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由司马迁（前145―约前86）撰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书。上起轩辕，下迄汉武，历时数千年，包容了数百个历史人物。本书在司马迁逝世后才传世，初名《太史公书》《太史公记》等，到魏晋时期，才定名为《史记》，实现了他“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宿愿。

《史记》首创我国纪传体的史书体例，建立起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体结构。班固撰《汉书》，对其体例略加改动，将“本纪”改为“纪”，“书”改为“志”，去“世家”并为“列传”，加“表”共四体，形成了“纪、传、志、表”四体结构的断代史史学体例，一直沿用到《明史》，成为“二十四史”的统一体例（其中有的史书有删减），足见其影响之大。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本纪”十二，记帝王之事，并为各代之纲；“表”十，以列表说明各个时期的大事；“书”八，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典章制度；“世家”三十，记诸侯、重臣等的事迹；“列传”七十，记述各种代表人物及其他民族风情等。一部《史记》，不仅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而且为二十四史垂范。

司马迁秉承他父亲司马谈的遗志，继任太史令。为了撰写这部从轩辕黄帝到汉武的通史，他不但广泛阅览了藏书室（金匮石室）的图书资料，而且周游全国广泛收集有关资料和体察各地的风俗民情。正如他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而归。”回到京都之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以后又随从汉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很多地方。这些社会实践活动，丰富了他的历史和社会生活知识，扩大了他的胸怀和眼界，接触了下层群众，增强了他与人民的联系和感情，使《史记》具有了较强的社会性和人民性的特点。如他在《报任安书》中所讲：“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其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在不幸因李陵事下狱后，他忍辱负重，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史记》的写作中去，终于完成了这部史无前例的伟大巨著，实现了他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愿，完成了一桩千秋功业。

《史记》作为一部史书，不论是体例、还是内容，都是开创性的杰作；而且这样一件巨大的工程，竟完成于他一人之手(虽少数为他人所补)，这不只是空前的，也是后史无法超越的。《史记》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有着广泛的影响，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化的卓越贡献！这是中国人民的骄傲。现将其特点简述如下。

一、首创纪传体的史学体例，为后史学树范

以人写史，以史论人，是纪传体的基本特点。通过纪传体，把历史编年和论事结合起来，使记事和论人更为完整，避免一事一人的分割和支离，给读者以完整的概念和系统。《史记》中所写的人物，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反映出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况和问题。正如梁启超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一书中对《史记》所作的评述：“后世诸史的列传，多借史以传人；《史记》的列传，惟借人以明史。故与社会无大关系之人，滥竽者少。换一方面看，立传之人，并不限于政治方面，凡与社会各部分有关系之事业，皆有传为之代表。以行文而论，每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又极复杂之事项――例如《货殖列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所叙，皆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其才力固自绝。”日本史学家斋藤正谦在《史记会注考证》中也说过这样的话：“子长（司马迁字子长）同叙智者，子房有子房风姿，陈平有陈平风姿。同叙勇者，廉颇有廉颇面目，樊哙有樊哙面目。同叙刺客，豫让之与专诸，聂政之与荆轲，才一出语，乃觉口气各不同。……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事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是子长叙事入神处。”（转引自《西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34页）这些评论是比较全面和中肯的。《史记》通过不同人物的描述和评说，勾画出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史卷，再加以“表”、“书”的整理和补充，使世系和典章制度更加系统化和概括化，建构起纪传体完整的史学体系。

《史记》除了通过以人写史，充分表现出对政治和文化的重视外，还专写了经济和技术等方面的问题，如《货殖列传》《河渠书》《平准书》等，这在当时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除了赞扬他所作《史记》的“详”和“勤”而外，并赞扬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在赞扬他的突出特点和优点之外，还批评他是“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天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叙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弊也。”班固的这些非议，正从反面反映出《史记》的反传统的观点和独树一帜的风格。

