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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天龙八部》中，心心念念光复大燕的慕容复给不少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历史上，慕容家族的确热衷复国，以至于前燕灭亡后，他们又在短短数十年间建立了后燕、南燕、北燕与西燕。

影视剧中的慕容复。来源/03版《天龙八部》剧照

巧合的是，同时期的一支少数民族也有鲜卑慕容的立国精神。东汉末年，一支世居陇右的氐人部落在首领杨腾的带领下徙居至仇池山一带发展；杨千万（杨腾孙）掌权时，他还曾依附马超起兵反曹，失败后逃往蜀地。到杨飞龙（杨千万孙）时期，杨氏“渐强盛，晋武假征西将军，还居略阳”。杨飞龙死后，世道渐乱，其养子杨茂搜（即外甥令狐茂搜）自略阳“率部落四千家”返回仇池，并在氐、汉各族拥戴之下掌控了武都、阴平二郡。

晋惠帝元康六年（296），杨茂搜自号辅国将军、右贤王，始建仇池政权。自是以后，杨氏以仇池山及其周边地区（今陕西省、甘肃省南部及四川省西北部）为根据地，相继建立了前仇池国、后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与阴平国等多个政权，并断断续续存在了285年之久。

相较于慕容氏建立的“五燕”，仇池古国虽然实力弱小，地处中间地带，在夹缝中生存，却远比鲜卑慕容“坚挺”。那么，在当时“南北对峙”的格局下，小国仇池何以“屹立不倒”？

羁縻政策

古代中原政权在对待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时，常采取以夷治夷的羁縻手段。正所谓“怀柔远人，义在羁縻”，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上层统治势力不容小觑，派兵征讨耗费颇多，故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统治者更倾向于以册封、赏赐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拉拢。

汉帝国在西南境内册封一览。来源/罗二虎《秦汉时代的中国西南》

汉代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酋长的册封，累计二十余位；刘备入蜀，曾用“金锦爵赏诱动诸夷”；诸葛亮治蜀期间，亦只赏赐给“大种”蜀锦，以确保南蛮大姓在地方上的权威与统治地位（详见“”）。汉末以降，仇池杨氏日益渐盛，深得氐、汉拥戴，自然也是周边大国实行羁縻政策的主要对象。

建安后期，杨千万被曹魏拜为“百顷氐王”；杨飞龙从蜀地返回略阳后，接受了西晋册封；杨茂搜建立前仇池国，招纳四方豪杰，声名远播，“关中人士奔流者多依之”；李雄据四川后，“晋民尽出蜀，氐、羌为杨茂搜所占有”。仇池杨氏在西南地区的影响力，让西晋王朝不得不承认其存在，于是封杨茂搜为骠骑将军、右贤王，其子杨难敌亦加征南将军。

身为仇池政权的创立者，杨茂搜无疑是有政治远见的。西晋元康六年（296），氐人齐万年率西南少数民族起义，威慑关中，名将周处也战死此役。在此情形之下，杨茂搜选择返回仇池故地，一是为了趁乱发展壮大，收拢旧民；二也有待价而沽的嫌疑。齐万年之乱，让西晋统治者不得不重视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彼时已悄然兴起而又颇具威望的仇池杨氏，就成了很好的拉拢目标。今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境内曾出土过两枚封印，分别刻有“晋归义氏王”与“晋归义羌侯”，少数民族酋长归附中原政权称之为“归义”，可见仇池杨氏不仅确立了自身的独立统治，还得到西晋王朝承认，摇身一变成为其藩属国。

向周边王朝称藩、贡奉，正是仇池杨氏“屹立不倒”的主要原因。纵观仇池杨氏的历代首领，他们经常能在关键时刻放下身段，利用周边政权好用羁縻政策的心态，以寻求自身发展空间。十六国时期，杨难敌周旋于前赵、成蜀之间，即是一个典型案例。

夹在吐谷浑（西侧）、成汉（南侧）、前赵（北侧）之间仇池国。底图/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公元322年，前赵国主刘曜亲征仇池，大败杨氏，诸羌、氐皆降；可就在此时，前赵军中突发大疫，杨难敌见状，非但没有在第一时间内反攻，反而接受刘曜“招安”，并遣使向前赵称藩。不久后，秦州刺史陈安反叛刘曜，旋即兵败被杀；仇池杨氏与刘安本为旧交，见其遇害，自知大祸临头，当即率部南下投降成汉，并以重金贿赂安北将军李稚，从而免去了前往成都为质的命运。在成汉支持下，杨难敌趁刘曜进攻石勒之际偷袭仇池，并取得大胜。前赵退兵后，杨难敌据守武都，又调转枪口对准想要分一杯羹的成汉。利用本土优势，杨难敌大败成汉军队，自此稳固了前仇池国的地位。

