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16位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是明神宗朱翊钧。1572年6月10日，年仅10岁的朱翊钧登基称帝，诏告以第二年(1573年)为万历元年，从此开始了他长达48年的皇帝生涯，所以明神宗又被称为万历皇帝。虽然是明朝享国最久的皇帝，但明神宗本人却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庸庸碌碌地过完了一生，真正使他出名的，是他死后的安眠之地一定陵。

明定陵是明代第十三位皇帝神宗朱翊钧和他的两个皇后的陵墓。定陵坐落在大峪山下，明长陵的西南方，建筑面积达182000平方米，历经6年时间方才修建完工。明十三陵中，定陵是唯一被发掘了的皇陵，它的发掘被誉为“新中国考古第一挖”。正是这次发掘，为定陵带来了无比的辉煌，但也留下了无可挽回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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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距离定陵被发掘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那些深深的遗憾依旧让每一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心痛不止，唏嘘不已…

万历十一年(1583年)正月，朱翊钧刚满22岁，便开始为自己选择寿宫。当时钦天监为他选择了几处陵址，朱翊钧看了之后都觉得风水不好。不过，还有两处陵址在风水师看来是绝佳宝地，一处是形龙山，另一处是小峪山。

在当年九月初九，朱翊钧借秋祭之名，亲自去查看了这两处陵址。第二年九月，朱翊钧正式将小峪山选为自己的万年吉地，即现在的定陵陵址，并将小峪山改名为大峪山。

1584年十月初六，定陵正式破土动工，到万历十八年修建完毕。整个工程耗费白银800万两，相当于万历初年全国两年的田赋收入。而为了烧制、运输陵寝的砖瓦，开采、运输珍贵的木材，朝廷役使了不计其数的劳工，其中很多人为此甚至丢掉了性命。

定陵在结构上仿造明世宗永陵而建，却比永陵更为宏大深邃，整体为纵向长方形结构，面向东南，有宽阔笔直的神道贯穿陵城内外。神道当中则竖立起一方无字的功德碑，为何万历皇帝要为自己竖立一尊“无字碑”？有人认为这是表示其功德之大，文字已不足以记述；还有人认为他也许是想效仿武则天，功过留给后人评说；更有人提出之所以是无字碑，实在是因为万历过于沉湎享乐而荒废了朝政，甚至懒得为自己写碑铭了。

定陵建成后，万历皇帝非常满意，率领众臣在自己的地宫中开怀畅饮，对有功之臣大加封赏。此后，定陵整整闲置了30年时间。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明神宗驾崩，被葬入了定陵中。

然而，仅在万历葬入定陵20年后，李自成的农民军就杀进了北京城，明代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吊死在煤山。李自成的大军纵火焚烧明代各帝陵，据说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随后，满洲的铁骑从山海关外杀来，建立起大清帝国。满洲自称“后金”，明朝认为他们是金人的后裔，万历末年曾经破坏了位于北京房山的金代帝陵，以断满洲的风水。所以满人入关后对明陵也大加报复。屡次摧残之下，堪称中国建筑史奇迹的明代帝陵陵园被破坏殆尽，万历皇帝的定陵破坏得尤为严重。至清乾隆年间，为了缓和民族矛盾，清政府又重新修葺了包括定陵在内的一些明代帝陵，只是规模有所缩减。此后又历经多年风雨侵蚀，至新中国建立后，定陵陵园已经十分荒芜破败。

直到1956年，这座尘封336年的定陵才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定陵的发掘比较意外，因为定陵最初并不是考古学家们的发掘目标，明成祖朱棣的长陵才是他们想要发掘的对象。

1955年10月3日，发掘行动的发起人、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明史专家吴晗，联合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等科学家、文化官员一起上书政务院，请求发掘长陵。

消息传开后，当时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正副所长郑振铎和夏鼐大为震惊。他们深知帝陵的发掘非同小可，一旦被打开，墓内珍贵的纺织品、字画等极易腐坏的随葬品的保存、复原都是世界性的技术难题，而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实力。所以，他们找到吴晗，希望能暂缓发掘。

然而，吴晗等人的上书很快就得到了“同意发掘”的答复。这一答复也使得新中国的考古事业翻开了重要的一页。

1955年底，“长陵发掘委员会”成立，原先反对发掘的郑振铎和夏鼐也加入其中。然而，长陵实在太大，考古学家们多方寻找也未能找到墓道。这时，考古队中的赵其昌（后任首都博物馆馆长）建议先找一个小一点的陵墓进行尝试性的发掘，待到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后再发掘长陵。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1956年，考古队开始对十三陵的其他陵墓进行勘察。5月初，考古队来到了定陵。在离地面3米多高的城墙上方，队员们发现了一个直径半米的圆洞。

