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叙事研究是一种源自语言学和文学领域的跨学科方法，通常应用于生活史研究。它将生活看作一个整体，通过叙事来构建现实生活。人们在叙事过程中对事件的序列化，赋予事件某种含义，传达出活动的目的和意图、环境与人的关系，以及情感因素。因此，可通过再现叙事者的经历，对故事中的价值观、情感以及伦理等问题进行分析和判断，揭示出背后的思想观念。此时的叙事不仅是讲故事，而且是一种认知方式。

叙事研究是质性研究的一种，质性研究以人们的真实生活体验为基础，在自然情境下开展，注重解释性理解，并采用多元的探究方法。叙事的普遍性、叙事研究的易操作性引起诸多学科的关注，进而引发当代思想界最重要的运动之一——“叙事转向”，其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研究内容转向叙事，二是研究方法的叙事学转向。因此，叙事具有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双重性。这个运动从1960年代延续至今。早期的转向表现在文学领域的研究内容转向叙事。1980年代后现代主义兴起，主张打破艺术和非艺术界限，此后更多学科关注对叙事研究方法的利用，产生呈现跨文类、跨媒介和跨学科特点的后经典叙事学[1]。托恩堡（Joanna Thornborrow）和科茨（Jennifer Coates）评价：“叙事研究不再是文学的专利，而是社会语言学、社会人类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等多门学科语境的研究课题。”[2]

叙事研究应用于图书馆学领域是必要且可行的。首先，作为“人”的读者和馆员是组成图书馆的重要要素，其社会经历、情感体验和情绪变化难以进行量化研究；其次，当前图书馆学研究偏好技术层面的实证研究，多采用定量方法，对人的关注严重不足。采用叙事研究能弥补以上不足。其次，叙事研究虽源自文学领域，但已被教育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广泛借鉴，实践证明是有效的。作为综合性社会科学的图书馆学，具备移植这种研究方法的条件。

图书馆叙事研究的简要回顾

叙事研究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应用并不广泛。Ahsan Ullah和Kanwal Ameen在Google Scholar中，对图书馆与信息科学（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LIS）截至2016年的研究方法综述进行检索与筛选，得到58篇文章，其中14篇综述以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为分类标准，49%使用定量方法，33%使用定性方法，12%混合使用定量和定性方法[3]。Tove等对叙事研究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应用作了系统性回顾，在Web of Science、Scopus等4个数据库中检索图书馆学领域截至2020年使用叙事研究方法的文章，得到35篇。作者指出，图书馆叙事是提高图书馆影响力的关键环节，而叙事研究通过对图书馆中多种叙事的探究，使不同角色发出声音；现有的图书馆叙事研究体现出跨学科性和方法论的丰富性，但利用叙事研究来发展出一个体现图书馆价值的理论和方法论框架还需要更多探索[4]。叙事研究应用于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一些成果，以下作简要回顾。

第一，相关理论研究。刘阳较早对图书馆叙事研究作理论探讨，他从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和研究方法体系的角度，阐释了叙事研究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实用性，并设计了图书馆叙事研究的步骤[5]。葛园园在探讨“话语分析”的主要理论在图书馆学中的应用时，将叙事研究作为“非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一类作了介绍，指出叙事研究在图书馆员个人叙事、理论建构和行业规范等主题上，有揭示文本内涵、规范理论建设的作用[6]。李光助认为，当前图书馆研究集中在技术层面，导致对人——图书馆工作人员和读者的研究不足。这种偏狭必然带来图书馆理论研究的滞后，延缓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叙事学研究以人为中心，厘清各要素之间关系，进而重新诠释建构图书馆理论，可以解决图书馆很多理论和现实问题，对于图书馆学来说意义重大[7]。

