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初，清史专家戴逸在《嘹望》杂志上撰文呼吁：“编纂《清史》，此其时也！”著名学者季羡林说过，“如果我们今天不完成纂修清史这项工作，我们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后世子孙……如果到了我们这儿中断了修史的传统，那是不可以的；可是辛亥革命到今年整整90年，都没有完成。所以我们必须完成，义不容辞。”

2001年4月7日，戴逸联合季羡林等12位学者联名正式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了纂修清史的建议。

2002年12月12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戴逸出任主任委员，并在京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

按照戴逸的设计规划，清史工程包括主体工程和基础工程两大部分。主体工程包括六个部分：通纪、编年、典志、传记、史表、图录。主体工程用10年时间，以三千五百万字篇幅，写出一部囊括近三个世纪的清朝历史；基础工程同样用10年的时间，整理编译出大约二十亿字、相当于三部《四库全书》数量的档案和文献资料。

三千五百万字是什么概念？有学者统计，二十四史字数总和不到七千万字。也就是说，这部新修清史的体量将是二十四史总和的一半。

戴逸曾经信誓旦旦，2012年必须向中央拿出一部近一百卷、三千五百万字的“送审稿”。实际上一直到2018年才完成送审稿，出版社还有三审三校，到正式印刷出版，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面世。

易代修史，是我国独有的史学传统。在清朝灭亡的近百年中，我国一直没有一部完整、权威的《清史》能够与二十四史相提并论，只有一部狗尾续貂的《清史稿》。《清史稿》是一帮清朝遗老写的，书中贯穿着反对民主革命，颂扬清朝正统的思想。清史馆馆长赵尔巽把此书看作是“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只是想以此作为“大辂椎轮之先导”。因此，《清史稿》很难与“二十四史”一起位于“正史”之列。

新修清史是建国以来最宏大的文化工程，但是在学术界对为什么要重编清史，以及编撰的意义和方式等问题，一直存有巨大的争议。

李治亭在《关于清史编纂体裁体例的几点设想 》中提出，“首先，应为编纂清史正名，或称之为定位，名正言顺。确定编纂清史的性质，深刻认识未来的《清史》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在中国学术史上将居于何种地位，惟其如此，才能方向明，指导思想正确，是成功的编纂清史的基本保证。”

李治亭声明，“我们正着手编纂的清史，就是官书、正史，名正言顺”，“我们重修清史，是党中央决策的国家行为，代表国家学术的最高水平，这与历代修史没有什么不同。”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戎笙却说：“反对设清史馆（包括任何改头换面的清史馆和按传统由国家领导人挂名），反对撰写一部与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相衔接的“正史”，反对用纪传体和文言文”，“这样一部浩大的文化工程，当然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指导，但绝不能与历代王朝的官修正史相提并论。……今天怎样修清史，最重要的是创新。首先是要创新体裁，还要有新材料，新观点，新方法。”（《抛弃“正史”，创新体裁》）

中国计量学院教授黄力民专门写了篇《“官修正史”可以休矣》的文章，提出疑问“今天———21世纪还有没有必要以国家名义颁布的前朝正史？国家与社会应当怎样支持历史学研究包括写一部规模宏大的前朝史？”

黄力民指出，“1911年以来的清史研究似乎不能令人满意，不过这并不能归因于官修清史的浅陋或阙失，学术界当然清楚地知道人文社会科学落后的深层原因。”黄力民批评中国历史研究不思进取，80年代初出版的《简明清史》两卷本，简直就是单调乏味、不堪卒读。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不反对按“正史”的标准修一部清史，以取代《清史稿》，使中国传统的“正史”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葛建雄担心的是，“清末去今未远，一些名人之后还有很大的影响，如何保证新修清史不受到他们的干扰，并且不受到政治权力、地方势力、利益集团的干预，尽可能做到客观真实，也会有不少难题。”（《“正史”可修，非创新不可》）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就反对以史为鉴，反对历史为政治服务。因为朱看到，唐太宗宋神宗明太祖、清圣祖，无不留下亲自干预或者关注“以史为鉴”的记录。从唐太宗定型的史馆体制，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朱维铮认为，唐太宗钦定的古为今用导向和权力干预机制，自始便决定了史馆必成统治意识形态的应声虫和传声筒，必随权力的腐败而腐败。

1961年，台湾地方当局为了和大陆争正统，用一年时间就组织纂修的八卷本《清史》付梓，结果错漏百出成了学术界的笑柄！

有的学者对官修正史，保持了一定的警惕性，以捍卫学术的独立性。

学者们强调的是创新，创新体裁，还要有新材料，新观点，新方法。王戎笙担心的是，“在当前学术风气不良的情况下，如何建立新的运行机制，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有效措施，防止个人专断，防止学术腐败，防止把好端端的‘国家重点文化工程’搞成‘豆腐渣工程’。国家投入巨额资金，如果产出的却是几千万字的文字垃圾，那么，留给后人的只是一个苦涩的笑话。”

有媒体问戴逸，从学术水平和价值上看，新修的清史能否完全超越二十四史？

戴逸回答：呵呵，我们不敢和二十四史比。二十四史是古人在当时条件下写的，他们花费的力量不一定有我们大，修史专家没有我们多，篇幅没有我们大。新修清史的内容比二十四史多得多；但我们不敢说水平比他们高，因为修二十四史的人都是当时史学界的顶尖高手。我们只是说学习它，继承它的长处，我们的目标是一定要有所创新，并达到21世纪初的最高水平。（《瞭望》2009年第3期）

3500万字的新修《清史》，能不能超越二十四史呢？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