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艺斌写：《关于清史稿的问题》

【编写的时间和编写人员】清史稿是一九一四年开始编写，至一九二七年大致完稿，历时十四年。本书虽编成于辛亥革命以后，但，是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8），由北洋军阀等势力所操控选出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与国务院国务总理所领导，1914年5月1日，袁世凯废除《临时约法》，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实行总统制，总统独揽一切大权，至此，辛亥革命的成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被袁破坏殆尽。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多次武力毁灭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是武装保卫《清帝逊位诏书》的授权这个敌对法统。他们的内心只想着：权力从哪来，就对谁负责。

经民国国务院呈文，大总统袁世凯设清史馆，以赵尔巽为馆长，缪荃孙、 柯劭忞等人为总纂，总领清史修撰工作，参与者先后有一百余人，没有固定编制，人员由馆长聘用。如赵尔巽曾亲自拜访夏孙桐，请其出面任总纂。清史馆内设有“功课簿”，记载馆员分工事宜，如柯劭忞撰《天文志》、《时宪志》。缪荃孙撰《儒林传》、《文苑传》、《土司传》。吴廷燮撰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五朝《本纪》、《大臣年表》。吴士鉴撰《地理志》贵州、新疆各一卷、《宗室世系表》、《公主表》、《皇子世表》及《艺文志》初稿。章钰撰《忠义传》、《艺文志》定稿。 金兆蕃撰太祖、太宗、顺治三朝列传及《列女传》。秦树声撰《地理志》直隶卷，王大钧撰嘉庆朝列传。夏孙桐撰嘉庆、道光朝列传及《循吏传》、《艺术传》。 田应璜撰《地理志》山西一卷。罗惇曧撰《交通志》，戴锡章撰《邦交志》。 唐邦治撰《军机大臣年表》。王树楠撰咸丰、同治朝大臣传。叶尔恺撰《宗教志》，其中喇嘛教、 基督教、 回教各一卷。张采田撰《地理志》江苏卷、《刑法志》、《乐志》、《后妃传》。吴怀清撰《地理志》陕西一卷、《食货志》征榷卷。 张书云撰《礼志》，补辑《舆服志》、《选举志》。俞陛云撰《兵志》与部分列传。马其昶撰光宣朝臣工列传，修正《文苑传》。蓝钰撰《地理志》云南一卷。 朱师辙有言：“列传撰人甚多，在馆诸人，几人人皆有。以余论，虽以咸同列传为主，而康乾以来各朝，皆曾补撰。盖每朝皆出于众手，惟每朝有主体撰人；又重修整时，归何人为主，则其负责为多。”

编撰人员馆长：赵尔巽

总纂：郭曾炘、沈曾植、宝熙、樊增祥、柯劭忞、吴廷燮、缪荃孙

纂修兼总纂：李家驹、劳乃宣、于式枚、 金兆蕃、 吴士鉴、李瑞清、耆龄、 陶葆廉、于式棱、王乃征、谢远涵、朱钟琪、 温肃、杨钟羲、 袁励准、万本端、邓邦述、秦树声、 王大均、 章钰、王式通、 顾瑗

协修：宋书升、唐晏、宗舜年、李葆恂、安维峻、张仲炘、俞陛云、姚永朴、 罗敦曧、吴广霈、袁金铠、吴怀清、张书云、张采田、张启后、韩朴存、陈敬第、陈毅、袁嘉谷、蓝钰、李岳瑞······

撰稿期间，往往须请人抄稿，“第一次抄稿，由各人自觅书手缮写，按千字小洋一角，由馆计算”。1920年编成初稿，1926年修订一次，到1927年大致完稿。由于成于众手，彼此照应不够，完稿后又未经仔细核改，刊行时校对也不认真，是以体例不一，繁简失当，以至年月、事实、人名、地名的错误往往可见。对于编纂上的这些问题，编者也是有所了解的，因此发刊缀言中指出，此书仅仅是作为史稿公之于世，「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一部分材料来源清实录、清代的国史列传、清会典和一些档案等，编者把资料汇集起来，作了整理。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的列传，并非取材于常见的史料，当另有所本。

