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婷

Gui Ting

湖北武汉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博士生，辽宁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医海外传播史、医学与文学。

长久以来，叙事研究被视为文学研究的专属领地，但随着广义叙事学的发展，一些非文学体裁也进入了叙事学的视野。2012 年，闫晓天、李雁提出，要将叙事研究方法引入中医实践经验的研究中，以回应当下“去人化”“线性化”等脱离中医学人文内涵的研究倾向。作者认为，《黄帝内经》可以作为早期中医叙事研究的范本，古代医案医话、医家传记也是重要的中医叙事文献。然而，中医叙事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却是在西方叙事医学概念引入之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医学开始反思医学对人文性的忽略，从而将目光投向了文学，开启了文学与医学的跨界互动。医学进入文学推动了疾病叙事与生命书写，叙事学则进入医学催生了叙事医学。2001 年哥伦比亚大学丽塔·卡伦（Rita Sharon）提出“叙事医学”概念，主张通过文学作品“细读”和“反思性写作”来培养医生的叙事能力 。其中“反思性写作”的主要形式就是书写“平行病历”，“要求医生用非教科书、非技术性语言来书写患者的疾苦和体验，继而通过小组讨论，交换对患者疾苦的理解，反思自我诊疗行为”。叙事医学的主张经由王一方、郭莉萍、杨晓雯等人引进国内之后，引发了热烈探讨。与此同时，许多中医界人士发现，叙事医学所提倡的核心理念与中医医案有相融性。杨秋莉等认为，中医医案医话“蕴有叙事医学的核心内涵，可称其为平行病历的精神在我国中医学中的具体体现”。李丽亭等则以《醉花窗医案》为例具体说明中医医案如何呼应叙事医学内涵。这些观点都说明古代中医医案蕴含着深厚的叙事性，足以为现代叙事医学所借鉴。

但建立在西医“病历”语境和西方叙事传统中的叙事医学，本质上仍属于舶来之物。尽管学者们普遍认识到叙事医学的落地生根需要与本土文化结合，但“叙事医学与中国文化、中医文化的结合也仅停留在论述上”。其中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尚未梳理清楚中国的医学叙事传统，也没有充分探讨本土医学叙事的特点与形态。而仅仅采纳叙事医学的视角，只能说明中医医案早就具备叙事医学内涵，却无法解释其中所蕴含的叙事传统从何而来。另一方面，叙事学的在地化已经带来了中国叙事学的繁荣。在杨义、董乃斌、傅修延等学者的努力下，中国叙事学从本土文史传统出发，拒绝片面套用西方叙事学来阐释中国文学，逐步梳理中国的文学叙事传统。傅修延认为，与西方叙事学产生自现代语言学不同，史学才是“中国叙事理论的孕育母体”，“中西叙事各有不同的来源与传统，其模式、形态与特点自然会有许多差异”。鉴于中医学与中国古典文学深厚的渊源，中国叙事学的视角能够启发我们重新审视医案的叙事源流。本文力图从叙事学的视角出发，借鉴中国叙事传统的研究成果，探讨古代中医医案的叙事特征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伴随着叙事主体和叙事观念的变化，医案的书写和读者如何发生变化，从而呈现出医案不同的叙事形态和功能。

一、从卜辞到“诊籍”：作为史传文本的医学叙事

医案的源起最早可追溯到甲骨卜辞中医事活动的记载，这些卜辞主要是王室用于占卜记事所留下的文字。在已辨识的 300 多条甲骨医事卜辞中，“有近 100 条有较完整的时间、人名、病况的记载和预后的推测，部分卜辞还涉及治疗的内容”，可见，早在殷商时期就有诊疗活动的记载，并且医事叙事的要素已初具形态。从叙事风格来看，甲骨卜辞叙事简短，采用问卜对话的形式，叙事节奏紧凑，叙事密度高。傅修延在《先秦叙事研究》中认为，甲骨卜辞作为官方叙事，带来了一种简练经济的叙事风格，而它开启的由问答导入正文的叙事程式，成为了中国叙事史上源远流长的传统。可见，叙事简练和问答对话体的使用，不仅是早期卜辞的医事叙事风格，也是中国叙事的传统。