大家反复研究后认为，这可能是一个通往地球的入口。正是这个判断，揭开了定陵发掘的序幕。

5月19日，定陵的发掘工作正式开始。经过一个多月的发掘，队员们找到了一个用城砖砌成的大门。现场的情形表明，定陵的墓道比较狭长，有一定的弯度。继续挖掘之后，一块高0.5米、宽0.3米、厚0.16米的小石碑出现在大家眼前，上面刻着“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16个清晰的大字。这块石碑是自定陵发掘以来，出土的第一件珍贵的文物。而且，它还为发掘工作指明了方向，考古队准确无误地找到了金刚墙的位置。打开金刚墙，定陵的地宫就将完完全全地展现在世人眼前。

1957年5月19日，定陵正式发掘一年后，定陵地宫的大门终于被打开了。

地下宫殿距离地面27米，总面积达1195平方米，由前、中、后、左、右5个高大宽敞的殿堂组成。殿堂全部采用石结构，没有梁柱，完全采取拱券式。

前殿东西长20米，南北宽6米，高7.2米，地面采用被称为“金砖”的方形澄浆砖铺就而成。此砖质地细腻、砖面光滑，世间罕见，但不见其他遗物。

中殿结构与前殿相仿，里面放置了三个汉白玉宝座。位于中间的是万历帝的灵座，两侧是两位皇后的灵座，除此之外，也不见其他遗物。左右两配殿中垒砌着棺床，但是棺床上却空荡荡的，并不见曾经摆放棺椁的痕迹。灵柩到哪里去了呢？直到打开后殿的大门，一切才豁然开朗，原来两位皇后并没有葬于配殿，而是与万历皇帝一起葬在了后殿中宽阔的棺床之上。在汉白玉制成的棺床上，万历的棺椁置于正中，北侧为孝端皇后，南侧为孝靖皇后。除此之外，后殿中还摆放着26箱各式随葬品。

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开启棺椁了。队员们做好了照相、测量，绘图、编号、记录、登记等一切准备工作。最先开启的是两位皇后的棺椁，它们不像盛殓死人的棺木，倒像是两座珍宝库。棺椁中塞满了各色珠宝、金银、玉器，还陪葬着大量织锦与服装。这些纺织品不仅织工精美，且图案丰富多彩，特别是孝靖皇后棺内的许多以孩童为主题的锦绣图案，充满了生活气息与天真的童趣。发掘之前，曾有人猜测，也许定陵有防腐措施，能够使帝后的尸体保存完好。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两位皇后都只剩下了骸骨，不复当年的容颜了。不过，她们头上的青丝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留给人们一丝遐想的空间。

万历皇帝的棺椁宽、高都为1.8米，长3.9米，由金丝楠木制成，上面遍涂朱漆。打开棺板，棺木上铺着一面黄旗，上绣“大行皇帝梓宫”字样。皇帝棺中同样装满了无数光彩夺目的奇珍异宝以及织造精美的被褥、袍服等，特别是成批出现的大量明代织锦，其色彩之绚丽，质地之华贵，前所未有，为研究古代纺织技艺提供了无价的珍贵材料。而在一个小圆盒子中，考古队员们发现了一顶华美精致的金丝翼善冠，由极细的金丝编织而成，重量达800克，半圆形的帽山之上挺立着两片金丝帽翅，后山嵌二龙戏珠图案。

万历帝的尸体早已腐烂，但骨架、头发还保存完好，嘴边黄褐色的胡须还清晰可见。宝床上的木箱里，分别贮存着万历帝及两位皇后的谥册、宝印、盔甲、宝剑、凤冠、金玉佩饰等物品，可谓是价值连城

以上的这些珍贵文物的出土，证明定陵的发掘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些文物对研究明史乃至我国的物质文化，都有着极为重大的作用。可以说，定陵的发掘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考古事业的一个辉煌成就。

然而，当半个多世纪后，我们回望这次发掘时，却不得不产生深深的遗憾。当时，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科学技术还十分落后，对于一些出土的珍贵文物根本不具备保存和处理的实力，由此带来了一些永远也无法弥补的损失。定陵中曾出土了一批木俑，这些木俑是以明代宫廷人物为原型雕刻的，极具研究价值。但因为处理和保存不当，这些木俑出土不久即全部收缩变形，成了一群形象丑陋的怪物。

万历帝和两位皇后棺内的织锦是研究明代纺织工业的重要资料，但出土后它们只是被做了简单处理。很快，这些制品便开始变硬、变脆、变色，出现大面积的黑斑，并开始霉变。

更让人感到痛心疾首的是，万历帝及其两位皇后的尸骨居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以破除封建迷信为由烧成了一把灰。我国迄今为止唯一发现的完整的皇帝皇后尸骨竟然遭到了如此野蛮的待遇，实在不堪回首。

当我们今天再来理性地看待定陵的发掘时，才发现损失要远大于所得，遗憾要远多于成就。惨痛的教训警示着人们，当技术未成熟时，保持现状就是对这些珍贵古墓的最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