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努尔哈赤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先后尝试了“二人分政”、“四贝勒佐政”、“八王议政”等不同形式的理政策略，通过这些方法的实施，逐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可是到了晚期，由于私心加重，努尔哈赤犯了方向性错误，几乎将后金置于分裂之地。皇太极接手后，为了稳固统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而他的第一个人事调动任命就是黄、白两旗的易色改旗

背景

皇太极在继位时面临的其实是个“烂摊子”，虽然通过努尔哈赤时期的南征北战，后金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实力，但是，由于努尔哈赤晚期的策略出现失误，激化了后金政权内部的种种矛盾，而这一切，都随着他的死彻底爆发：

矛盾一：八旗分权和中央集权

八旗制度诞生后，虽然在名义上确定了封建等级关系，但是由于各设旗主、各有部众、而且还各有官署，简直是“小朝廷”般地存在，所以，八旗都有很大的独立性，而四大和硕贝勒更是拥有极大的权势。

后金时期，围绕权利的争斗此起彼伏，迫使努尔哈赤不得不逐步削减八旗力量、加强中央集权。到了努尔哈赤后期，代善和皇太极的争斗日益突出，已经严重影响到政局的稳定，努尔哈赤不得不将“四贝勒佐政”改为“八王议政”。这件事以广宁之战为分水岭，在广宁之战前，后金在军事和政治上都面临着明朝的威胁，努尔哈赤得依仗四位贝勒进行抵抗；而在广宁之战后，局势开始稳定，努尔哈赤便开始着手限制四大贝勒的权利，于是就有了“八王议政”的出台。

“八王议政”不仅削减了四大贝勒的实力，也加强了中央集权，但是，这中改变势必会引起四大贝勒的反感和抵触，只不过在努尔哈赤的震慑下暂时不敢发作而已

去矛盾二：各自为战

皇太极是在努尔哈赤汗权被极度削弱的情况下继位的。当时的执政方针虽然叫做“八王议政”，但是，四小王无论资历还是实力都比不上四大贝勒，可在皇太极继位后，四大贝勒之间也出现了间隙。政治上，镶蓝旗旗主阿敏提出要“出居外藩”，这和当年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要离开赫图阿拉一样，是公然的一种分裂，在目的没有达到后还“自视如君”，非常跋扈，在驻防和耕地的分配上也不再听命于皇太极；除了阿敏，其他贝勒也是一样，在军事行动中都不再顾全大局，反而秉承“各抢各得”的宗旨（记载于《明清史料》）。甚至连努尔哈赤时期连和硕贝勒都算不上的阿巴泰，仅有6牛录的资本，也想浑水摸鱼，篡夺一旗；

由此可见，皇太极继位后想有所作为，首先就要扭转这些不利局面，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军事制度都必须做出适应形势的改变。可是由于受到其他三大贝勒的掣肘，皇太极只得从以前最强、如今最弱的两黄旗入手，逐渐加强自己对八旗和时局的掌控

易色改旗

自从八旗制度建立之后，秉承的顺序是黄、红、蓝、白，努尔哈赤一直将两黄旗归于麾下，在当时，黄旗、乃至黄色都是王权的象征和权利的体现（后来皇帝的龙袍大多也都是黄色，可能也取决于此）。

当时皇太极所属的正白旗从排名上看是垫底的，和两黄旗有着较大的差距。皇太极登位之后，为了彰显自己的身份、稳固自己的地位，就企图改变这一现状，易色改旗无疑是最快、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为了不触及其他三大贝勒的切身利益、招来反对，“群龙无首”的两黄旗就成为他易色改旗的目标，于是，两白旗摇身一变就成了两黄旗，而两黄旗也变成了两白旗：

