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国家历史的记载有一整套完整的体系，自从司马迁撰写了《史记》之后，历史上的历代王朝都开始有了记载当朝历史的习惯，因此得以让如今的我们领略到每一个时代中国独有的魅力。

因为司马迁的《史记》问世具有划时代的作用，因此后世史学家推崇其为“二十四史”之首，在史学界的地位千百年来几乎无法撼动，而《史记》记载的内容也成为大家衡量一段历史一个人物的重要参考标准。

不过随着《竹书纪年》的横空出世，却直接导致我们对以往的历史开始重新审视，原因就是《竹书纪年》记载有关舜帝、伊尹等人物的形象和《史记》大不相同，那么真的是《史记》欺骗了我们吗？

一、《竹书纪年》的出土和引发的问题

1、《竹书纪年》到底是什么？

《竹书纪年》是在公元281年，也就是晋武帝太康二年，由一个盗墓贼在今天河南省卫辉市境内发现的，当初它没有被盗墓贼看做是什么宝贵的东西，因此扔得遍地都是。

后来这些竹简被当地的村民们发现后就报告给了官府，随后人们又在这座古墓中出土了大量的古书，而《竹书纪年》就是其中之一。

根据官员的鉴定后，发现这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史官以及后来魏国的史官共同编撰的一部编年体通史，是为数不多研究华夏先秦史的重要史料之一，那么《竹书纪年》内记载了哪些内容呢？

说起来，《竹书纪年》的内容相对后世规模庞大的史书还算是非常简单的，而且其中还有一部分内容是相对重复的，可就是这样一部并不完善健全的史书却震撼了所有人。

因为《竹书纪年》内记载的很多内容都颠覆了我们以往对古人的看法，更推翻了儒家向来推崇的一些圣人形象。比如舜曾经囚禁过尧，启杀害了益，伊尹甚至放逐过商朝君主太甲等等。

不过《竹书纪年》细细研究后又分为古本和今本，也有专家推断，上面记载的这些多少有点毁三观的历史事件很有可能是出自后人之手。

根据《晋书》的记载，《竹书纪年》当年出土的时候古本有十三篇，按年编撰分为夏、商、周三代，然后包含了晋国和魏国的一部分历史。具体是平王东迁开始晋国纪年，三家分晋之后魏国纪年，到魏襄王20年的时候结束。

2、与《史记》的出入

根据记载《竹书纪年》是在宋代的时候亡佚的，因为这部书在儒学成为国学之后，被世人们看做是歪门邪说，所以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清代的学者曾经表示，儒家思想的渗透是对文化传承的一种“侵袭”，导致很多事情最后的记述都变了样子。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下。

首先，在儒学思想范畴内认为古代君王的禅让是礼治下的典范，因此在整个伦理道德体系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在《竹书纪年》中却认为，自古以来根本就没有禅让之说，都是典型的抢夺，当然了，这个说法来自于《竹书纪年》的今本，因为古本是从夏朝开始的。

其次，商朝的名臣伊尹一直是儒家推崇的古代重臣的代表人物，他不计较出身和个人得失，一直辅佐君王治理国家，商王太甲也是因为不遵守王道才被关起来的，改邪归正后又被伊尹迎接了回来。

但是在《竹书纪年》内记载的就截然不同，伊尹放逐了太甲之后就开始自立，后来太甲自己逃出并斩杀了伊尹，这才重新拿回王位，并且太甲还不计前嫌善待伊尹的后代。这样看来，一个是忠君的大臣，一个是谋反的奸佞，两种说法令人大跌眼镜。

二、《竹书纪年》和《史记》谁更真实

1、对于禅让制的看法

通过上面列举的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发现，两种说法截然不同的背后，是对儒家思想推崇的仁政和礼治的挑战，无论是对禅让的不同看法，还是对伊尹忠臣形象的摧毁，都是对儒家经典人物的一种彻头彻尾的否定。

在《竹书纪年》看来，儒家想要传达的那种仁政根本就是不可能存在的，充其量算是一种蛊惑人心的政治手段而已，不过我们从两件事上也同样可以对《竹书纪年》进行怀疑。

首先在上文提到过，《竹书纪年》否定禅让制度是出自于今本的，那么后人为何要去伪造这段文字呢？难道这样的做法是想和其中伊尹的事情进行呼应吗？还是为了告诉大家，根本就没有什么仁慈和心胸宽广的君主，更没有那么多贤良的忠臣？

另外，传说中的五帝经常是以身作则，凡事身先士卒亲力亲为，既然是君主，干嘛在这个位置上费那么大的劲？所以这一点肯定是不具备说服力的。

2、对于伊尹的看法

另外，我们可以来仔细看一下伊尹这件事，儒家学说兴起之后，如果想要推出一个人作为自家学说的典范，完全可以选择周公，没有必要去挑选一个本身就极具争议的人物拿到台面上来讲，这不是明摆着给后人留下声讨的把柄吗？

要知道，即便是《竹书纪年》，对于周公的评价也是很高的，甚至不低于《史记》中的记载，在那个年代，众多的儒生们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为什么要去铤而走险呢？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其实有学者研究后发现，《史记》中的许多记载和《左传》有较为明显的差距，但是和《竹书纪年》却意外吻合。

所以个人认为，司马迁编撰《史记》的时候很有可能参考过这些国家的史书，然后根据手头上现有的资料进行判断，最后编撰成了《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