第二，实践层面的成果。从实践层面讲，图书馆叙事可分为主观叙事和客观叙事两种类型。主观叙事即图书馆视角的叙事，如图书馆制作的宣传片、手册，以及图书馆员的个人叙事等。这类叙事体现了图书馆及图书馆人对自身的定位。例如，廉志强从馆员的经历入手，叙述了一所中学图书馆在几十年的光阴中经历的功能变化及价值衰落的过程，提出了该如何寻找新的生长点的思考[8]。朱笑宇通过对纽约公共图书馆和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形象宣传片的分析，发现其创作呈现“具象化”“多面化”与“即时化”的特点，意在加强与公众的互动，帮助公众接受信息[9]。

客观叙事即从图书馆行业外的社会视角对图书馆的叙事，如小说、影视等作品，以及新闻报道中对图书馆的描述。这类叙事体现了社会对图书馆价值的认知和接受程度。文学作品是最典型的叙事作品。林春田分析了在20世纪中后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向后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小说对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性设施的图书馆的戏仿、反讽，体现了文明转型时期图书馆的尴尬境遇[10]。而在阿·德布林的小说《图书馆》中，图书馆是知识的象征，并具有了形式大于内容的仪式感。这一社会认知已经进入了人类的集体无意识[11]。张文亮和林彬彬发现《骆驼移动图书馆》一书中对肯尼亚骆驼移动图书馆的描写，体现了现代和传统文化的碰撞和矛盾，而现实中这所图书馆的工作，则为我们展现了图书馆存在的价值[12]。

目前叙事研究对图书馆学的理论价值，尤其是其作为一种质性研究，对于平衡当前学术研究过于倚重宏观、技术及量化方法的的现状所起的作用，已为部分学者所认可，不过在理论阐释方面仍有进一步融合和提升的空间。主观叙事方面，学界已经注意到图书馆叙事对于树立图书馆正面形象和联系读者的重要性，但相关研究主要将其视为一种手段，对叙事动因探究不多。客观叙事方面，研究视野主要集中在小说这样的典型叙事作品中，而对于访谈、日记、回忆录等更多样的叙事材料尚未给予更多关注。

综上所述，图书馆领域的明确采用叙事研究成果并不多。一方面，图书馆学研究中质性研究不是主流。另一方面，学界对叙事研究的性质和范围尚未有清晰认识。虽然明确采用叙事研究的成果不错，但就研究对象而言，包括用户和馆员访谈、图书馆活动、图书馆人和读者的生平研究，或多或少利用了叙事研究方法，但尚未对其开展明确的方法论建构。

图书馆叙事研究前的文献计量分析——

以《申报》为例

3.1 图书馆叙事研究的文献来源

以民国图书馆史研究为例，民国时期的报纸对图书馆及其相关活动的连续报道，相对完整地完成了图书馆叙事。因此，本文选取1925－1937年间《申报》刊载的与图书馆相关的新闻报道为研究对象。选择《申报》作为文献源，是因为《申报》是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中文报纸，从1872年创刊到1949年终刊，前后经历78年，记录了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情况，堪称中国近代史料的宝库。而选择这个时间段，主要是因为中国图书馆事业从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到1937年“七七事变”、淞沪会战的爆发，直至全面抗战的爆发，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快速发展的时期。迅速增长的图书馆数量即证明了这一点。1925年全国共有图书馆502所，1930年民国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制的《全国公私立图书馆一览表》，收录全国公私立图书馆2,935所。而1936年编制的《二十四年度全国公私立图书馆概况》，收录全国各地图书馆共4,032所[13]。10年间图书馆数量增加了3,000多所，可见其发展速度。

3.2 对《申报》中有关图书馆报道的计量分析

在“中国近代报纸全文数据库”中，笔者检索1925－1937年期间《申报》及同时期的其他重要报纸刊载的题名中含“图书馆”的新闻报道，其数量见表1。从检索结果看，《申报》对图书馆的报道明显多于其他报纸，这印证了笔者对《申报》发展规模和历史地位的判断。