到周代，医事记载已经成为医事考核的依据。《周礼·天官》中记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有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同时，在医政管理人员安排上，有“医师，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这表明，先秦时期不仅有制度性的诊疗活动记载，而且专设“史”职负责记录，说明此时医事记载属于“史”的范畴。

首个完整明确的诊疗记载，出现在纪传体通史《史记》中。《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西汉名医淳于意的 25 例“诊籍”，描述了 25 位患者的姓名、性别、职业、症状、病因病机、诊断、治疗和预后等情况，因此淳于意的“诊籍”通常被视作医案最明确的源头。从形式上看，淳于意的 25 则案例出自其自述，是回答汉文帝的提问“尝有所验，何县里人也？何病？医药已，其病之状皆何如？”因此，这些案例采用了问答的叙事模式，以医者的口吻讲述，同时，自述部分还使用直接引语记录医患、医者与他医的对话。用词简练，叙事密度高、节奏快，如“即出”“欲走”等动作，延续了甲骨卜辞医事叙事的简练文风。从内容上看，后世医案的程式化叙事单元在《史记》中已经成型：先述患者基本信息，再述病情、诊断、治疗方案与预后，兼有引用“脉法”论证治疗思路，同时多有诊后反思，如“拙工有一不习，文理阴阳失矣”。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史记》中所出现的 25 则案例，并不等于“诊籍”，而是在“诊籍”的基础上，经由淳于意口述加工、由司马迁润饰而成的史传文本。

淳于意陈述自己记录诊籍的动机，是验证自己正误的同时与脉法互为印证，即“所以别之者，臣意所受师方适成，师死，以故表籍所诊，期决死生，观所失所得者合脉法，以故至今知之”。按此说，“诊籍”中记录的应当主要是医事活动相关的信息，但这 25 则案例描述却详略不同，有简约的案例仅仅介绍了患者身份、病情、诊疗方案和预后，如：“故济北王阿母自言足热而懑，臣意告曰：‘热蹶也。’则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无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饮酒大醉。”也有十分生动详细的案例，描写了一些与诊疗无关（也非汉文帝所问）的细节，如淳于意与他医的对话、他医的神态。典型一例如“齐淳于司马病”一案中：

时医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谓左右阁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马病为何？”曰：“以为迵风，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马病，法当后九日死。”即后九日不死，其家复召臣意。臣意往问之，尽如意诊。臣即为一火齐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诊其脉时，切之，尽如法。其病顺，故不死。

除此一案提到时医秦信外，还有其他 7 例中出现了“众医”。这些他医的存在，主要作用是反衬出淳于意本人医术的高明，而非“诊籍”必录的内容。可见，淳于意的口述是对“诊籍”进行叙事加工的结果。

此外，淳于意的口述转换为《史记》中的文本，也经过了司马迁的文辞加工。刘知几《史通·杂说下》评价史传作品的写法说：“自战国已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夫言并文章，句结音韵。以兹叙事，足验凭虚。”也就是说，实录对话的形式和对诊疗活动的详述，都在努力塑造纯客观记录的假象，但遣词造句时对音韵和修辞的重视则暴露出，在文本内的显性叙述者——医者的声音之外，还存在着作者这个伪装“实录”的隐性叙述者。淳于意口述部分既有用比喻，如“大如覆杯”，又多用对偶、排比等手法，如“一日气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这些文学叙事特征，显然不全是言者的素养，而暗含了史家的文采。

无论是淳于意口述中有意的加工，还是司马迁文辞的修饰，都是为了塑造一个出色的医家形象。明徐师曾《文体明辨·传》类序中说：“自汉司马迁作《史记》，创为‘列传’以记一人之始终。”可见，“人”是列传的核心，叙事服务于塑造“人”的形象。杨玲将《扁鹊仓公列传》与《韩非子》等文献源进行比较，发现司马迁对源文献中的文字部分有所改动，从而成功地将源文献中的民间游医扁鹊塑造成医技高超的臣子。这说明《扁鹊仓公列传》中的医学叙事是服务于为医家立传的。

