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世说新语》采取分类系事的体例,篇幅短小,截取精彩片段,记载轶闻隽语,在杂记体的基础上,另立一派,自成一体,形成所谓“世说体”。《世说新语》体现着叙事艺术从史传向小说的过渡,在中国叙事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关键词:世说新语;叙事;文体一、《世说新语》的叙事特点《世说》记述了魏晋间王室贵族和世家大族的上层人士,兼及士庶僧徒,尤其是文士的轶闻逸事。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世说新语辩证》中提到:“刘向《世说》虽亡,疑其体例亦如《新序》、《说苑》,上述春秋,下纪秦汉。义庆即用其体,托始汉初,以与向书相续,故即用向之例,名曰《世说新语》,以别于向之《世说》。”[1]《世说》在文体上吸收了“语”(《论语》)、“说”(刘向《说苑》)两类相近而又有所不同的文体特色,《世说》的划分具体情况不清楚,但从《名宦》等门类来看,应也是以事为门类来划分的。《世说》中的门类划分主要按人物的品行、性格,分上中下三品的等第进行,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雅量、识鉴、品藻、容止、任诞等,全文共分三十六篇(门)。不管三十六门的“门”有何作用,单看名字如“德行”、“言语”、“文学”、“夙惠”等就知道这种分类跟人的性情有关,或者说按人物性格分的类。
这就限制了《世说》叙事的主旨必须在人物性情的范围内,所叙之事不得不涉及人,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世说》只谈人事,很少有志怪色彩。一门隶属若干事,对《世说》叙事的规模也有很大的限制作用,不可能长篇累牍。如《言语》[2]:在故事中,满奋的乡里字号、仕官家世等信息均没有叙述。《世说》往往略去时间的背景和故事的来龙去脉,只截取一个片断,描摹人物的言行举止、音容笑貌、与史传式结构迥异。不仅仅篇幅短小,甚至《世说》的绝大部分篇目都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哪怕是一些本属于情节需要该写出来的重要细节也多不续写,如《言语》[3]:中朝有小儿,父病,行乞药。主人有病,曰:‘患虐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虐?’答曰:‘来病君子,所以为虐耳。’故事写小儿“乞药”,然而只写了小儿与主人的二问二答,小儿回答后就不写了。《世说》的作者为了表现众多的人物,选择了第三人称即全知叙事视角,以便于对人与事的表现。但在刻画人物时,作者有时也采用限制外视角,如《雅量》写谢安与人下棋,谢安镇定自若的神态来自于他人的眼中观察,书中多用视角流动之法体现人物个性。作者以肯定人的个性的态度,集中了一群个性鲜明的群体,再现一个时代的风神。
在这个性与群体之间,有一个共同点是魏晋世人的任性、傲气的共性,但作者已采用同中有异之法刻画人物,正因为此,作者再现人物时远离了概念化,公的式化,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富有个性的鲜明人物形象。《世说》较之以往记叙文,很少在文末直接插入之自己的评价,无有史传篇末叙事者的直接评论和抒发感慨。《世语》在叙事完某一事件后常借“时人”、“诸公”等评价隐含作者的态度。《文学》篇中魏朝封司马昭为公,阮籍酒后下笔成章,篇无涂改,“时人以为神笔”。借世人之评价,阐释对人事的看法,以帮助读者认识所写的人物,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世说》行文,往往避实就虚,在塑造历史人物时,并不注重人物的历史成就或与他们有关的重大事件,而是讲究以名士的潇洒,再现其个性风流。如描写谢安指挥淝水之战,书中着重表现的是他见淮上捷报后“意色举止不异与常”的雅量,而无谢安如何退兵的过程描写。《世说》不重视对社会功能的承载,而是追求趣味性,大抵是要自娱或娱人。编撰者记人事无意于完整地表现一个人物的生平或记录一个历史事件,而是截取一个精彩的片段,从侧面去扑捉人物的典型性格、命运。如《雅量》[4]:豫章太守顾邵是雍之子。邵在郡卒,雍盛集僚属,自围棋。
外启信至,而无儿书,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不肆铺排却能传神写照。二、《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编书先有体例,体例不仅仅是章节安排之类的纯技术性问题,也蕴含着编者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思考及学术取向,代表一种独特的审视角度。《世说》采取分类叙事的体例,篇幅短小,截取精彩片段,记载轶闻隽语,在杂记体的基础上,另立一派,自成一体,形成所谓“世说体”。刘熙载《艺概文概》曰:“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世说新语》成书又一变。”[5]首先,《世说新语》叙事具有集体性。《世说新语》的成书,按照目前学术界较一致的倾向于鲁迅先生提出的“《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6]即以刘义庆为中心的刘门学士,包括陆展、何长瑜、鲍照等文学之士,“刘义庆只是充当主编,发号施令,总理全局,而非具体的执笔人。”[7]即使《世说》由刘义庆一人编撰,但因其原材料非刘自创,也可以说《世说》具有“多作者”现象。执笔文人作为创作个体在趋于群体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时,都独具个性。他们在创作《世说》时,主体精神必然会渗透在《世说》的各处,从门类的名称、选材编排乃至具体的遣辞行文。
