对此，北大史学教授刘浦江就直言：“看了这段考证，你不觉得他绕的弯子太大了么？果真有必要浪费那么多笔墨吗？”（《正视陈寅恪》）然而，正是在这里，周勋初咀嚼出不同的味道，“这是从《秦妇吟》乃文学作品这一前提着眼的。陈氏诗学深邃，懂得文学手法的特点，诗人措辞与史学有别。”“他从校勘着手而又不囿于成例，考史而能尊重文之特点，这种辨证的态度，可以给人不少启发。”“这样的‘史料’，有它自身的特点，必须照顾这种文艺特点而另作阐释，才能沟通文史畛域。读者吟咏之余，才能产生‘切理恹心’之感。”（（《当代学术研究思辨》，378页）

同一段论述，刘浦江认为，“拖泥带水”、“考证繁冗”、“令人难以卒读”，周勋初却认为，“吟咏之余”，有“切理恹心”之感。差别咋这么大呢？说白了，刘浦江只是从现代历史学科的规范角度衡量陈寅恪，而周勋初则把陈寅恪的学术活动称为“跌宕文史”，亦即一种试图超越中国传统史学和西方史学，将史学求真和文学求美熔铸一体的“新史学”。恪老自述“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汪荣祖认为这是指他专攻中古史，即魏晋六朝、隋唐五代。程千帆批驳，“这不但与事实不合，也完全不解陈先生的微旨。‘不今不古’这句话是出在《太玄经》，另外有句话同它相配的是‘童牛角马’，意思是自我嘲讽，觉得自己的学问既不完全符合中国的传统，也不是完全跟着现代学术走，而是斟酌古今，自成一家。表面上是自嘲，其实是自负。”（程千帆1995年12月9日致学生信，《闲堂书简》，424-425页）

很显然，程千帆这里的论断与前面说陈寅恪“即宁可失其美，必须求其真。”是矛盾的。矛盾的不只是程千帆，还有钱穆。1960年5月21日，钱穆致函时在美国求学的高足余英时信的后一半论及近代学者之文章，对陈寅恪的文章下语严苛：“又如陈寅恪，则文不如王，冗沓而多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其十之三四方可成诵，且多临深为高，故作摇曳，此大非论学文字所宜。”紧接在此段文字后，钱穆说陈寅恪《论再生缘》一文有“回环往复之情味”。但仍认为，用陈寅恪此种文字“施于讨论《再生缘》《红楼梦》一类，不失为绝妙之文，而移以为严正之学术论文”则“体各有当，殊觉不适”。(参见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

怎么破解这一矛盾？很简单，陈寅恪的文章根本不存在“不工”的问题，而是陈寅恪有意独创了一种文风。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不能强求人人喜欢这种文风，但你得明白，这种文风背后预示着一种“跌宕文史”的新范式。

三，“跌宕文史”没嗣响？

“跌宕文史”在陈氏著作中有三种表现：一是，在传统朴学基础上借鉴西方学术方法。“其时东方学者阐述中印文化交流时，常是采用历史语言学派的研究方法，从语音的对应中发现问题，寻找二者之间联系的脉络。从中可见，他们提出的证据，往往是孤证，使用的方法往往是推论。陈寅恪之常以孤证推论而提出一些出人意表的新见，即与早期所接受的东方学的训练有关。”（《当代学术研究思辨》，124页）二是，学术论证过程中常渗透身世之感，比如《宋书.陶渊明传》说：“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宋武帝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梁启超就以为，陶渊明乃高逸之士，并不计较司马氏和刘氏谁得天下，后人不必以“耻事二姓”来推崇他。陈寅恪则极力赞同《宋书》里这段话，“与嵇康之为曹魏国姻，因而反抗司马氏者，正复相同。此嵇、陶符同之点实与所主张之自然说互为因果，盖研究当时士大夫之言行出处者，必以详知其家世之姻族连系及宗族信仰二事为先决条件，此为治史者之常识，无待赘论也。”（《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201-229页）三是，重视文献基础，永葆诗心，与古人立于同一境界。比如，白居易的《琵琶记》就写了一个艺妓弹琵琶而已，怎么听着听着就“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感动有这么夸张吗？白居易的泪腺跟林黛玉一样发达？陈寅恪一考证，原来当时有成德王承宗和淮西吴元济两大地方割据势力，朝廷里一派主张“专力攻蔡”，一派主张“二寇并征”，两派争得不可开交。后来，主“二寇并征”这派有人被刺，白居易傻乎乎的上疏抓贼，被认为是站了队，得罪了“专力攻蔡”派，因此莫名其妙被贬官，以致一肚子委屈。而这个琵琶女不得已嫁作商人妇，实由“弟弟走从军阿姨死”，“此弟的从军应与用兵淮蔡有关。据是而言，两人之流落天涯皆是用兵淮蔡之结果。”这才有了“同是天涯沦落人”一句，“其所感恨甚深，其心情之痛苦，犹可想见。”（《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

当然，陈寅恪的“跌宕文史”也不无可商。钱谦益有首《题画》诗云：“撼撼秋声卷白波，青山断处暮云多。沉沙折戟无消息，卧看千帆掠槛过。”陈先生选取顺治十六年郑成功舟师北伐的史料，为《题画》设置历史背景，由此背景复推出“沉沙折戟无消息”这句用典（用杜牧《赤壁》）乃是指钱谦益苦等北伐消息而无果，担心自己要“铜雀春深锁二乔”，可谓精妙之极。但是，有学者指出，《题画》一诗收于钱谦益《长干塔光诗集》，是集诗作都作于顺治十三年到十四年之间，根本还没到郑成功用魏白衣谋北伐的时节。“以近乎完美之设计，乃得无法尽信之结论，诚可见这种登峰造极的文史结合，性价比实在是太低，如果让诗学素养不及陈寅恪先生的研究者来操作，性价比会更低。《别传》之不闻嗣响，我想这是根本原因。”（《文史结合的三种类型》，《文汇报》2018年4月27日）

可真的没嗣响？远的如海外“高阳说诗”、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近的如南京大学程千帆的《古诗考索》，周勋初的《当代学术研究思辨》，不都是一种嗣响吗？还有华东师大胡晓明弟子项念东在其博士论文中写道：“陈寅恪的‘诗史互证’是合文学与史学于一手，然其诗人之眼却保证了其诗与史递互笺说之际的诗性诗美之发现，不仅重新确认了中国诗诗情和史性相沟通的艺术特质，更为20世纪诗学研究平添了一副借考据以发掘诗人深心、诗意想象之美妙的新笔墨，寓美于真，真美会融。”（项念东《20世纪诗学考据学之研究：以岑仲勉、陈寅恪为中心》，259页）

基于以上事实，我们可下断语：陈寅恪“繁冗材料叙述+富有文学味的按语辨析”体，正是希望保留“回旋往复”、“体悟玩索”的中国文学之美，“陈寅恪文章写得不好”其实是伪问题。

刊于5月13日《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