表1 民国重要报纸有关图书馆报道的数量（1925－1937）

笔者再以“图书馆”为题名关键词，检索“中国近代报刊库大报编•申报”数据库，检索时间从《申报》创刊始截至1937年。结果显示，《申报》于1905年首次出现关于“图书馆”的新闻报道，此后报道数量缓慢增加，1925年达到第一个峰值。此后虽有起伏，但都高于1924年前的水平。笔者截取1925－1937年的数据，逐一浏览这些新闻报道的内容，剔除相关度不高的篇目，将其数量变化绘制成图1。

图1 《申报》中有关图书馆报道的数量（1925－1937）

《申报》中有关图书馆的新闻报道的数量变化，与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报道数量较多的年份，通常都是国内图书馆事业取得重要进展，或有重大事件发生的年份。例如，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美国图书馆协会代表鲍士伟来华，上海图书馆协会召开会议，当年与这三个重要事件相关的新闻报道共有63篇，占该年《申报》图书馆报道总数的63.64%；1932年12月《申报》流通图书馆开放，1933年对这所图书馆的报道有23篇，占当年总数的24.21%；1934年对《申报》流通图书馆的报道有13篇，同年对山东图书馆古物被盗案的报道有11篇，这两者占共当年总数的20%。

为清晰地描述出《申报》中有关图书馆的新闻报道的数量分布情况，笔者将每年的报道数量分成4部分：排名前3名的对象，其被报道的次数占当年报道总数的比例，分别以图2中第一、第二、第三部分的阴影长度来表示。剩余的其他所有报道的数量，占当年总数的比例用第4部分阴影长度来表示。以1925年为例，鲍士伟来华被报道23次，位居首位，占比23.23%，对应最上端的第一部分阴影；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被报道22次，紧随其后，占比22.22%，对应第二部分阴影；上海图书馆协会开会被报道18次，位居第三，占比18.18%，对应第三部分阴影。其他所有与图书馆相关的报道数量，占比36.4%，对应第四部分阴影。图2显示，随着时间推移，对前3名的集中报道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这说明上海乃至全国的图书馆事业在稳步发展，图书馆类型和数量逐年增加，因此新闻来源和类型也越来越多样化。

图2 1925－1937年《申报》中有关图书馆报道的数量分布

笔者对1925－1937年《申报》中的图书馆报道的主题进行统计（见表2），发现图书馆建设、行业发展、图书馆服务这三大主题的报道数量位居前三位，占比过半。图书馆建设包括图书馆的筹建、新建、扩建，以及图书馆开馆、庆典、更名等。1925－1937年是中国图书馆事业迅猛发展的时期，图书馆数量增长数千所，因此这类报道数量很多。行业发展包括图书馆行业组织的成立与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图书馆活动的开展。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图书馆组织也相继成立，为图书馆业务活动提供了指导和交流平台。同时，不断涌现的图书馆人才也为加强行业联系而奔走。《申报》重点关注和报道了中华图书馆协会和上海图书馆协会，并参加过中华图书馆协会年会。这两个协会开会的年份也是《申报》图书馆报道数量上升最快的年份。对图书馆组织的会议，《申报》往往有从会议的前期准备持续到会议结束后产生影响的连续报道，体现出对新闻时效性的重视。图书馆服务包括传统的流通、阅览，以及相关的演讲、展览等。这部分内容，一方面是介绍新建图书馆的服务内容，另一方面是对图书馆重要演讲和展览活动的追踪和连续报道。

表2 1925－1937年《申报》中有关图书馆报道的主题分布

《申报》的图书馆叙事动机：

史量才与教育救国

《申报》对图书馆事业的重视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对图书馆的报道多于同时期其他报纸，二是自办了流通图书馆，而这都与时任《申报》总经理的史量才有着密切的关系。《申报》早期首创多种新闻传播方式，如最早使用电讯传递新闻、首先派遣驻外记者。史量才接手《申报》后，着力完善国内外通讯网络，在国内各主要城市，以及国外的重要城市，如伦敦、华盛顿、东京、巴黎、罗马、柏林、日内瓦，派驻特约通讯员，提高新闻覆盖面和采集速度。在史量才领导下，《申报》发行量一度突破15万。

