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推行的一种选人用人制度，创立于隋朝，随后一直为历代封建王朝所承袭，作为取士基本途径。清朝建立后承袭明制，取士仍主要通过科举。但是，科举制度本身存在缺陷，明代中期后八股文体盛行，清代同样沿袭，且科场舞弊屡屡发生，科举问题甚为突出。清廷内部深知科举重要性，能否选拔出有真才实学官员，直接关系国家治理，王朝兴衰。

清初顺治年间，顺天和江南相继发生轰动全国乡试舞弊案，进入康熙时代，依然屡禁不止。李光地深有感受，曾向康熙帝陈述:“近来乡会二试，不但有换卷倩作之弊，且有带人到场中代作，而本生空手闲坐，直待交卷者。又有径雇一人顶名进场，而本生身在场外者。此等大弊不能察出，则外帘之官，虚负职掌，亦已极矣!臣前年提督学政，考校八旗时，亲见贡院墙垣破坏卑矮，巡绰军人及瞭望守门人役，无一非受贿代为传递之人也。此辈下人，惟利是嗜，无法可以禁止。”

贿买关节，相演成风，愈演愈烈，科场诸弊，层出不穷。在李光地看来，这既缘于士子和家长心存侥幸，不惜铤而走险，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取科名，亦缘于考官及科场吏员惟利是图，徇私枉法。舞弊如此严重，败坏官风民风，影响科举公信力，亦极大危害人才选拔。按《文贞公年谱》载，李光地尖锐指出:“此风不革，科场安得真士而取之?大廷又安得良臣而用之乎?”放任舞弊泛滥，科考怎能录取到真才实学人才，朝廷又怎能选拔到优秀官员治国安邦?

清朝科举制度（清朝科举制度等级示意图）

科举制的改革被提上日程，主持此项工作的便是康熙朝的李光地。他提出改革科举，导向与目标非常清晰，就是使士子务实学。按《文贞公年谱》载，他明确指出:“采虚声，与受贿嘱，厥罪维均。又以制义者，遵守传注，佐佑六经，使人穷经明理，极有补于世教。才气骛驱，名为貌古，而实与经旨背驰，则掎摭粪壤，势必晦涩蒙昧。若晚明之为心声如此，治忽何征用?”在李光地看来，安邦治国，须有真才实学，目前科举突出弊端，正在于士子荒疏经书古文，忽视穷经明理。科举改革，就是要抓住这个要害，“破俗还淳”，革除“沿俗学之弊”“以正事端士趋，以宽大培士气”，引导士子多读深研中国历古圣经贤传，学有根柢，扭转为应付考试而不务实学积弊。

因此，应改革考试内容，使科举能选拔出真才实学人才。科举考试内容如何改革，李光地亦提出具体主张。清朝建立后，科举考试内容与程序承袭明制。乡试一般分为三场，首场试四书五经经义，二场试论、判、诏、诰、表，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会试内容和程序，基本和乡试相同，只是难度更大。李光地基本认同这些内容与程序，然而主张具体做法应加以调整，同时要让考生答题更多阐述己见。他明确提出，乡试会试出题以儒家四书五经为主，这个核心地位不能动摇。但是，范围应加以拓展。

诸如，《公羊传》《谷梁传》与孔子有很大关系，是与《左传》同为解说《春秋》的儒家经典，应当纳入阐释经义范畴。首场考试，最为重要。原来解四书三篇，不变，解五经从四篇减为二篇，如此即可观测穷经明理程度，多了没必要，徒以浪费士子精力。更重要的是，五篇说经文章，皆“令学者述先儒之异同，而析其孰为是，孰为非，皆所不可。则自出己意”。第二场原来试论《孝经》一篇，判语五条，诏、诰、表各一道，改为试论二篇，但不试《孝经》，改试朱熹《通鉴纲目》及《性理》，因《孝经》虽圣人所作，亦属儒家经书，但篇幅最少，可出题目不多，每年题目重复雷同，故应改变。判语五条，表一道，皆取消。为促使士子注意音韵学习，可采取唐代做法，试作诗两首。第三场经史时务策，从原来五篇改为三篇。考试淘汰程序，“首场试毕，取三倍人数进二场，余皆罢归。复取二倍进三场，刷去者亦如之，而后登其半”。此外，李光地又提出，借鉴唐宋做法，重视制科，尤其博学宏词科，不限制秀才举人资格，无论已仕未仕，凡经督抚推荐，皆可赴京应试。五年举行一次，使兼通数经者，尤其研习《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及《周礼》《仪礼》《礼记》精熟者，得以发挥所长。录取之后，授史馆职务。博学宏词考试同年，又开“试天文、律历，专门名家，分别录用”。在李光地看来，实施这些改革，可极大扭转士子沉溺八股虚文，实现“士皆务实学”科举初衷。

科举制度的衰落，归根结底是封建制度走了没落，所以李光地改革科举的诸多主张，未能从根本上克服科举制度的突出弊端，也未能扭转科举制度日趋衰颓的大势，然而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修补和矫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