从甲骨卜辞到《扁鹊仓公列传》中的医事活动记载，都是作为官方话语形式的医学叙事，是史传传统中的一部分。卜辞中的医事记载是医学叙事的早期形态，其特点是简练的叙事风格和问答对话体的使用。而《扁鹊仓公列传》不仅延续了卜辞的风格，而且已经基本具备了后世医案的程式化叙事单元。作为史传文本，《扁鹊仓公列传》服务于为医家立传，不仅有对诊疗活动、诊疗思路的叙述，还生动地展示了医患互动以及医家与他医的互动，从而形成了古代中医医案以“人”为中心而非以“病”为中心的书写范式；同时，《史记》文本对押韵、对偶、比喻等文辞美感的追求，也深刻影响了后世医案的书写风格。自“诊籍”后，“史家凡为名医立传者，大多把他的医案拉杂入于传中，并效《史记·扁鹊仓公传》体也”。陈寿《三国志·魏书》中的《方技传》便是典型一例。《方技传》中记载了华佗医案 16 则，包括为曹操治病反遭杀身之祸的故事。陈寿在文末评：“昔史迁著扁鹊、仓公、日者之传，所以广异闻而表奇事也。故存录云尔。”说明陈寿之所以收录华佗的医事记载，正是效仿司马迁《扁鹊仓公列传》。除史传作品外，在各类医案著作的自序中，也常常能看到医家援引《史记》作为典范（如《名医类案》自序）。

二、《普济本事方》：医家叙述的新尝试

虽有《史记》叙事范本在前，随后历代传记中也零星载有医家诊疗案例，但这些案例仍然是史传作家书写，尚不能称之为真正由医家书写的医案。国内学界普遍认为，第一部医家书写并出版的医案专著是许叔微的《伤寒九十论》，但这一观点也引出几个问题。

第一，该如何看待成书于 1119 年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显然这本书早于许叔微的《伤寒九十论》。《小儿药证直诀》卷中仅一个章节详细记载了钱氏小儿病医案 23 则，常被认为是第一部专科医案，而非医案专著。但这种看法，其实还忽略了该医案并非医家本人书写。据序言介绍，该书乃阎氏“于亲旧间，始得说证数十条”，结合收集到的钱氏诊治验案、处方及各种抄本等资料，在钱乙去世后 6 年整理而成，其撰写目的仍然是为钱乙作传。与淳于意的“诊籍”一样，钱乙的医案也是他立的“案”经由书写者加工的结果。研究儿科史的学者熊秉真（Ping-chen Hsiung）认为，钱乙的医案是文学叙事、技术资料和历史写作结合的产物。因此，从书写者身份和医案的形态来看，《小儿药证直诀》中钱乙的医案依然是史传传统下的产物，并非医家叙事。然而，从病家处收集病案的细节，也说明此时医家已有写案并留给病患的习惯，只是还未有意识地整理和出版。

第二，陶御风提出的：“自汉初淳于意留下 25 则名副其实的医案以后，历三国、晋、魏、南北朝、隋、唐前后千余年，竟未见有医家留下自己的医案专著，其原因何在？”

第三，《伤寒九十论》并未冠以“医案”之名，全文也未出现“医案”二字，何以被认定是第一部医案专著？一些海外中医文化研究者对此有不同观点。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前所长古克礼（Christopher Cullen）认为，许叔微《伤寒九十论》和明代医案的格式不同，而且案是依附于其他写作形式。《石山医案》的研究者乔安娜·格兰特（Joanna Grant）认为，《石山医案》可能是现存最早的医案专著。医史学家费侠莉（Charlotte Furth）认为，《伤寒九十论》只是基于案例对《伤寒论》的论述，《石山医案》对医案文类的贡献比前人大得多。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孔子学院院长、《伤寒九十论》的英译者郭志松（Asaf Goldschmidt）则认为，《伤寒九十论》虽然成书年代早，但从结构和内容上来看，应该属于医案文类。

要回答后两个问题，尤其是第三个争议，需要弄清楚：医家何时出于何种目的开始书写“医案”专著？《伤寒九十论》是否有意识地在书写“医案”专著？而细致考察叙事观念的变迁或许能提供合理的解释。

史传传统中，记言与记事皆属史官职责，叙事是官方的话语形式。南朝刘勰《文心雕龙》中说：“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及至从横之世，史职犹存。”清姚鼐《古文辞类纂》有记刘大魁云：“古之为达官名人传者，史官职之。文人作传，凡为圬者、种树之流而已。”这种文史职责不同的观念，加上对文人作传的贬低，形成了自唐以来“文人不作传”的传统，传记文学自唐以后趋于衰落，只留下大量碑志类短章。因此，这一时期未能出现医案专著的原因可能有四：一是有官医背景的医家，不具备记“籍”的权力，因此著述主要集中在解经和验方；二是医学知识的传授仍然沿袭师承制，即便有记载也不外传；三是受到史传传统的影响，医事活动仍然依附于医者传记而存在，文人作传之风不甚，则相关医者事迹也少见记载；四是碑志作传的兴起，受限于字数和题材，使得这一时期的碑志中也较少涉及医案。