由于编写者，均是清朝遗臣，所以，编写者是站在清王朝的立场来写清史的。

《洪秀全反清斗争》

【版本刊印混乱和史料空缺】《清史稿》在刻印过程中，出现了版本问题。 袁金铠因忙于他事，转托 金梁协助校刻此书。金梁遂趁时局纷扰之际，利用职权，擅改原稿，并将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书中的四百部运往东北发行，这就是所谓“关外本”（又称关外一次本）。当原编纂人员发现金梁私自篡改原稿，便决定将留在北京的原印本更正重印。如删去《 张勋传》（附 张彪传），《 康有为传》及金梁所写的“校刻记”；改订了“清史馆职名”；删去了“易类”书目六十四种；抽换了《 艺文志·序》；修改了个别传记，这就成了所谓“关内本”。以后，金梁坚持以“关外本”为基础，并根据当时学者对《清史稿》提出的批评和关内本所作的一些重要更正，再作删改、增补，删去了《张彪附传》、《公主表·序》和数学工具书“八线对数表”，增加或压缩了个别传略，较前两个版本均少了七卷，仅有五百二十九卷，这就是所谓“重印本”（又称关外二次本）。版本的不同造成了混乱，后来，市场上又有所谓“联合书店影印本”和“日本人铅印本”两种流传。南京国民政府曾两次组织人力。要修改《清史稿》，但因种种原因，毫无结果。《清史稿》的版本比较多，主要有关外本、关内本、金梁重印本、上海联合书店影印本、日本印本等，其中以关外本与关内本最早流传，影响颇大。

金梁重印本（关外二次本）。1934年，金梁在东北刊行，绝大部分依关外本，只是去掉了志卷29-34的《时宪志》六卷，《公主表·序》等部分，增加了朱筠等三传，总卷数为529卷。

上海联合书店影印本。1942年出版，对关内、关外两本的不同处加以选择，多处采用了关内本。它同 二十四史《 新元史》合为“二十六史”，故亦称为“廿六史本”。

日本印本。据说有两个 本子，一为大本两册，一为小本二册，从“关外一次本”翻印而来。

香港文学研究社印本。1960年出版，依关外一次本付梓。

中华书局本。中华书局组织 史学工作者，依关外二次本为工作本，将《清史稿》作了标点、分段， 他们审查了关内本、关外一次本、关外二次本三种本子的篇目，内容上的不同，作了附注，录出异文，以尽量反映各种本子的优点，对史文的脱、误、衍、倒和 异体、古体字作了校改；清朝的避讳字，尽量改回，对已发现的由于行、段错排造成事理不合的地方，进行了查核校正，对于 史实错误及同音异译的人名、地点、官名、部落名称等，一般不予改动，但大也作了一定的统一工作。于1977年出版，这是此书问世50 年来最好的版本。（《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本。1981年印行，两大册。系据关外二次本刻印而成，计529卷，有金梁的校刊记。

此外，张其昀、萧一山、彭国栋等人在台湾将《清史稿》略加修改和补充，将其列传分类予以调整而成，名曰《清史》，于六十年代出版，计550卷。

由于参加修史的人多是清朝的遗臣，因此书中贯穿着反对民主革命，颂扬清朝正统的思想。例如诬蔑明末农民起义军为“土贼”，称太平军为“粤匪”，视 辛亥革命为“ 倡乱”。而对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清朝统治者的反动行径却多处隐瞒，倾向性错误显而易见。对此，连当时的 南京国民政府人员都极为不满。1929年12月14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列举了十九条理由，呈请政府下令禁止《清史稿》发行，其中有； 反革命、蔑视先烈、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清朝讳等内容。