不难看出，杨难敌在面对强大且不可敌的对手时，能利用自身优势左右逢源，实现以小搏大。前仇池国日后虽然因内讧为前秦所灭，但前秦土崩瓦解后，仇池宗室杨定又趁着后秦、西燕相攻之际，返回故地，再度建立了后仇池国。此后，杨氏首领也秉持着非常谦卑的外交政策，向周围大国贡奉不绝。

公元432年，本为刘宋属臣的杨难当（杨定堂侄）因饥荒进攻益、梁二州，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大喜，册封杨难当为南秦王，并支持后者进驻汉中。至434年，宋文帝刘义隆遣大将萧思话、裴方明重新夺取汉中，杨难当遂再次向刘宋请降，结果得到了文帝宽恕。就这样，后仇池国虽然夹在两个大国中间，却奇迹般存活下来。期间杨难当频繁向宋、魏遣使进贡，两个大国似乎也默认了它的存在。

何以至此？

如上所述，汉魏时期中原政权对偏远地区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为仇池周边各大势力提供了一条可行计划。君不见，东汉时期的羌乱，让朝廷耗费巨亿，曹操年轻时的理想“征西将军”，便因此成为常设之征伐将军，位高权重；有学者甚至指出，东汉衰亡亦与羌乱有关。及至汉末，羌人虽然势力大减，但氐人却初露锋芒，对于其中的佼佼者——仇池杨氏，西晋以及后来的前赵、成汉、北魏、东晋、刘宋等政权，都更倾向于采取成本更低的羁縻手段。

而北魏、刘宋都容忍仇池国独立存在，不仅是因为杨难敌谦卑的外交手段，让他们屡次放下警惕之心；也是因为他们担心一旦对仇池逼迫太深，反而会将其推给对手。与其这样，倒不如用一些虚名或赏赐换取仇池杨氏的“效忠”，用以遥控它对抗敌国。当然，这一切的前提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仇池本就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先天优势

仇池，本山名，在汉武都县境内（今甘肃省成县西北），亦被称作瞿堆、常羊、氐池、百顷。秦汉时期的氐人，主要就活动在陇南一带的武都、阴平二郡，在此扎根甚深。尤其是仇池所在的武都郡，更拥有出色的战略地位。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陕西八》云：“诸葛武侯图兼关、陇，先取武都，为北伐之道。晋之衰也，仇池氐杨氏窃据武都，北侵陇西、天水，南扰汉中，纵横且百余年。盖虽僻在西陲，而控扼噤要，用之得其道，未始不可以有用也。”

武都地区“接壤羌、戎，通道陇、蜀”，地理条件优越，自古为用武之地。在它周围，还有陇右、关中、汉中、巴蜀等著名经济区域，其交通枢纽之地位，亦可见一斑。若将目光再聚焦在仇池，则能发现此地周围尽有山川险阻，难以畅行。

据《太平御览》引《三秦记》载：“仇池山，上有百顷地，平如砥。其南北有山路，东西绝壁百仞，上有数万家，一人守道，万夫莫向，山势自然有楼橹却敌之状。”

如今仇池国故地的村落。来源/纪录片《甘肃古事》截图

又据《南齐书·氐传》记载：“仇池四方壁立，自然有楼橹却敌状，高并数丈。有二十二道可攀缘而升，东西二门，盘道可七里，上有冈阜泉源。氐于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所治处名洛谷。”

仇池山不仅地势险要，“绝壁峭峙，孤险云高，望之形若覆壶”，还拥有平田百顷，又有“清泉拥沸，润气上流”。如此发达的水文以及气候条件，让氐人很早就掌握了先进的农耕技术；不仅如此，他们的手工业与畜牧业上也十分发达。《魏略·西戎传》称其“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水经注·漾水》则记载仇池氐人还会“煮土成盐”，可见其虽为少数民族，却俨然与中原文明无异。

