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铭基：《汉书》——耐读的正史经典-米儿火

前言

《汉书》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继《史记》而作，将西汉二百年历史勒成一书。其出自多人之手，文字艰深，叙事完备，深具微言大义，于当世甚受推重。

《汉书》共一百篇，约八十万字，记载西汉史事。此书继《史记》而作，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包含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传。其中，“纪”以帝王为中心，依年月书载有关国统大事；“表”以表格陈列事件，以便观览；“志”犹《史记》之八书，详记典章制度；“传”记述社会各方面之重要人物。

汉班固《汉书》南宋建安黄善夫刻刘元起刊本

四人踵继而成

后世多记《汉书》的作者为班固，其实此书出自数人之手，包括班彪（班固父）、班固、班昭（班固妹）、马续四人。

司马迁《史记》成书以后，续作者甚多。唐代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指出班彪“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东汉王充《论衡·超奇》云：“班叔皮（班彪）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浅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书》乙。”可见班彪续作史书，为班固《汉书》奠定了良好基础。另一方面，今见《汉书》百篇，而结合《史通》与《论衡》所言，班彪已经撰有“百篇以上”，全书有多少篇章确实出自班固手笔，遂成疑问。

班昭、马续皆有参与编撰《汉书》。据《后汉书·曹世叔妻传》云：“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臧书阁踵而成之。”又说：“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这就是说班固撰写《汉书》未竟而终，八表及《天文志》共九篇由班昭撰写，最后又有马续完成的部分。由此来看，《汉书》实经四人之手共同完成，只说班固撰《汉书》，其实失之过简。

《帝鉴图说》之汉文帝屈尊劳将

诚为难读之书

《汉书》成书后，当世甚受推重。马融是西汉著名经师，亦只能追随班固之妹班昭授读才能明白，可见《汉书》之难读。《汉书》的文章如果没有专人传授，很难明白通晓，其难度与经学相仿。《三国志》有关于《汉书》师法的记载：

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孙权为江东霸主，为了让太子孙登习知近代治乱兴衰之事，便让他学习《汉书》。在东吴大臣中，张昭为人好学，且博览群书，孙权想让孙登随张昭习读《汉书》。张昭的小儿子张休与孙登是朋友，便把《汉书》授与孙登，教其“指摘文义，分别事物，并有章条”。

明凌稚隆辑评《汉书评林》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吴兴凌氏刊本

因《汉书》为难读之书，所以为之作注的人数众多，堪比经籍的注释者。据《后汉书·延笃传》记载，汉桓帝时延笃“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当为最早注释《汉书》之人。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认为延笃撰有《史记音义》，陈直《汉书新证》依据颜师古注《汉书·天文志》引用的延笃注解，认为“延笃所注，别有《汉书音义》”。《后汉书·延笃传》又说“笃（延笃）论解经传，多所驳正，后儒服虔等以为折中”，可见服虔曾经参考延笃著述。由此可知，《汉书》在汉代的师承脉络当为：班昭—马融—延笃—服虔。

唐以前《汉书》旧注现在多已散佚，或只剩下零星片段，只有颜师古注流传下来。贞观十一年（637年），颜师古奉太子李承乾命为《汉书》作注，贞观十五年（641年）书成。颜注取材审慎，考证详实，对前人讹误多进行订正，对音读、字义的注释更为详尽。在颜师古之前注《汉书》的人很多，据颜注《叙例》记述，包括荀悦、服虔、应劭、伏俨、刘德、郑氏、李斐、李奇、邓展、文颖、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项昭、韦昭、晋灼、刘宝、臣瓒、郭璞、蔡谟、崔浩二十三家。《汉书》颜师古注集各人大成，成一家之说，为世人称颂。《新唐书·儒学传》云：“时人谓杜征南、颜祕书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杜征南即杜预，可见时人以为颜师古注《汉书》，即如杜预撰《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认为二人分别是《汉书》和《左传》的“忠臣”。《四库全书总目》谓“师古注条理精密，实为独到”“究不愧班固功臣之目”。

明仇英《帝王道统万年图》之汉高祖

继《史记》而作的经典

司马迁《史记》所记始自五帝，终于汉武帝太初年间，此后汉史司马迁不及记载。班固《汉书》继《史记》而作，将西汉二百年历史勒成一书，其中汉初至武帝太初年间史事，与《史记》所载大抵相同。自晋代张辅以字数多寡讨论《史记》《汉书》以来，对两书的比较研究代不乏人。

古代典籍分类初分六部（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后归四部（经、史、子、集）。《汉书·艺文志》将《史记》置于六艺略春秋类，与孔子《春秋》相似。《汉书》也秉承《春秋》的正统儒家思想，以“正名”为务，观之可令乱臣贼子心生畏惧，具备《春秋》之微言大义。