史传的传统到唐朝开始式微，叙事观念中对“文”“史”的区分，促进了以唐传奇为代表的小说文体的兴盛。明冯梦龙《古今小说》序言中说：“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乎周季，盛于唐，而浸淫于宋。”在唐传奇叙事观念的影响下，孟启创作了《本事诗》。“本事”一词源自《汉书·艺文志》：“（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本事诗”主要记录关于诗人作诗的原委，“以诗系事”兼论诗，开创了纪事诗话这一新的文学体裁。《本事诗》的流行影响了文学创作，也影响了医家的写作。许叔微《普济本事方》自序：“漫集已试之方，及所得新意。录以传远，题为普济本事方。孟棨有本事诗，杨元素有本事曲，皆有当时事实，庶几观者见其曲折也。予既以救物为心，予而不求其报，则是方也，乌得不与众共之？”这段序言明确指出，作者仿的不单是本事诗、本事曲的体例，更重要的是记录“当时事实”的“本事”观念，从而让读者能了解“方”背后的故事。许叔微在方后附案的写法，是有意识地在方书中加入叙事。这种写法在《普济本事方》中初露头角，在《伤寒九十论》中得到完善，从而首创了由医家撰写的医案专著。

不过，《医案学》教材中认为《伤寒九十论》著于 1132 年，《普济本事方》乃晚年之作 ，这一观点广为传播。但近年来相关研究中则采用了另一种说法，比如邓梅燕 2016 年的论文中提到《普济本事方》成书于 1144 年，而《伤寒九十论》成书于 1147 年。本文结合两书的创作体例来看，比较认同《普济本事方》创作在前的说法，因为这本书可以算作是在方后附案的一个初步的尝试，此时积累的案例数目并不丰富，仅有 54 则，其中载经方医案 25 则，21 则与《伤寒九十论》重复。而《伤寒九十论》一证一案一论的体例，显然更加完善。更重要的是，与《普济本事方》中用来“验方”的“案”不同，《伤寒九十论》中的“案”是用来阐发不同病证的治疗思路，这与后世书写医案用来阐发医理的目的已经高度一致了。可见，在编撰《伤寒九十论》时，许叔微是在《普济本事方》初步尝试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开始医案“叙事”，因此，这本专著可以被视作第一部医案专著。

需要补充的是，医家开始用医案叙事，除了受叙事观念变化的影响，还与当时整个社会对医学高度重视、医学书籍的大量刊印和广为传播有关。北宋时校正医书局重新校对刊印《伤寒论》，促进了经方研究的兴起，《伤寒九十论》正是在这一影响下创作的。一方面，受范仲淹“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影响，加上官方对医学的高度重视，宋朝形成了“儒医”群体，产生了“儒士皆知医”的现象；另一方面，自唐王勃提出“知医为孝”以来，学医“事亲”的观念广为传播。两宋时期许多医书序言都提到学医的动机是“事亲”，金元著名医家张子和的书名就是《儒门事亲》。在这些医学观念的影响之下，医学书籍的受众迅速扩大，印刷术的发展又进一步提高了私家著述和刊刻医书的积极性，这一时期大量出版的主要是方书，医家在方论后附上医案，主要目的是验证方的有效性，同时供读者选方用药时作为案例参考，众多医方著作均名以“验方”足证。同时，许多方书的名字表明，此时的医家附案主要面向普通读者而非专业医家，典型的如《旅舍备急方》。

然而，《伤寒九十论》医案专著的形态虽已具备，但此时医案书写并不盛行。因为除了《伤寒九十论》较为集中的记载了 90 则医案，宋金元时期的经方医案大都散见于各类医家著作中，并且尚未发现当时著作中出现“医案”二字。从侧面说明，可能此时医案文类并未诞生。另外，许叔微的著述在当时并没有被史书所收载，《伤寒九十论》重刊记写道：“是书诸家书目俱未著录，伏读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云：叔微书，属辞简雅，不谐于俗，故明以来，不甚传布。”说明其影响有限，医家普遍规范化撰写医案的兴起或许另有源头。