史量才先生像

《申报》流通图书馆的创立是《申报》重视并直接参与图书馆事业的集中体现。所谓“流通”，意指允许读者借书出去看,以实现图书流通。史量才的解释是：“好学深思之士，聚于斗室之中，想所不可能。则又俾读者得假之而归，流通之名，所由昉也。”[14]即以图书的借阅流通，摆脱就室阅览的限制。1931年9月1日在《本报六十周年纪念宣言》中，《申报》表示要探索“如何以肩荷此社会先驱推进时代之重责。如何使社会进入合理之常轨。如何使我民族臻于兴盛与繁荣”[15]，并提出七项工作重点，包括宣传科学知识、帮助青年奋斗等内容。史量才认为，办报纸和办图书馆都是致力于传播文化知识、普及民众教育的具体方式，两者非但不相冲突，且可以“互为经纬”。因此在《申报》创办60周年之际，作为系列纪念活动中的重要项目，《申报》流通图书馆于1932年末正式创立，由李公朴担任馆长。

史量才对图书馆事业的重视，源于他教育救国、文化救国的理想。史量才（1880～1934），名家修，以字行，民国时期杰出的商人、报人和教育家。他素有教育救国的理想，青年时曾短暂在松江县学学习，之后转向西学，就读于杭州蚕桑学馆。1901年寒假，他在上海泗泾镇集资兴办米业养正小学。从杭州蚕桑学馆肄业后，史量才投身上海教育界，先后在兵工学堂、王氏育才学堂、务本女学、南阳学馆等学校任教。后来他在上海创立一所女子蚕桑学校（即苏州女子蚕桑学校前身）。1905年他与友人发起成立江苏学务总会。1912年史量才接手《申报》，担任总经理。主持《申报》期间，他利用手中的资源发展教育事业。1932年作为纪念《申报》成立六十周年的系列纪念活动之一，《申报》流通图书馆成立。次年成立《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和妇女补习学校。

坐落在上海南京路大陆商场内的《申报》流通图书馆

史量才对文化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视，在他本人的言谈中都有体现。关于弘扬中国文化对提高国际文化地位的重要性，史量才说：“我们中国的文化事业也是非常的不景气，现在一方面要发扬我们的旧文化，同时还要研究各国文字，我们要将文化灌输到民族中间去。”[16]史量才重视妇女教育，他在女子蚕桑学校的入校训话中教导学生：“推进社会，肇端家庭；改良家庭，贵在妇女。”[17]作为《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为《申报》的文化事业制定规划，创造条件，推动了包括流通图书馆在内的各项事业的发展。

《申报》流通图书馆的运行离不开进步人士的支持，而这些进步人士多是通过史量才参与到《申报》的具体工作中，其中尤以陶行知和李公朴最为重要。1931年被国民党通缉的陶行知从日本潜回国内，结识史量才。史量才支持陶行知的“科学下嫁”运动，帮助他创办“自然学园”“儿童通信学校”，出版《儿童科学丛书》等。在陶行知建议下，1931年9月1日《申报》设立“《申报》读者通讯”。这个通讯专栏是专为下层市民青年创办的，使得《申报》走上面向群众、联系群众的道路。后来的《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等，走的都是相似的道路。1932年李公朴进入《申报》工作，担任流通图书馆馆长。任职期间，他聘请艾思奇、柳湜、夏征农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为《申报》撰稿。之后他主持创办《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和《申报》妇女补习学校。“读书问答”栏目停办后，李公朴通过《读书生活》杂志继续读书指导工作。可以说，《申报》的图书馆工作及相关教育事业，正是围绕着史量才发展起来的（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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