多位编者直接影响他们的选材,《世说》叙事的“杂糅性”即由此产生。《世说》所记之事,上至庙堂,下至村野,从君臣之礼到夫妻床第之戏,无所不包。语言风格不一,《世说》叙述者采用的叙述语言以文言为主,夹杂当时的口语或方言,使《世说》既简洁洗练又通俗易懂。叙事类型多样化,《世说》故事篇幅长短不一,有的故事相当完整,情节曲折,而有的却几乎完全淡化情节,有的仅记录一句评论。以上这些都使《世说》叙事具有了杂糅的色彩。多编者也对《世说》叙事存在一些负面影响,如重文现象、归类错综、兼存异说等。如《言语》四十二与《言语》十二,《排调》二与五,《文学》七与十等等,一门之内两则故事几乎完全相同,可能是因为多人分工编撰,统稿时主编难以取舍,一并采录造成的。其次,《世说新语》叙事“互文性”。从宋代的高似孙《纬略》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历来研究者多认为《世说》采用“采缉旧文”的编撰形式。具体撰写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叙事的某些方面,如叙事类型、叙事角度等。《世说》虽是一部编撰性著作,但编者不仅费编辑之力,而且还要将搜集的大部分材料加以艺术处理,使进入《世说》的千余则故事具有自己的特色,即《世说》是在前文本(所征引的旧籍)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创作,形成“互文性”关系。
所谓“互文性”,出自法国后结构主义家克莉斯蒂娃提出的术语,巴特说:“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在一个文本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种多少能够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的文本,譬如,先前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任何文本都是过去的引文的重新组织。”[8]以现存的前文本观照《世说》,根据编者对原有材料加工处理的程度,我们可以将《世说》的撰写方法分为三种:实录、重述和阐释。“实录”就是忠实于原材料,将其全文移植或稍加删改润色。如(德行三十七)[9]:晋简文为抚军时,所坐床上,尘不听拂,见鼠行迹,视以为佳。有参军见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杀之,抚军意色不说。门下起弹,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怀,今复以鼠损人,无乃不可乎?”《裴子语林》[10]:晋简文为抚军时,所坐床上尘不令左右拂;见鼠行之迹,视以为佳。参军见鼠白日行,以手版打杀之。意不悦,门下起弹,辞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怀;今复以鼠损人,无乃不可?”《世说》中的实录,虽然文字变化不大,但是经过重新归类组合后,具有了文本的结构张力,实际蕴涵已有所不同。 “重述”即是将原材料重新加工处理为“新”故事,也可以说是编者的再创作。主要有故事简化、故事增益、阐释原故事三种手法。
“阐释”就是在编撰过程中,随文加以解释、说明性的文字。如(《赏誉》六十六): 桓茂伦云:“褚季野皮里阳秋。”谓其裁中也。如(《容止》二十一): 宋袆曾为王大将军妾,后属谢镇西。镇西问袆:“我何如王?”答曰:“王比使君,田舍、贵人耳。”镇西妖冶故也。 上两例中的“谓其裁中也”、“镇西妖冶故也”均为《世说》编者所加。此外,《品藻》二十一、《术解》九、《简傲》四、《排调》四十七等等,都是在叙述完故事之后,添加上说明性文字,编者很可能是通过这种手段以引导读者正确理解故事。有时,编者也通过这种手法显示自己对所叙人与事的态度与评价。如:(《忿狷》七)[11] 王大、王恭尝俱在何仆射坐。恭时为丹阳尹,大始拜荆州。讫将乖之际,大劝恭酒,恭不为饮,大逼强之,转苦。便各以裙带绕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斋;大左右虽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杀。何仆射无计,因起排坐二人之间,方得分散。所谓势利之交,古人羞之。 编者在篇末忍不住对王大、王恭的行为加以批评,《世说》多则故事后有“时人”、“世人”等字样,都用第三者的意见掩饰编者的态度,将自己的评论暗寓文字之中。 再次,《世说新语》体现了常见于史书中“互见法”。即某一人物的不同言行更多地散见于不同门类,因而人物的完整性格及形象必须经过条目与条目的排并缀合方可得见。
如:王蓝田形象。在《方正》第四十七则中,记述了王蓝田对尚书令德官职“事行便拜”,是一个“既云堪,何云复让”的自信之人;在《赏誉》第六十二则中,记述了王蓝田在众人竞赞王导之时坦然发表自己的异见一事,颇见其耿直的性格;在《忿狷》第二则中,生动刻画了其吃鸡子的狼狈情形,他“性急”的形象跃然纸上,在第五则中刻画了他对前来谩骂的谢无奕“面壁不敢动”的忍让之态。缀合诸篇,王蓝田的性格大致为:自信、耿直、性急而又遇事冷静。这种“互见法”大大丰富了人物的性格层面。《世说》的文本构成,都是片段式的琐言轶事的分门记述,这种松散琐碎决定了“互见法”。 三、结语 “自《世说》问世后,模仿其体例着代不乏人,因成小说一脉。”[12]《世说新语》产生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世说体”,宣告了整个轶事类志人小说的定性和成熟,明确肯定了以类相从的体例,使之成为定制;偏于记言、言事兼记为文本构成。《世说》在“世说体”的体式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称为后世的最高范本。此后历唐宋至元明清,“世说体”成为中国小说史上一个浩荡而影响巨大的小说流派。 世说新语^10 鲁迅:《古小说钩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版。 ^11 ^12 宁稼雨:《中国志人小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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