在叙事方法上，许叔微继承了史传的写法，包括叙事单元、叙事顺序、叙事节奏和对话体的运用，以及遣词造句的文雅风格，都受到了《扁鹊仓公列传》的影响。他不仅有生动地描绘医患互动，如“塞以前证，母在侧曰：初病四五日，夜间谵语，如见鬼状。予曰：得病之初，正值经候来否？”也有大量描绘他医的神色言行，如“医者惊骇而遁”“众医骇然”。此外，《伤寒九十论》叙事后附“论”的部分，则既是对诊疗思路的阐述，也多有对诊疗过程和效果的反思，如“故仲景于诸证，纷纷小变异，便变法以治之，故于汤不可不谨”。

值得注意的是，许叔微的医学叙事中尚未区分真实与虚构。郭志松认为，许叔微详述患者的姓名、性别、社会地位甚至职位、官衔，是为了让医案显得更为真实，以凸显这些案例都是他真实治疗过的个体；同时，为了更好地说明他的诊疗方法，许叔微对部分医案细节有所修饰（如第三则医案），这些医案的真实性其实有待商榷 。这种对医案叙事真实性不要求的态度，一直到明江瓘《名医类案》（1549）中还能看到。作为医案学的第一部类书，其中搜罗明代以前“古今名贤治法奇验之迹”，是为“博历”，目的是“宣明往范，昭示来学”。因此，这部医案集并不注重辨识医案的真实性和可信度，而重在搜罗之广，其中不乏收录散见于笔记小说、唐传奇中的虚妄怪诞的医案，如程元章之婢梅香患热病被鳖所救的病例，可以看出，明代以前医案书写并未专业化和规范化。

三、《石山医案》：医案叙述的专业化与规范化

约 1511 年，女医家谈允贤刊印《女医杂言》，收录妇科专门验案 31 则，这是已知最早的女医医案集。但这部医案专集，也还没有出现“医案”二字。目前已知第一部以“医案”命名的专著，是新安医学奠基人汪机所著的《石山医案》。该书成书于 1520 年，现存最早版本为 1531 年，是其门人陈桷汇编而成，含汪机亲诊案例 171 例。同期四川医家韩懋撰于 1522 年《韩氏医通》在《绪论章第二》则首次明确提出了医案的格式写法：“式云某处有某人某年月日。填医案一宗。”“六法者，望、闻、问、切、论、治也。凡治一病，用此式一纸为案。”“填”和“此式一纸”两个细节，说明“医案”不仅已经具备规范化的格式，而且不但为医家个人所用，也用于门生弟子。这两部同期却非同地出版的作品表明，此时医案概念可能已经广为医家使用。

此外，两部专著中都将医家之医案与法家之断案进行类比。《石山医案》序言中提到，“后人视此，不亦犹法家之有断案也哉！”《韩氏医通》：“予既立兼施式，有刑名家过而言曰：望、闻即两造具备，察言观色之时，问而笔之，供词也，切则考鞫亲切，而论治为招判发落矣。”古克礼认为，医案的形成与法律上的断案文书有关，在结构上受到了结案文书的启发，医家开始大量书写医案专著提升自己的名望并促进医家流派的传承。古克礼的观点非常有说服力，因为结案文书的源头，是南宋的“断由”制度，这一律制要求审判后出具的结案文书包含案件事实、适用法律条款和断案原因三个部分以备复核。韩懋提到的“填医案一宗”中的“一宗”表述，又清晰可见法学惯用语的痕迹，说明“医案”一词的诞生以及规范化书写的起源，极可能受到结案文书标准化的影响。医案书写规范的提出，说明医案书写开始专业化。

另一方面，医学流派的传承使医案逐渐成为传递医学知识的载体，进一步促进了医案文类的繁荣。《四库全书总目》医家类小序：“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乔安娜·格兰特认为，汪机撰写医案的动机主要是向门生传授医学经验、自我宣传和记录特殊案例，而通过培养门生，他可以直接地影响本地医学文化和传授医学知识。从《石山医案》和《韩氏医通》的序言中也可以看出，这两部专著的读者群主要是医者或习医之人，反映这一时期医案的专业化。