因时局动荡，仓促成书，未经主编总阅审定便“随修随刻，不复有整理之暇”，过于粗陋。因此，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史实之中也有不少错误。其实，这与赵尔巽的主导思想有关。因为他把此书看做是“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只是想以此作为“大辂椎轮之先导”，对于书中所有疏略 纰缪处，“敬乞海内诸君子切实纠正，以匡不逮，用为后来修正之根据。”显然，按其本意。

他们的真实心里是：当时的社会潮流，是中华民族觉醒，革命潮流势不可挡，清王朝的覆灭已经是事实。他们还存侥幸心里，企图复辟。还想用文字障眼法，蒙混过关。说什么：《清史稿》只是类似现代的一部“征求意见稿”。这样，为日后埋下伏笔。“体例不合，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两传，目录与书不合，纪表 传志互不相合，有日无月，人名错误，泥古不化，简陋，忽略”等谬误也就成了先天性的问题。至于空缺、遗漏、颠倒、文理不通等现象更是有意为之。

《孙中山像》

【《清史稿》刊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清史稿》的编纂者明确站在清朝一边，反对辛亥革命，故而对清末革命活动少写或不写，如兴中会、同盟会的成立、 民报的出版、辛亥前的起义活动，几乎全都没有记载，看不出清朝是怎样被推翻的。即使有一点记载，也语含贬抑，如写 武昌起义，“八月甲寅，革命党谋乱于武昌，事觉，捕三十二人，诛刘汝夔等三人……丙辰，张彪以 兵匪构变，弃营潜逃……嗣是行省各拥兵据地，号独立，举为魁者，皆称都督”，寥寥数十字，修史者反对革命的立场十分鲜明。对革命中牺牲的烈士，目为“匪党”。对于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这一重要史事，该书称：“甲戌各省代表十七人开选举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于上海，举临时大总统，立政府于南京，定号曰中华民国”，故意不写孙中山的名字，使人不明白临时大总统是谁。孙中山是推翻清朝的革命领袖，《清史稿》中“孙文”的名字仅一见。光绪三十年“五月丙戌，懿旨特赦戊戌党籍，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外，褫职者复原衔，通缉监禁编管者释免之”（《德宗本纪二》）。这是 慈禧太后下旨赦免戊戌党人时，特别指名康、梁、孙三人大逆不赦，这才提到孙文的名字。

相反，该书编纂者对对抗革命者则大加歌颂表扬。《清史稿》卷469，为恩铭、 端方、松寿、赵尔丰、陆钟琦等一批被革命者击毙的督抚写传记，或称“不屈遇害”，或称“骂不绝口”，或称“忠孝节义萃于一门”，篇末论曰“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示天下以大节，垂绝纲常。庶几恃以复振焉”。这些吹捧之词，反映了修史者拥护清朝、反对革命的心态。

《清史稿》记述李自成、张献忠、 南明、白莲教、 太平天国等史事时一概称“匪”、“逆”、“寇”、“贼”，立场亦极为鲜明。《清史稿》记载民国以后的事，不用民国 纪年，而用干支纪年。如民国元年称“壬子年”，民国二年称“癸丑年”，民国三年称“ 甲寅年”，表示不承认中华民国，不奉民国正朔。《清史稿》是民国政府出钱聘请撰修的，他们竟然诬蔑辛亥革命，反对民国。所以 易培基在请封禁《清史稿》的呈文中说：修史者“若在前代，其身必受大辟，其书当然焚毁。现今我政府不罪其人，已属宽仁之至，至其书则决不宜再施行海内， 贻笑后人，为吾民国之玷，宜将背叛之《清史稿》一书永远封存，禁其发行”。

