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经典文献对外传播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传播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对于引导国际社会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国共产党、了解中国共产党，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意义重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阐释，帮助国外民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奋斗，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党的系列经典文献集中反映了党的思想理念和奋斗历程，加强党的经典文献的对外传播，是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内容和客观要求，必须着力推进。

一、党的经典文献对外传播与时代同步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指导意义和权威影响的经典文献，诸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中形成的一系列精彩文献篇章等。这些经典文献是党艰辛探索、不懈奋斗实践经验的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创造，是党的主要领导人思想的萃集，是全党全国人民智慧的升华，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对于增进全党的思想统一、指引党和人民坚定前行、积极探索把握发展规律、推动党的理论创新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党的思想理念的传播、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重视党的经典文献的对外传播是我们党的自觉选择，是贯穿始终的行动要求，是不断创新发展的接续奋斗。建党初期，一部分中共中央文件就曾被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译成外文，并在共产国际的刊物上发布传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我们党在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思想结晶和理论成果，逐步在国际上传播开来。比如，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毛泽东基于对湖南农民运动情况的深入调查而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分别以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刊登，这是毛泽东的著作首次传播到国外。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随着形势的发展需要，中共中央南方局着手组织翻译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著作。此后，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著作陆续被翻译传播出去，范围日益宽广，到新中国成立之前，部分毛泽东著作的俄文、英文和日文版本已在世界上广为流传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国家层面就对外宣传进行规划和设计，党的经典文献的对外传播是其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中叶，国际上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空前高涨，为以毛泽东著作为代表的党的经典文献的对外传播提供了有利契机。一方面我们成立相关机构系统翻译《毛泽东选集》等经典文献，另一方面国外也积极翻译介绍毛泽东著作，从而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出现了党的经典文献对外传播的高潮。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文选》（1—3卷）、《江泽民文选》（1—3卷）、《胡锦涛文选》（1—3卷），以及一批党和国家文件、文献、法律法规的海外传播，再次为世界打开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窗口，为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念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也在新时代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当代中国已不再是国际秩序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建设者、引领者。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深切、聚焦；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全面、深刻、长远。与此相适应，在治国理政中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反映这一思想的重要文献、重要著作，也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以习近平总书记著作为代表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文献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快。《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已出版33个语种，发行覆盖全球一百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著作在海外发行量最多、最畅销的书籍。《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习近平用典》等均推出多语种的版本，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相继推出了英文、法文、日文、俄文等版本。这些著作外文版的出版发行，及时准确地向国际社会宣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应了国际社会对新时代中国的高度关注，在向世界贡献治理智慧、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上具有深远意义。

二、党的经典文献对外传播积累了丰富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同各国一道为解决全人类问题作出更大贡献。更好地向国际社会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必须加强国际传播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规律，尤其是集中反映党的思想理念的经典文献的对外传播，更需要不断总结经验。一百年来，我们党在经典文献的对外传播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值得认真汲取。

对外传播党的经典文献，在内容上要讲究针对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际社会之所以关注我们党的经典文献，主要在于他们希望能够从中获得借鉴和启迪。“问题是时代的呼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克服前进道路中的无数困难，解决征途中遇到的无数问题，形成了我们党的一系列经典文献。这些为有效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方案、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结晶的经典文献，不仅对中国人民具有重要指引作用，也必然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他们需要通过这些经典文献来理解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和内外政策。尤其是那些与中国有相似经历、相同需求的国家和地区，更是希望通过我们党的经典文献，借鉴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智慧，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

以毛泽东的《实践论》为例，这篇标志毛泽东哲学理论水平达到新高度的著作，具有广泛影响力和持久生命力。在国际上、尤其在亚非拉国家及其政党领袖、组织机构中受到高度关注，他们认为，从《实践论》等毛泽东著作中，能够借鉴和学习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获取反对殖民主义与外国奴役的实践勇气和理论指导。正是基于这种需要，据不完全统计，《实践论》曾出版单行本150种以上，其中汉文版（含中英对照本、中俄对照本、注音本及线装竖排本等）二十多种、少数民族文版二十多种、外文版一百多种、盲文版2种（中国出版一种、日本出版一种）。以《实践论》为代表的毛泽东著作的对外传播，成为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一股世界性潮流，增进了世界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实际的了解，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的《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书在世界的广泛传播，同样基于世界各国具有相似的发展需求和发展理念，基于它的针对性、有效性。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仅展现了大国领袖的世界胸怀和责任担当，还为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和强烈共鸣。以《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非洲的传播为例，其法文版、英文版推出后，非洲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评价，赞比亚开国总统卡翁达、加纳前总统库福尔等广泛赞同并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经济全球化进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