仇池山风光。来源/纪录片《甘肃古事》截图

是以，仇池不仅能与羌、汉和平相处，与之互通有无；还能凭借其出色的地理、经济与生产条件，构建起一道坚固的防御体系。

东晋义熙八年（412），仇池之主杨盛反叛后秦，侵扰祁山；后秦皇帝姚兴随即遣宗室姚嵩率军征讨。然出兵之前，天水太守王松却向姚嵩谏言，称先皇姚苌曾派人进攻仇池，却无功而返，此“非杨盛智勇能全，直是地势使然也”。姚嵩不以为然，结果派出的先锋大军很快为杨盛所败。

氐人杨氏的主要活动范围并没有局限在仇池一地，可一旦当它遇到不可抵挡的敌人，仇池山便将是它最后的退路。历史上，杨氏曾多次遭遇倾覆之危，但其后裔在挺过一劫后，往往都会重新回到仇池，在这里重新建立政权。于氐人杨氏而言，仇池山不仅是其发展和繁衍的栖息地，更是他们保留火种、延续政权的必经之地。

火种不灭

客观而言，仇池政权的版图、人口以及综合国力都远不如南北朝诸政权；因此，这些强大政权一旦下定决心，完全可以将其覆灭。如前秦宗室苻雅灭前仇池国、刘宋将领裴方明灭后仇池国；此外，曹魏、前赵、后秦、北魏等多个政权亦曾兵临其境。这便意味着，大国奉行的羁縻政策与仇池山具备的先天优势，都只是仇池杨氏顽强存在的客观原因。

从西晋元康六年（296）到北周大象二年（580），也就是隋朝建立的前一年，伴随着阴平国覆灭，断断续续维持了285年之久的仇池杨氏，才算退出了历史舞台。若从汉末杨腾徙居仇池算起，氐人杨氏的发展可谓贯穿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

屡遭破灭的杨氏，何以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学者黄烈曾指出：“仇池政权之所以灭而复立，氐人之所以能散而复聚，最主要原因乃在于这一地区是氐族世居之地，人口比较集中，氐族共同体的解体比较缓慢，氐族还能聚合成一股强大的民族力量……”

换言之，以氏族形式存在的政权，其内部更有凝聚力。尽管仇池杨氏内部曾发生过两次影响比较恶劣的内斗，但都局限在统治者杨氏内部，无论谁输谁赢，氐人杨氏都对仇池及其周边地区保持着一定统治力。之所以如此，恐怕是因为其汉化程度得到了加深。

杨茂搜始建仇池国时，还曾自称右贤王；杨茂搜去世后，其长子杨难敌、次子杨坚头分居下辨、河池二地，亦自称左贤王与右贤王。但杨难周旋于北魏、刘宋之间时，却自立为大秦王，年号建义，并分设丞相、司马、刺史、州牧、将军等官职，这显然是效仿中原政权的政治体制。

仇池诸政权世系表。来源/刘兵兵《仇池诸政权与两晋南北朝西部政局》

可见在南北朝时期，伴随着民族交融的进程加深，氐人杨氏建立的仇池政权也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愈发正规与体制化。这种相对稳定的体制，使仇池杨氏更容易被西南地区的汉、羌、氐人接受。要之，随着仇池政权汉化程度的加深，其政权更加稳定；即便被打击后，仍可在世居之地重新得到其他部族支持，进而建立起新的政权。

当然，若再从宗教角度来看，巴蜀地区曾盛行一时的天师道，在汉晋时期也极有可能流入到仇池一带（史无明载，但西和县境内存有道教遗址），并与当地信仰产生合流。在这种意识的影响下，仇池杨氏或许也能更好地收拢人心，并继续维持其在当地的统治……

参考资料：

1、房玄龄等撰，吴士鉴、刘承干注《晋书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9

2、郦道元著；陈桥驿校正《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3.01

3、鱼豢撰，张鹏一辑《魏略辑本及外三种》，瀛洲海客整理，未刊

4、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6

5、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7

6、李祖桓：《仇池国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5

7、蒋福亚：《前秦史》， 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4

8、陈金凤：《魏晋南北朝中间地带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5

9、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19.9

10、宋杰：《三国蜀魏战争中的武都》，《三国军事地理与攻防战略》，北京：中华书局，2022.4

11、樊翔：《仇池国人意识层面初探——以宗教产生基础及流布为中心》，《青海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12、刘兵兵：《仇池诸政权与两晋南北朝西部政局》，西华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8.6

END

作者| 瀛洲海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