众所周知，在晚清时期，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清朝丧权辱国。《清史稿》却为清朝讳，往往轻描淡写，语焉不详。如 鸦片战争后签订 南京条约，《宣宗本纪》中仅书（道光二十三年）“八月戊寅，耆英奏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各海口，与英国定议通商”。寥寥50字，只提到五口通商，而对于关系重大的割让香港、协定关税、赔偿军费烟费等均未提及。

《清史稿》的编纂者由于知识结构的限制，对外国情况不了解，故而对域外的记述错误也很多。如说“俄国界近大西洋者，崇 天主教”（《邦交志一》），其实俄国近 波罗的海，距大西洋甚远，信仰东正教，而非天主教。又晚清 洋务运动中，设工厂，开矿山，建铁路，造轮船，开始启动中国近代化的步伐。《清史稿》仅立《交通志》以概括当时的工矿交通建设，而对当时规模巨大的上海制造局、福州船政局、汉冶萍企业、开滦煤矿、 基隆煤矿、大生纱厂、华盛纱厂等均视而不见。这些企业标志着中国近代化的艰难起步，《清史稿》全无记载，实为重大的遗漏。

新疆于 光绪九年建 行省，台湾于光绪十一年建行省，这几乎是众所共知的。而《清史稿·地理志》却说“穆宗（同治）中兴以后，台湾、新疆改列行省”，把台湾、新疆建省的时间，提前到了同治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于咸丰末年，而《清史稿·职官志》称“延及德宗（光绪），外患蹑迹，译署始立”。按“ 译署”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简称，这里又把它成立的时间，推迟到了光绪时。

《河渠志》记载全国河流的情况，却只记了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四条。我国最长的河流长江遗漏失载，其他像珠江、黑龙江、 松花江、雅鲁藏布江等大江大河全都不见踪影，岂不笑话！《 天文志》只记到 乾隆末年，乾隆以后一百多年无天文可查。原因是外国传教士任职钦天监期间，有天文记录，而传教士离开后，天文失载，资料空缺，故只有半部《天文志》。《时宪志》内编入了三卷八线表，这是中学生数学教科书中的对数表，和清史 风马牛不相及。修史者缺乏自然科学知识，把它塞进了《清史稿》实属 不伦不类。

自1914年设立清史馆起，历时十四年修成。先后参加编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本书体例一如历代的正史，分为本纪、志、表、列传四个部分，共五百二十九卷。然而，《清史稿》修纂时，纂修者多为清室遗老，眷恋清朝的心态甚重，故书中很多反对革命、诬蔑先烈、谀扬清朝之词，政治立场有很大问题。其次，当时清朝的档案尚未清理，修史者只能根据原国史馆中的稿件和有关 史籍，不能直接利用原始档案，故价值较逊。再次，《清史稿》成书时，国民党的北伐军即将入北京。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是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意志。所以，仓猝付印，未能对全书统一修改和认真校勘，故史实、人名、地名、年月日的错误遗漏比比皆是。

1929年，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文国民党行政院，建议禁止《清史稿》的发行，《清史稿》遂成禁书。易培基在呈文中说：此书“系用亡清遗老主持其事，……彼辈自诩忠于前朝，乃以诽谤民国为能事，并不顾其既食周粟之嫌，遂至乖谬百出，开千百年未有之奇……故其体例文字之错谬百出，尤属指不胜屈。此书若任其发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这是最了解当时编写内幕情况的人说的话。我们再看一看《清史稿》除了歌颂满清统治，收录满清封建王朝的活动。把绵延二百多年反清斗争历史没有收录，这样，《清史稿》记录清朝历史，就只能记录一少部分，因为，所有的历史活动是最广大人民的活动为主体，各地百姓生活状况、所思所想等等，显然《清史稿》缺失了这一重要部分。缺失了南明史、郑成功反清史、太平天国、捻军、辛亥革命等等。根据初步统计，缺失了三分之二清朝的真实历史。

2018年7月19日 高艺斌

（这是我的：关于曹雪芹与清朝社会课题研究，其中的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