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子仪 陈相君

摘 要：唐传奇是中国文学史上颇具重量的一部分。中国小说起先附属在子史中，唐传奇的诞生标志着小说这一文体的独立与成熟。而脱胎于史传文学的唐传奇，其自身不可避免的会对史传文学有所吸收与继承，同时作为小说迈入新阶段的标志，唐传奇又必然会有所发展。在叙事层面，这种继承与发展也有所体现，唐传奇具备着“史传式”的开头结尾，保持了男性话语权的主导地位。同时，它的叙事充满想象，具有浓厚市井色彩，女性意识也有所觉醒。在继承与发展中，唐传奇向世人展现了其独特的魅力。

关键词：小说;唐传奇;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4-0-02

唐传奇是闪耀于中国文学史的一块瑰宝，它标志着长期“作为子史附庸而存在”[1]的中国古代小说开始展现出成熟独立的风貌，中国小说由此开始迈入了一个新的階段。作为历史文学的一种，史传文学兼顾了历史人物的历史性真实性与文学的艺术性。而脱胎于其中的唐传奇，必然会保存一些史传文学的特点与影子。同时，在继承的基础上，唐传奇亦有所突破。本文将主要从叙事层面切入，探究唐传奇对史传文学的继承与发展。

一、唐传奇对史传文学的继承

（一）“史传式”开头与结尾

从叙事方法上来看，史传文学对唐传奇的影响很大。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一系列史传文学，在记录人物生平时，往往以人物姓名籍贯身份为始，偶尔有间之以人物特点的。总而言之，史传文学的开头叙事是非常简单直接的。唐传奇在这一点深受史传文学的影响，在开头叙事上继承了这种简而直接的“史传式”开头，例如：

“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

“汧国夫人李娃，长安之倡女也。”（白行简《李娃传》）

“贾谊，洛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文属文称于郡中。”（班固《汉书·贾谊传》）

“天宝中，昌黎韩翊有诗名，性颇落拓，羁滞贫甚。”（许尧佐《柳氏传》）

从这些对比中，我们不难发现，唐传奇这种“史传式”开头对史传文学的继承。除了开头外，唐传奇“史传式”结尾也是唐传奇继承史传文学的重要佐证之一。史传文学末尾常有作者个人感慨评价，比如《史记》中司马迁以“太史公曰”抒己之感慨等。在唐传奇中，也常常会在末尾对故事结局或人物命运进行作者个人的感情评价，此亦为对史传文学继承的表现，如：

“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哉？何兴之暴也！……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

“呜呼，异物之情也有人焉！遇暴不失节，狥人以至死，虽今妇人有不如矣。惜郑生非情人，徒悦其色而不征其情性，向使渊识之士，必能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惜哉！”（沈既济《任氏传》）

可以说，“史传式”的开头与结尾是唐传奇对史传文学继承的表现之一。

（二）叙事视角中的男性话语权的保持

如果说“史传式”的开头与结尾是居于表面的较为显为易见的表现形式，那么从史传文学至唐传奇中在叙事视角中男性话语权的继承则是唐传奇对史传文学更为深层次的内在的表现。封建时期男性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这一点从当时社会的各方面都能得到体现。在史传文学中，这种男性主导地位则通过男性话语权的确立来体现，即史传文学中，创作者与记载的对象主体均为男性，全文描述的是男性的生平言行，女性只在男性主人公生平叙事过程中充当附庸，居于次要地位。如《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母亲“颜氏女”只是为介绍孔子身世而在文中一闪而过，并没有具体的形象塑造。即使是有如《汉书·列女传》这样记载女性言行的篇章，也是男性作者撰写的旨在对女性道德行为等提出规范，归根结底仍是换了一种方式的从男性视角出发的男性话语权的表达。同样处于封建时期并脱胎于史传文学的唐传奇，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些因素的影响，在叙事视角中保持了男性话语权的主导地位。

观之唐传奇，虽然女性在故事中附庸情况得到了改善，但仍几乎没有以女性视角来开展的故事，叙事的主体往往是男性，如《李娃传》始终是以荥阳生的视角展开，写的是荥阳生遇李娃，爱李娃而遭抛弃，之后落难，再遇李娃，两人重修旧好，荥阳生考取功名，李娃赐封汧国夫人的故事。传奇虽名《李娃传》但观之内容却是以郑生坎坷遭遇为行经路线的，中间荥阳生落难一段中，李娃这个女性角色是缺失的，一直到荥阳生遭父亲毒打后，李娃才再次出现。而《游仙窟》则更是以男性主人公“余”等第一人称自叙来行文，描述张生偶遇仙窟，受到了五嫂、十娘的热情款待，并与她们调笑亵玩的经历。可以看出，在叙事视角中，男性占据了主导地位，故事仍旧是服务于男性话语权的。这是唐传奇对史传文学在内在层面中叙事视角上的继承。