医案的规范化和功能的专业化一方面促使医家大量书写医案，另一方面，也弱化了医案的叙事性特征，叙事的医案逐渐演变为临证用的医案，真实性和创新性成为内在要求。《名医类案》对明以前医案的汇编总结，意味着医案作为医学经验的载体受到重视。而类案汇编的编排方式，也弱化了医家个人的叙事特点，凸显了诊疗思路的重要性。《名医类案》述补部分江瓘评价随后自己附的医案：“先君子以文名世，而自验诸案简直不文，非不欲文，通乎时俗耳。”说明“文”的要求弱化了，关键是叙述清楚诊疗经验。此外，医案的叙事开始有选择性，重在记录有心得、有创造之处，即强调创新性。《名医类案》述补部分提到作者附自己的医案的原则是“仿《春秋》常事不书之旨”。从《名医类案》可以看出，此时医案叙事重在传承医学经验。

但是，医案叙事性的相对弱化并非意味着放弃了叙事性，医案的大量出版也促进了医家叙事的繁荣。从明清之后医家个案专著的命名可知，叙事的文采虽非普遍要求，却依然是部分医者的追求。明末清初医家喻昌在医案著作《寓意草》（1643）中提出“先议病后用药”的“议病式”格式，进一步强调了医案的“议论”部分，“叙”变成了服务于“议”的基础，但《寓意草》这个名字本身就唤起诗意。类似的还有《印机草》《静香楼医案》《问斋医案》《得心集医案》《环溪草堂医案》《醉花窗医案》等，这些医案专著名字中所蕴含的文学趣味，塑造的正是医者的儒雅形象。可见，医家在书写医案专著时，不仅是在撰写医学资料，叙述诊疗经历，或许还隐含着史传传统影响下借医案为自己扬名立传的动机。虽然受医者文学素养高下影响，医案叙事水平各异，但以“人”为中心的医者视角、医患互动的细节以及医者的反思，依然生动地再现于医家的医案叙事之中。明清时期的医案，也开始在小说中大量出现，成为小说虚构叙事的一部分（例如《红楼梦》《镜花缘》等），足以证明医案的叙事性和当时小说的叙事性高度相融。

梳理古代中医医案的叙事源流可以看出，伴随着叙事主体和叙事观念的变化，医案叙事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功能。甲骨文卜辞的医事记载是医案的早期形态，其特点是简练的叙事风格和问答对话的使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的医案叙事服务于为医者立传，深刻影响了后世医案的叙事范式和审美追求。从甲骨卜辞的医事记载到《扁鹊参公列传》的“诊籍”，是作为史传文本的官方叙事；受“本事诗”叙事观念的影响，宋代许叔微《普济本事方》则是医家叙事的新尝试，在此基础上，《伤寒九十论》对医案叙事体例进一步完善；受法学断案文书的影响，出于医学流派传承的需要，医案书写开始规范化和专业化，以《石山医案》为代表的医案专著的出现，则标志着医案文类的诞生，开启了明清以来医案的繁荣发展期。医案既可以传递医学知识与经验，也可以塑造医家的形象，彰显医者的文学素养，甚至可以直接被作家用到小说创作中。在中国叙事传统影响下的古代中医医案叙事，则确立了医案始终以“人”为中心而非以“病”为中心的医者视角，记载了医患互动的细节，融入了医者的反思，同时展示了医者本人对叙事审美价值的追求。可以说，古代中医医案就是叙事医学所提倡的“平行病历”的古典表现形式。但是，与“平行病历”不同的是，中医医案的叙事传统植根于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并在医学经验的传承脉络中延续，兼具医学性与人文性。

然而，近代以来，中医受到西方现代医学的冲击，叙事性的古代医案逐渐演变成今天叙议结合、重学术性的现代医案。现代中医医案的书写，也向西方病历的客观性和标准化看齐，从而基本剥离了医案的叙事性和审美追求。在叙事医学提倡通过文学细读、构建医生叙事能力的今天，回望中医医案深厚的叙事传统和文学渊源，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个启示：叙事医学的在地化需要更多地发掘中医学叙事资源，在古代医学叙事传统中寻找本土的思想源泉。只有足够了解本土医学叙事传统，充分认识到中西医学叙事传统的差异，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的叙事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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