两白旗归皇太极统帅，两黄旗则由阿济格和多铎担任旗主；

在装饰方面变化并不大，区别正、镶两旗的方法从画龙与否改为镶边与否（《八旗通志》和《满文老档》都有记载）；

努尔哈赤时期两黄旗的总、副、参、游、备、御等各级官员以及所领牛录，在皇太极时期都改为正白旗，这些变化在《满文老档》中都有记载：

影响

通过这次改旗，调整了各旗在满洲政权中的地位，特别是皇太极原领的正白旗在八旗中的地位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对皇太极加强中央集权、稳固后金政权都有着积极的作用。表面看，只是更换了黄、白两旗的颜色、调整了部分官员，但是，却为以后形势发展埋下了不稳定因素，黄、白两旗之间的对立也由此开始

影响一：皇太极的势力得到快速增长

成为“大汗”本来就意味着权利的增加，皇太极又利用汗权，大大提高了固山额真的职权范围。不但让他们掌管旗务，还让他们参与到国家政策的制定中来。《清太宗实录》中记载：“凡议国政，与诸贝勒偕坐共议之，出猎行师，各领本旗兵行。一切事物，皆听稽查”

皇太极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不想和三大贝勒发生正面冲突，那样可能会导致后金的分裂，但是三大贝勒的势力又让他寝食难安。鉴于当时的情况，提高固山额真的职权可谓是“一箭双雕”：一方面，增加了皇太极个人势力在领导阶层中的份量；另外一方面，也变相降低了其他三位贝勒的话语权，使“按月分掌”的三大贝勒不能随心所欲地各行其是，这也是削弱影响力的一种“软手段”。

固山额真职能范围的扩大使后金的政权结构开始向着有利于皇太极的一端发展，皇太极的决策往往也能得到较好地落实，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其他三大贝勒对皇太极的离心倾向，加强了汗权

影响二：导致了黄、白两旗长期的矛盾和斗争

这次改旗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曾经隶属于努尔哈赤的两黄旗被改成了两白旗，这支曾经显赫的力量在把八旗中的地位大幅缩水，因为两白旗就是“垫底”的存在！

努尔哈赤后期，推行了“八王议政”，强调了八位和硕贝勒的平等性。可是在皇太极继位后，已经没有这种公平性可言，只有汗、三大贝勒、诸贝勒的称号，皇太极和三大贝勒一起并坐，接受诸贝勒和大臣们的朝贺，“四小王”在努尔哈赤时期的辉煌已经全部消失，军政大事的最终决定权还是在“四大贝勒”手里。阿济格、多铎虽然以镶白、正白旗主的身份参与议政，但是根本就没有决定权，有事甚至连发言权都没有；而努尔哈赤生前宠爱的多尔衮，除了掌握努尔哈赤赐予的一点牛录外，连个旗主都没有当上。当时皇太极统领两黄旗，其他三大贝勒掌握两红、两蓝四旗，也就是说，在八旗之中只有两白旗没有参与到朝事的定夺中，地位之低，可见一斑；

在俘获物品的分配上，两白旗也受到了不公平对待。尤其是天聪八年，皇太极改变了对俘获人口、降民的分配政策后，两白旗总是面临出兵最多、分配最少的尴尬局面。如果说旗主没能参与到最高决策层仅属于旗主待遇问题的话，那分配上的不合理就会直接影响到两白旗将士和部众的情绪，要知道，这两白旗可是曾经努尔哈赤直属的两黄旗，心理上的巨大落差已经让他们萌生不满，现在又加上一系列不公平待遇，他们对皇太极政权和两黄旗的不满程度可想而知，尤其是在罢免阿济格之后，这种矛盾愈发尖锐

天聪二年三月，皇太极以镶白旗旗主阿济格擅自为多铎主婚，并私托正白旗调遣大臣阿达海“说媒”为罪名，将阿济格旗主的职位革去，让多尔衮取而代之。阿达海遭到“没收家产”的处分；同年六月，阿达海因以上罪名外加“私往兴京旧地方渔住”而被杀！（记载于《史料丛刊汇编》、《天聪皇帝日录》）