对外传播党的经典文献，在文本尤其是核心政治术语的翻译上要力求信、达、雅。对外传播党的经典文献，首先立足于适合国外读者的外文译本。党的经典文献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专业性，在翻译过程中首要的是坚守政治立场，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理念、政治主张等准确地翻译传播出去。为此，既不能为迎合受众需求而失去立场，也不能为了传播效果而随意篡改内容。以《毛泽东选集》英文本为例，新中国成立后，为扩大《毛泽东选集》的对外传播，1953年中国国际书店与英国劳伦斯出版公司签订协议，授权其在英国出版发行《毛泽东选集》英文本。但在后续的出版中，劳伦斯出版公司基于自己的需要执意删除了《战争和战略问题》第一、第二节内容，严重损害了原文文意，遭到中方的坚决反对，致使后期合作难以顺利进行。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在忠实于原文的同时，也要尊重读者，了解受众国家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和思维方式，使翻译文本更适合国外读者的阅读需要，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传播效果、产生传播效应。目前，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党的重大会议文件等文献大多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编译局）、中国外文局等单位组织力量、集中攻关翻译，保证了文本的翻译质量，在塑造核心话语权，助力我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党的核心政治术语，集中体现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具有独特内涵和中国特色，广受国际社会关注，对其翻译更需慎重严谨。在这方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定期发布的“中央文献重要术语译文”，为做好党的经典文献的对外翻译大有助益。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献著作，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同时，对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提供了有益借鉴，激发了国际社会的阅读热情，助推了向世界翻译当代中国共产党经典文献的热潮。以《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例，该书共收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稿85篇，绝大部分是习近平总书记出访以及参加地区和国际会议时的讲话，是一个绝佳的外宣文本。该书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成英文、法文、俄文等多语种出版，阿拉伯文、法文、西班牙文等版本的翻译工作也在进行中。在文本翻译中，首先坚持正确的政治文献翻译理念，以对政治文本的忠实性、概念术语的规范性、对外话语的融通性，保证译文的准确性、规范性和传播力；其次坚持“以我为主”的立场阐释中国方案，适应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趋势，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积极展现中国方案的世界语境，让世界听得见、听得清、听得懂、能接受中国声音；再次践行“融通中外”的原则表达中国智慧，书中存在大量关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表述等独特的价值精神和语言形式，在翻译时并没有过分强调译文在形式上的整齐划一，没有采取完全字字对等的直译，而是更加注重翻译的交际效果，聚焦如何突出表达这些理念的思想内核，寻求中国话语体系同世界话语体系的对接。

党的经典文献对外译介的使命是让世界通过译文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发出中国声音、塑造中国形象。随着经典文献翻译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发展，翻译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起到了增强对外传播效果的作用，也为国外读者深入、全面、准确了解中国理念、理解中国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我国外交方针政策奠定了重要基础。

对外传播党的经典文献，要敢于大胆探索多种畅通有效的传播渠道。在信息传播中，传播渠道是否畅通决定着传播效果的好坏。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传播渠道建设，革命年代，中央苏区在1931年就创办了自己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并曾用英文将一些文稿对外发过电讯，将党的思想主张传播出去。1937年，随着全面抗战的开启，我们党为适应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形势，将红色中华通讯社改名为新华通讯社，在向国内发布消息的同时，继续向国际传播。《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毛泽东撰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等，就是经由新华社对外发布的。解放战争时期，为加强对外宣传，新华社开始在境外建立分社，相继创办了香港分社、伦敦分社、布拉格分社、平壤分社等，扩大了我们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我国国际交往的深化，党的经典文献的对外传播渠道日益扩大，传播方式不断开拓。

新时代，我们加速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政府和民间、智库和传媒、文化和教育等多种机制渠道多管齐下，传统传播方式与现代传播手段相互补充，使各种传播渠道相互配合、协同发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对外传播充分体现了多元化、多渠道传播的优势。就出版情况来看，自2014年10月8日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举办首发式以来，截至目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已出版了33个语种，除去外文出版社自己翻译出版的8个文种（英、法、西、德、阿、日、俄、葡文）以及中文简体字版和繁体字版外，其他文种都采取国际合作翻译出版的方式，共20个语种23个版本。综合以往数据来看，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在海内外发行所创下的最高纪录。就传播情况来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通过出版外文版、开展党际交流宣介、派团（组）出国（境）作专题宣介、召开相关学术研讨会、借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海外传播平台”、在相关网站外文频道开设专题专栏等方式拓宽多元化、全方位的传播渠道，特别是中方主动与国外相关机构合作举办座谈会、研讨会，邀请外国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出席等，扩大了影响。媒体报道也充分发挥新媒体作用，线下、线上同时发力，形成相互配合、良性互动的舆论氛围，大大提升了该书的世界影响力。