二、唐传奇对史传文学的发展

（一）叙事上的“幻设为文”与市井化

史传文学的基本准则是“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2]也就说，史传文学追求的是叙事的简洁性与准确性，所有的内容都应该是基于真实史料而撰写的，撰写者绝对不能凭自己的个人情感而随意添加内容或将自己的臆测增添于其中。史传文学并不追求叙事的精彩，相反，它是“以简洁单纯为主要要求的”[3]的叙事文体。反观唐传奇，在叙事方面则是有意识地进行雕琢。鲁迅也指出“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4]，即唐传奇在叙事上有意识的“幻设为文”，加入想象。文人以一些史料为基础，对史料未曾涉及或未曾确定的部分展开个人想象，并将这些想象撰之于唐传奇中以供读者阅读。如《补江总白猿传》中欧阳询，历史上确有其人，但欧阳询为白猿之子等却是文人因为欧阳询貌似猿猴而“幻设”的。这种“幻设为文”是唐传奇自身的一次发展，它突破了史传文学所要求的简洁准确的叙事规范，在叙事上有意曲折想象，虚实结合，“具有更高文学价值”[5]，这一发展对后世小说影响颇大。由此观之，唐传奇确实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除此之外，唐传奇也明显的带有了“市井化”的色彩，唐传奇中的故事主角是拥有不同身份的各色人物，娼妓书生官员精怪应有尽有，如《任氏传》中的狐精任氏、《柳毅传》中的不第书生柳毅与龙女，《霍小玉传》中的名妓霍小玉等。同时，唐传奇所叙之事中有很多是各色人物的个人情感纠葛或离奇遭遇的民间故事。而传统的史传文学的描写对象一般都是有功绩的历史人物，所叙也是其人生平言行经历。两相对比，唐传奇下各色人物“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乃至诸般琐屑猥杂的‘小小情事”[6]的叙事，无疑是带有较为强烈的市井色彩的。这种市井化的叙事倾向，也是唐传奇对史传文学的发展之一。

（二）女性意識的觉醒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阶段，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唐传奇虽然根本上仍保持了封建社会时期男性话语权的主导地位，但客观上“宽松开放的社会环境使女性展现出生机勃勃、自由轻松的气象”[7]尤其是女皇武则天登基后的一些唐传奇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女性意识觉醒的迹象。这种女性意识的觉醒是史传文学所不具备的，是唐传奇的一次重大发展。在叙事层面上看，女性意识的觉醒主要表现在一些叙事内容上面，唐传奇通过故事的叙事塑造了一批与《列女传》中大相径庭的女性形象，这批女性敢爱敢恨，由此发生了很多离奇有趣的故事。江守义曾将唐传奇的故事按叙事内容分为八大类型，其中包括了反抗式、复仇式叙事内容[8]。而这两类型中，女性的反抗与复仇叙事颇具代表性。如《华州参军》中崔氏反抗舅舅的指婚，与柳参军成亲，被拆散后又大胆私奔，即使被抓后也心系柳参军，并在亡故后魂魄追随柳参军再次私奔。崔氏两次私奔这种大胆行为是完全不符合封建时期女性道德准则的，又如《柳毅传》中遭遇丈夫欺凌而采取反抗寻求柳毅帮助的龙女等，唐传奇记叙了一批敢于反抗的女性的故事。

此外，叙女性复仇之事的传奇也颇多，如《霍小玉传》中霍小玉遭到李益抛弃，将死之时指责李益“君是丈夫负心若此！”并诅咒道：“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之后也确实遵其诅咒，使李益休妻疑妾。《谢小娥传》中谢小娥女扮男仆，手刃杀亲仇人。这些叙述女性复仇的故事在史传文学中是不存在的，但却在唐传奇中大放异彩，而之所以会出现这些叙事内容的原因，则是“正源于女性意识的觉醒”[9]。这令唐传奇所叙之事更加丰富多元，在叙事内容方面突破了史传文学。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出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唐传奇还是如前文所述是“一种男性化的叙事视角”[10]。在当时时代背景下女性地位确实有所上升，但男性始终是社会主导群体，这意味着唐传奇还是贯彻男性话语权主导地位的。较之史传文学，唐传奇在女性意识方面有所发展，但这种女性意识的觉醒并不意味着女性在当时与男性处于平等地位，这是时代的局限。

三、小结

总而言之，唐传奇的诞生标志着小说这一文体迈向了成熟与独立。它继承了史传文学的一些叙事方法，同时在此基础上也有所发展，突破了史传文学的一些局限，它向世人展现了更为精彩多元的叙事内容，文学价值也有所上升。成于史传文学又脱胎于史传文学，唐传奇在继承与发展的过程中，在中国小说史乃至于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而又灿烂的一笔。

注释：

[1]董乃斌.从史的政事纪要式到小说的生活细节化——论唐传奇与小说文体的独立[J].文学评论，1990（05）：79-86.

[2]吴伯雄编.四库全书总目选[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第149页.

[3][5][6]董乃斌.叙事方式和结构的新变——二论唐传奇与小说文体的独立[J].文学遗产，1991（01）：7-18.

[4]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2014.第55页.

[7]刘凡熙.唐传奇中女性形象的特点[J].文学界（理论版），2011（06）：60-61.

[8]江守义著.唐传奇叙事[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 第173页-第190页.

[9]陈丽荣.唐传奇中女性的觉醒[J].名作欣赏，2017（35）：19-21.

[10]吴美卿.唐传奇叙事视角的社会性别研究[J].求索，2002（04）：151-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