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以后，对史传文学进行理论总结者，最主要的有刘勰和刘知幾。本节以《文心雕龙》和《史通》这两部书为例，谈谈他们对史传文学理论的总结。刘勰《文心雕龙》有《史传》篇专论史传。刘知幾的《史通》则多篇涉及史传文学理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对史传文学理论的探索与总结，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对史传作品功能的认识。他认为“诸侯建邦，各有国史，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要“表征盛衰，殷鉴兴废”，目的要惩恶劝善，把兴衰存亡的道理通过历史事实揭示出来。

要“举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标劝戒”；“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让前代的事迹永久长存，并且为后代树立一种好的风气。史官的责任重大：“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史官著史，不但辛苦，而且容易受到诟病，哪怕像司马迁、班固这样的良史，也难免遭后人诋毁。其二，在写法和态度上，他认为史传“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要“博练于稽古”，从古代各种典籍中搜集和积累史料。还要注意到“文疑则缺，贵信史”，不能“述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如此”，不能“任情失正”；凭着一己的感情和好恶，随意虚假歪曲，都是不对的，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写出一个真实的历史来，这才是“良史之直笔”。

“实录无隐”、“按实而书”、“贵信史”是他主张的总体原则。其三，对于先秦两汉的具体作品，他特别推崇《左传》和《史记》。他认为左丘明深得孔子《春秋》之“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使《左传》成为“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司马迁的《史记》也是伟大的，因其创立了纪传体。正是因为“纪传体”的创立，改变了《左传》“氏族难明”的缺点，使得“人始区详而易览”。这样的人物，只有留待刘知幾来完成了。刘知幾本擅长于文学，其《自叙》中多次说到“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幼喜诗赋”，“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后来他虽耽于史学，但思维并不缺文学特征。所以他的《史通》，虽论述的是史学理论，却仍可见其中的许多与文学相通的论述，特别是对具备文学性的史著即史传文学的创作，进行了深入的总结。关于其中的史传文学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采撰

采撰，指的是对史料的剪裁取舍。刘知幾很重视史料的采集与鉴别，这是关系到史传文学史料收集与剪裁的问题。对于史料，刘知幾首先认为采集宜广。左丘明作《左传》，即有赖于《周志》、《晋乘》、《郑书》、《楚机》等众书，而不单凭《春秋》；司马迁《史记》，也众采《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书。这样才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还要“补其遗逸”，因为前人的史文也有缺漏，所以要“采摭群言”，加以补充，然后才能自成一家，传诸不朽。但是，对于搜集来的史料，前人已有的史料，都要“练其得失，明其真伪”，加以辨别。特别是那些传闻事迹，刘知幾认为“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讹言难信，传闻多失，更要加以裁定。其原则，在于博采约取，达到“文皆诣实，理多可信”的效果。在《书事》篇里，刘知幾还认为干宝的“释五志”是符合标准的，另外，他还增加了三条标准，只要是“事关军国、理涉兴亡”者，即使是幽明感应、祸福萌兆之事，亦可记载。

不过，刘知幾反对神话进入史书，像“禹生启石”、“姮娥窃药以奔月”之类，则不宜记载。刘知幾从纯史学的观点来看待神话，当然反对史书中使用神话材料，但就史传文学的文学性来说，神话却是其中的一个亮点，事实也是如此。采撰也包括对入史人物的取舍。对于人物入史的标准，刘知幾的原则是“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目的是能使读者知所以惩劝。善之人物，或“累仁积德，其名盖世”，或“命代大才，挺生杰出”，“或陈力就列，功冠一时，或杀身成仁，声闻四海”，这些人物，“并列经诰，名存子史，功业尤显，事迹居多”，记载他们，“苟师其德业，可以治国字人；慕其风范，可以激贪励俗”。“才德兼美”的“贤明妇人”，也可以采而入史。这与司马迁坚持的记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标准也是吻合的。就是要用正面的人物来激励世人，给后世留下典范。恶者，则如“干纪乱常”者，他们是“存灭兴亡所系”，“有关时政”，恶足以曝扬，罪足以惩戒，当然“不可阙书”。

二、叙事

刘知幾在《史通》中多次提到叙事之不易，因此非常重视叙事，谓“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叙事的要求有哪几个方面呢？为“简要”、“文约事丰”，旨远，义深。“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简要，包括简省、简约。简要的办法包括省句、省字。然而，省句为易，省字为难。要避免烦字，“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因此要去除浮词，避免繁富，减少评论，以免失真。还要含蓄，刘知幾称之为“用晦”。就是说，要让每一个句子内涵丰富，要有言外之意。这样的例子，刘知幾最欣赏的是《左传》里的“邢迁如归”、“卫国忘亡”，以及《庄公十二年》中写宋万被杀，“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见”以见宋万之力大；《宣公十二年》写楚子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以见楚军感受楚王之温暖。这都是含蓄用晦的例子。

三、风格

在风格方面，刘知幾要求应做到“文而不丽，质而非野”。刘知幾反对骈俪、藻饰，但也不是一味地要求质朴。叙事虽要求简要，但也要“文”。这就是说，无论是褒扬或是惩戒，都应该是既有文采而不过于华丽，质朴而不过于鄙俗，才能使读者回味其滋味，领会其主旨，百读不厌，这才是圣人之作。所以，以文叙事，这是必要的。像《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富有文采，刘知幾赞扬它们是“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是作者“经营草创”、“琢磨润色”的结果。而《左传》的叙事，则是成功典范，以至于达到“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的高度。史传文学创作缺少“文”和“丽”的特点，必然削弱其感人的力量。刘知幾反对的是“虚加练饰，轻事雕采，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如此“妄饰”，弄得文非文，史非史，实有画虎不成反类犬之嫌。

刘知幾专门论述了“直书”与“曲笔”。其实，直书与曲笔，是一种原则，也是一种风格。刘知幾在《史通》全书中，都在力倡“直书”。直书是依据历史事实来记载，不虚美，不隐恶。要“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才能“书传于后”，这就要求公平公正。它要求作者要能不避强御，秉笔直书，乃见史官之史德。像“齐史之书崔杼，马迁之述汉非”，以及韦昭、崔浩等人，还因此招祸。但这也是值得的，刘知幾称赞他们是，“烈士殉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对于“曲笔”，刘知幾指出，曲笔回护仍然存在于史书之中。其原因有二。一是孔子开了隐讳的头。为君为亲讳，“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孔子又力倡“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这样，当然就不敢秉笔直书了。二是任意歪曲历史事实而虚美诬恶。

四、语言

刘知幾主张史书叙事，也要讲究文采修辞，因为“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刘知幾所称赞的，是战国以前的史书语言，再者，刘知幾认为，语言的雅俗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今人以为雅的，古人可能是通俗的口语。他认为《左传》文公元年江芈以“役夫”骂商臣、《史记·留侯世家》中汉王以“竖儒”怒郦生，此二句“不失清雅”；而《三国志·王凌传》单固以“老奴”谓杨康、《晋书·乐广传》以“宁馨儿”叹卫玠，则“殊为鲁朴”。之所以有此区别，一是著者“斯并当时侮嫚之词，流俗鄙俚之说，必播以唇吻，传诸讽诵”，写得逼真；二是在于古今之不同：“盖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总的来说，史传文学的语言不能“以辞害义”，要“事皆不谬，言必近真”，真实是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