对外传播党的经典文献，要广泛扩大并依托各类人才队伍。人才是第一资源。对外传播党的经典文献，是政治性和专业性要求都很高的工作，既要有专业人才提供支撑，又要广泛扩大各类人才队伍。

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党创建初期，党的经典文献翻译一度依赖共产国际的力量。革命时期党内具有翻译能力的外语人才短缺，党的经典文献的对外翻译传播常常需要依靠党外或者国外左翼人士的力量。随着革命的发展，我们党逐渐有了自己的力量组织翻译传播文献，再到成立具备翻译职能的机构，党的经典文献的翻译才走上制度化和专业化道路。

在党的经典文献的早期对外传播中，受制于翻译力量、水平和传播能力，外文译本往往是只注重文意的传递，在语言的精准、优美等方面多有不足，传播效果也没有得到重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加强对外传播党的经典文献的力度，成立了相关机构，组建了一支专业人才和社会各路人才相结合的队伍。以《毛泽东选集》的翻译为例，新中国成立后，参加《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人员包括金岳霖、钱钟书、程镇球、徐永瑛、王佐良、郑儒箴等一大批专家学者，以及爱泼斯坦、李敦白等国际友人，可以说凝聚了当时国内最高水平的翻译力量，使文稿的翻译忠实度更高、表达更为精准顺畅。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著作的对外翻译传播中，更加注重专业人才的参与。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英文本来说，翻译工作流程包括初译、外国专家译稿改稿、译稿定稿人根据原文进行多遍交叉审核。翻译团队成员无论是政治素养还是翻译经验，都称得上行业翘楚，对于工作精益求精。

三、几点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大力推动国际传播守正创新，初步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党的经典文献对外传播日益广泛，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但我们也要看到，一方面，现有的党的经典文献对外传播供给距离国际社会需要还有很大差距；另一方面，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对外传播也面临着许多新形势新问题。中国全面走向世界的过程，是中华民族为人类世界作出更大贡献的过程，也是党的经典文献为国际社会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的过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党的经典文献传播历程，总结其经验，对于我们进一步做好党的经典文献的对外传播具有重要启示。

只有不断提供内容丰富、层次多样、适合多方面人群的经典文献产品，锻炼“讲故事的能力”，依托我国发展的生动实践，才能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目前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向国际社会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根本的是要不断推出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著作。这其中，习近平总书记的著作是基础文本，要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条主线，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系统地编辑、翻译、推介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著作；同时，也要面向不同受众，提供适合其阅读理解的产品，既要有严谨的理论著作也要有通俗的读物，既要有习近平总书记的著作也要有围绕其思想的研究阐释作品。

只有畅通对外传播渠道，充分开发和借助新媒体传播平台力度，才能多种途径推动党的经典文献走入国际社会的寻常百姓家，进一步打造全方位对外宣介体系。当今世界，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受众对象、传播技术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互联网正在媒体领域催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互联网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这要求我们在充分利用好原有各种渠道的同时，要积极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完善相关体制机制，打通并用好这一新渠道，特别是借助新媒体技术传播的生动、形象、及时优势，多层次、立体化、全方位对外宣介党的经典文献。要处理好“造船出海”和“借船出海”的关系，根据工作需要调整相关政策法规限制，有效借助海外成熟的传播平台，如推特、脸谱、优兔等国际知名社交媒体，拓展对国外普通民众的宣介。要发挥新媒体分众传播的特点和规律，制作影视、短视频、动漫等形式多样的传播产品，以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只有高度重视传播人才的培养，加大鼓励创新力度，才能扩大和聚集人才资源，发挥协同作用，拓展大外宣格局。对外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战略性任务，除了在延续、拓展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协同合作机制之外，还要在人才队伍建设上下功夫。一方面，要不断加大高端中外互译人才资源的整合力度，下大力气解决对外翻译专业的人才教育和培养，促进政治话语与翻译传播的交流互动，培养既了解党的经典文献又了解西方受众的精通外语与传播的复合型对外传播人才。另一方面，也要发挥我驻外使领馆、媒体驻外机构、企业、华侨华人、留学生人员优势，使每个人都能发挥对外宣介的作用。要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讲究舆论斗争的策略和艺术，尊重传播规律并鼓励大胆创新，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提升重大问题对外发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