作为《史记》的继作，《汉书》对于武帝太初以前的史事，多引述《史记》内容，偶有不同，或作补充，要点皆以《史记》为根本。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有汉人贾谊的生平事迹，包括河南守吴廷尉征召其入门下，贾谊在文帝朝最为年轻，作《鵩鸟赋》与《吊屈原赋》等，《汉书》也都有记载。区别在于，《史记》并未收录贾谊的政论文章，《汉书》因贾谊对西汉国策影响深远，故增录《治安策》作为补充。又如董仲舒，《史记·儒林列传》载录其生平，《汉书》在《史记》所记基础上补充《天人三策》，使董仲舒的学术思想更加明晰。

《帝鉴图说》之汉昭帝明辨诈书

《史记》一百三十篇，其中十篇早已有目无书，现在看到的实为后世所补。卫宏《汉书旧仪注》曰：“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葛洪《西京杂记》所记略同。《后汉书》载王允谓“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李贤在注中对“谤书”作了解释，“凡史官记事，善恶必书。谓迁所著《史记》，但是汉家不善之事，皆为谤也。非独指武帝之身，即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筭缗、榷酤之类是也”，此等“汉家不善”之事，《史记》多有记载，故得“谤书”之名。可是，“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筭缗、榷酤”三事《汉书》都袭取于《史记》，《汉书》也可以被称作“谤书”吗？徐朔方在《史汉论稿》中说：“《汉书》承袭《史记》这一事实生动地表明班固对司马迁的敬仰和崇拜。”《史记》已是“谤书”，而班固又不遗余力地加以袭取，以《汉书》续写《史记》，因而二书应当合看，这也是对《汉书》的一种读法。

冉昭德《班固与汉书》称赞班固能够“不为汉讳”。如《史记》《汉书》同写汉文帝，《史记·孝文本纪》称赞其“除肉刑”，《汉书·刑法志》谓“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汉书》不仅不就“文景之治”加以歌颂，还揭露文帝施政轻用刑罚。朱东润《汉书考索》云：“《史记》写作的特长在于运用互见之例，常能使读者对于当前的人物，从不同的方面加以认识。这一特点，在《汉书》里是保留下来的，有时在运用上使人感觉到比《史记》更大胆、更灵活，因为班固所触及的人物，常常是几乎已经论定的，但是他提出的其他事实，我们不能不重加考虑。”其所言极是。

《历代帝王半身像册》之汉高祖、汉文帝

《汉书》的《春秋》笔法

班固《汉书》虽然尊显汉室，但仍不失《春秋》笔法，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如《汉书·五行志》多以自然现象与人事政事相关联，以灾异示警，规谏人君，其中有如下记载：

成帝河平三年二月丙戌，犍为柏江山崩，捐江山崩，皆廱江水，江水逆流坏城，杀十三人，地震积二十一日，百二十四动。元延三年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廱江，江水逆流，三日乃通。刘向以为周时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兴也。汉家本起于蜀汉，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摄提、大角，从参至辰，殆必亡矣。其后三世亡嗣，王莽篡位。

此文所论涉及西汉的灭亡。西汉最后三个君主分别是成帝、哀帝、平帝。汉成帝刘骜即位以后，天下灾异频生，他“湛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导致日后西汉覆亡。成帝身体强壮，无疾病，却“暴崩，群众欢哗怪之”。《汉书·外戚传》又有所谓“燕啄皇孙”（赵飞燕姊妹毒害皇孙）的记载，故成帝亡嗣。其后，成帝侄刘欣即位，是为哀帝。他尊宠董贤，在位七年，于元寿二年（前1年）去世，享年二十七岁，无子嗣。及后，王莽擅权，立九岁的刘衎为帝，即汉平帝。五年后，平帝驾崩，或因王莽鸩杀。比合成帝、哀帝、平帝三世，即与上引《五行志》“其后三世亡嗣，王莽篡位”句相合。

《帝鉴图说》之汉文帝却千里马

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犍为（今四川南部、云南北部各一部分，治今宜宾西南）地震山崩，壅阻江水，造成逆流，导致十三人死亡，地震持续二十一天，余震一百二十四次。及至元延三年（前10年）正月，岷山崩，山石流进长江，同样造成江水逆流，三日后乃通。

汉人相信天人感应，因地震山崩堰塞长江，就产生了许多附会比说。班固援引刘向说，认为周人起于岐山而岐山崩，河水干竭，而周幽王亡国。成帝时灾异频生，汉室起于蜀汉，而此地山崩川竭，源头既塞，成帝、哀帝、平帝三世亡嗣，加之王莽篡位，国遂灭亡。前汉覆亡已成往事，唯以天意比附人事，意在向当时在位君主进谏。古代君权至高无尚，唯有天命可以制衡。君主应当留心天意，如果天降灾异，人君自当修德并施行善政，如此则国祚可续，不至灭亡。可见，班固此文深具微言大义。

作者简介

潘铭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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