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公元前145年生，卒年不详。他的父亲司马谈乃是西汉王朝史官，有心著史而未能如愿，临终嘱咐他完成未竟事业。父亲去世后三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之职，他开始搜集整理史料作著书准备。
公元前99年汉将李陵出击匈奴，因被围失后援不得已投降。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得罪了汉武帝，被施于宫刑，他灰心失望之余在狱中发愤著书，出狱后被任命为宦官做的官——中书令。但他并未放弃著书，反而加倍努力，终于在公元前91年完成史书的著述。全书共130篇（今称为卷），52万6千500余字。
由于是私家著述，他死后只有部分篇章在民间流传。直到汉宣帝时他的外孙杨恽才将全书献上朝廷，并传写公行于世。汉代称此书为《太史公书》，魏晋间才改称《史记》。
《史记》记事起于传说中的黄帝
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
共三千年左右
司马迁不是为写史而写史
而是有其指导思想的
那就是他在《报任安书》里说的
“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汉书•司马迁传》）
西汉盛行“五德终始说”，并与“今文经学”合而为一。虽然司马迁受此影响，以此为其历史哲学，但从《史记》的内容来看，司马迁还是重人事而轻天道的，因此他的“天人之际”是指天道对人事的影响，只是观察事物的途径，“通古今之变”，也就是探索历史演变的前因后果才是目的。而“成一家之言”他确实是做到了，不仅言前人之所未言，甚至后人也有许多不如他。
司马迁创造了《史记》的写作体例，在此之前还从未有过这样的体例。概括地说，《史记》以“本纪”为经，以“列传”为纬，经纬交织，加之以“表”、“书”和“世家”，使全书各部分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纵横交错，融会贯通，并且详略有致，互为补充，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将上下三千年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展现在读者面前。
仅就此而言
《史记》在我国众多史书中
便具有空前绝后的开创性和创新性
✔其中“本纪”12篇，包括以朝代为主和以帝王为主两类；“表”10篇，一类是大事年表，一类是人物年表；
✔“书”（相当于后代史书的“志”）8篇，是一种系统记述典章制度的体裁；
✔“世家”30篇，用于记载封国诸侯事迹；
✔“列传”70篇，包括人物传记和外国及国内少数民族的记载两大类。
✔前一大类中又有三小类：一人一传的单传，两人及以上的合传，按人物性质组合的类传等。这一体例为后来的“正史”所继承。
《史记》对史实真相的把握如何？
论述是否客观公正？
司马迁是秦始皇焚书之后第一个广泛收集保存文献的人。作为太史令，他掌握了外人难于见到的档案，以及西汉王朝各地上报中央的行政报告。他交游广阔，见多识广，足迹遍天下，了解民情，搜集了许多遗闻轶事。所有这些经鉴别后都用于入史。先秦史料至汉初存世已不多，所以他写史详当代而略前代。尽管如此，他还是探幽发微，还原了许多历代史实。
再看他的论述方法。他绝不空发议论，而是以史实说话，不为尊者贤者讳，秉笔直书。班固称赞他“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他的论述基本上是客观公正的。
《史记》具有什么样的史观？
这一史观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吗？
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传记为主体
对人物的评价最能体现作者的史观
《史记》没有官修史书的所谓“正统”观念。成王败寇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是以其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臧否人物。如他将项羽的传记列为本纪，给予帝王的地位。在描绘项羽的一生征战时，既写他的残暴也写他的温厚。对于项羽垓下战败自刎前所言“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司马迁评论道，项羽“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尚不觉寤而不自责”，所以此言“岂不谬哉”（《项羽本纪》）。这种重人事轻天道的史观不能不说是进步的。从司马迁对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的刻划，可以看出他写史的人性化、去概念化的倾向。
《史记》的进步史观还表现在注重基层社会的经济生活史。文人士大夫不屑一顾的民间生活，在司马迁眼中却十分重要，他以浓墨重彩对此加以描绘《货殖列传》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货殖列传》记载了从春秋末年到汉武帝元鼎年间约四百年的商品经济发展状况，那是一个商人的黄金时代，民间经商风气浓厚，而在“重农抑商”的封建正统观念中，那是不堪回首的，司马迁却对此大书特书，表现了他的胆识和勇气，也表明他认识到工商业的发展是促进社会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他的“货殖”一词包括了专业商人和自产自销的手工业者，可见他认为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通人写进历史是十分必要的。在他所处的时代这是超前的，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这也是完全正确的。
《史记》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它文笔生动，叙事状物，无不曲尽其妙。历史紧要关头人物的一言一行，无不栩栩如生。在著名的“鸿门宴”上，项羽阵营中多有主张杀刘邦者，于是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那场戏。与刘邦的谋士张良有至交的项伯挺身护刘，张良则急唤樊哙入帐。“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眥尽裂”。本来就未下决心杀刘邦的项羽佩服樊哙的英勇，视其为壮士而赐酒。刘邦一行人终于化险为夷。《项羽本纪》对此的描绘只是《史记》中无数精彩的历史场景之一，千百年来它们被演绎成许多文学、戏剧作品，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从诸如此类的故事中，人们也可以看到司马迁的人物介评没有脸谱化、绝对化，而是恶中有善，善中有恶，完全是人性化的。
《史记》当然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司马迁的个人遭遇不免使他或多或少地流露出自己的爱憎情绪，这可能影响了写史的客观性。但总体而言这只是次要的，瑕不掩瑜。无论就当时还是今天而言，《史记》都是一部伟大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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