二、尊重事实，不为流俗的尊卑所限

在这个问题上，《史记》的表现是极为突出的。如“本纪”一般是写帝王的传记，但《史记》也给项羽写了《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并列，而且无论是记事和行文都不亚于《高祖本纪》。如说项羽少时，弃书与剑，而要“学万人敌”；直至写到最后兵败乌江，认为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而终，其英雄本色跃然纸上。为什么要将项羽提升为“本纪”呢？因为从公元前209年起义反秦，到入关灭秦、封王，以及以后的楚汉战争，直到公元前202年项羽战败自刎，项羽在其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因而对项羽也应写“本纪”，以补秦楚之际的空间，这是历史事实。这个问题，如果于司马迁在世之时揭出，是要杀头的，但为尊重事实，他却置生死于不顾。

再如《史记》为陈胜、吴广写了《陈涉世家》，这也是一种超俗之作。“世家”原为春秋战国时的诸侯和萧何、张良等重宰以及如至圣孔子等人而作的。像陈胜吴广这样的庶民和隶卒在当时是难以入史的，但司马迁却把他们写入“世家”之列，因为揭竿而起、首先发难反秦的是他们，还不是项、刘。如司马迁在《秦楚之际月表》中所云：“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正是因为这样，才为陈涉写“世家”，为项羽写“本纪”，这是司马迁的“春秋笔法”与高尚史德的具体表现。

他为社会下层人物写列传和作评说的还有：如在《游侠列传》中，称朱家的“振人不瞻，先从贫贱始”；郭解的“振人之命，不矜其功”；以及游侠的“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成，不爱其躯”等的描述，都写得生动、真实、丰满，而且饱含激情，使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反映出司马迁对社会下层人员的重视和反传统观念的高尚品格。

三、秉春秋笔法，敢于直言评说

整个《史记》，都表现出这种精神，现仅举几例来做说明。

在《史记》中，不但敢于斥责历史上的暴君，而且敢于对当代的帝王评议其所短。如在《留候世家》中，写了“沛公（即刘邦）入秦宫，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居留之”的贪财好色的恶习；借商山四皓之口批评刘邦“陛下轻言善骂”的不良作风。再如在《萧何世家》中，记述了刘邦如何猜忌功臣；在《淮阴侯列传》中，用韩信之口喊出“狡兔死，走狗烹”，控诉了刘氏对功臣的残害。在《孝景本纪》中，在指出“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的同时，又指责汉文帝“赏太轻、罚太重”，以及反衬出景帝无能等问题。在《孝武本纪》中，说他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并通过《封禅书》暗示对汉武帝迷信的讽讥。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所有这些，都是在太岁头上动土，会招致灭顶之灾、杀身之祸的。他为了忠于事实，能讲别人之不敢说，敢做别人之不敢为，表现出一位史学家的铮铮铁骨和高风亮节。

四、文风朴实犀利，为散文进一步发展奠基

以人写史，是《史记》的伟大创举。在司马迁的笔下，各种人物，无论是臧、是否，是褒、是贬，都写得栩栩如生。如“鸿门宴”一节，无论是项羽与刘邦的对话，还是项庄舞剑，樊哙保驾，刘邦匿逃，张良献斗，范增摔斗等，都写得活灵活现。其中如“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典故，成为后世常用来说明“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谚语。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史记》在散文方面，已达到空前的造诣，为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史记》在叙人叙事时，还夹着一些诗歌和谚语，更增强其行文的文学色彩，如荆轲刺秦在别燕太子丹时的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其悲壮凄凉，催人泪下。在《淮阴侯列传》中，通过韩信的口讲出“狡兔死，走狗烹”，形象地控诉了刘氏对功臣的残害。再如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来对孔子进行歌颂和景仰；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阐明对李广将军的追念和铭记。这些都成为后世常用的谚语，也为散文的创作创造了一条诗文结合的道路。司马迁不止是伟大的史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文学家。“西汉文章两司马”，西汉有两大文体，散文和骈文，如果说司马相如是骈文的代表者，司马迁则是散文的杰出代表者。鲁迅对《史记》的评价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极为中肯的评论。其史德和文风，都为后世垂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