对两白旗的持续打压，势必会受到反弹：

天聪二年八月，阿达海之兄、正白旗佐管大臣阿山叛逃明朝，没想到遭到明朝拒绝，“悔罪而来”，并首告努尔哈赤宠臣雅荪“曾谋同逃”，皇太极“复其职，而杀雅荪”；（《旧满洲档译注》和《清太宗实录》皆有记载）

天聪五年，正白旗调遣大臣康古里、正白旗固山额真喀克笃礼合谋叛逃；

天聪八年，正白旗固山额真喀克笃礼意图“奔回原籍瓦尔喀，以财务运藏本屯”；

至此，皇太极继位之初任命的几位正白旗大臣，一个被杀，三个谋叛，还有一个被削职。纵观整个皇太极执政时期的叛逃，除了刘兴佐是正红旗，其他几乎全部发生在两白旗，这也表明两白旗部众对皇太极和八旗框架的不满。他们不但在平常工役中“擅分尔我”，而且在一些活动中还敢于集体违抗皇太极的命令；另外，两黄旗和两白旗之间的矛盾也十分尖锐，可以看出，从他们对皇太极的抵触和他们所属集团的政治地位是紧密相连的

皇太极为什么这样对待两白旗？个人认为无非两个原因：

其一：吃柿子捡软的捏。

努尔哈赤死后，四大贝勒管辖了其他六旗，其他三位贝勒皇太极动不得，只好对两黄旗下手，而当时掌管两黄旗的多尔衮兄弟尚未形成气候，无法拒绝这种调整，只有逆来顺受；

其二：遗诏之谜。

在李光焘《明清史论集》下册中，有《清太宗夺位考》一文，记载了努尔哈赤在临终前有传位于多尔衮的遗嘱，再加上努尔哈赤后期对多尔衮兄弟的宠爱，无形之中，他们就成为皇太极潜在的威胁，所以，皇太极在易色改旗后，虽然留下了阿济格、多铎，罢黜了多尔衮，但是审视他们的目光里却始终都参杂着不信任

当然，皇太极也注意到两白旗的不满情绪，为了安抚他们，对于叛逃者轻易不开杀戒，以免失去人心，甚至还和曾经叛逃的阿山结为亲戚。在天聪六年，皇太极在任命长子豪格为和硕贝勒后，遭到其他几位大贝勒的抗议，为了降低其他大贝勒的地位、缓解不满，皇太极先后又恢复了阿济格、多铎、多尔衮的和硕贝勒之名，两白旗在八旗中的地位才有所改善，黄、白两旗的矛盾也被暂时压制下来

可是在皇太极死后，黄、白旗围绕皇位的争夺又将矛盾上升到新的高度。两黄旗害怕多尔衮登基后再进行所谓的“易色改旗”，危及到两黄旗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利益圈，于是，在讨论皇位问题时，一度发生了鳌拜带领两黄旗军士包围议事厅的变故（记载于《清史稿》卷二四九《鳌拜传》）；而多尔衮也深知，在皇太极的扶持下，如今的两黄旗完全可以和两白旗相抗衡，为了不引起大的分裂，于是退出了皇位的争夺，改立皇太极幼子福临为王，多尔衮出任摄政王

之后两白旗的势力得到发展，直到多尔衮去世，崛起的鳌拜和济尔哈朗等人又利用“圈地运动”展开了对两白旗新一轮的打压。也就是说，皇太极继位后的这次易色改旗对后金和满清的影响长达40余年，到后来已经演变成努尔哈赤遗部和皇太极遗部之间的对立

尾话

如果说努尔哈赤时期的八旗制度是为了加强集权的话，那皇太极时期的这次易色改旗除了有“集权”的成分在里面，还夹杂了一些私人情绪，诚然，这次改旗有利于皇太极对政局的掌控，稳定了皇太极的统治，但是，对于两白旗的刻意打压也激化了黄、白两旗之间的矛盾，在后来的权力争夺中，差点形成兵变，因此，这次记录不多的易色改旗绝对是皇太极初期的一次重大事件，在八旗的发展史上、在后金和满清的政治变化中，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