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振羽（1900—1980年），湖南省武冈县（今属邵阳县）人，“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之一。他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开拓者之一，习近平总书记评价他是为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行了开拓性努力的“名家大师”。吕振羽的史学研究，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求真与致用辩证统一的根本特质，值得后世继承发扬。

胸怀历史责任感

吕振羽在他生前编定的《吕振羽史论选集》中这样写道：“回顾五十年来，我从选题到著述，每每是感于历史使命。”诚恳地表达了其学术思想的核心要义。

吕振羽走上历史研究、历史著述之路，源于他深沉的拯救国家民族于水火的历史责任感。1921年，他怀着“实业救国”的志向考入湖南工业专门学校电机工程专业，但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代，这一志向很难实现。在校期间，他认识了革命者夏明翰，听李达讲授唯物史观、现代社会学等课程，思想出现重大转变。他开始关注社会现实，专门研究中国外交和社会治理等问题，发表《中国外交问题》《乡村自治问题》等文章，提出对外争主权、对内重民生，以及建立乡村自治等具有改良倾向的主张。大革命失败后，他东渡日本留学，在经过探索、比较后，最终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经济史，踏进历史学领域。

吕振羽撰写的历史著作，无不浸透着对现实的深切关怀。他认为，历史学具有“鉴往知来，正确地把握历史的规律性，认识现社会的客观动向，指导群团、民族、人类努力的方向，提高人类的创造作用”的功用。他的著作如《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不仅是为廓清中国古史之迷雾，也是为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从历史上寻找路径。在抗战时期所著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中，他批判了各种错误的中国社会史观点，特别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御用文人秋泽修二等散布的“侵华有理”论予以严厉驳斥。他响应周恩来号召，撰写《简明中国通史》，激发人们的爱国热忱和奋起抗战之勇气，使青年人认识到今日中国“是通过了中华民族的祖先数千数万年的斗争，即民族的群团生存斗争的历史过程而来的。这是祖宗遗给全民族共有的遗产，我们不只要共同来承继，更须一体坚持我们不侵犯他人一寸土地一分权利，也不让他人侵犯我们一寸土地一分权利的原则来保障它”。1947年完成的《中国民族简史》更是预见到抗战胜利结束：“中国国内民族问题，客观上已迫切需要解决；在我们的主观上也早已提到行动的日程。”这些历史著述，无不体现他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他把这种责任感概括为“历史使命”，反映出他坚持经世致用史学追求的高度自觉。

既开拓创新又求实求精

开拓创新是吕振羽从事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无论是放眼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学史，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视角来考察，吕振羽的学术地位都是非常重要的，其根据就是他作出了许多创始性贡献。在1934年出版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吕振羽运用神话传说、文献资料、考古资料，研究了殷以前的社会，突破了现代实证史学的藩篱，填补了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空白；在1936年出版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他最早提出殷代奴隶社会说，纠正了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关于殷代是处于原始社会的观点。他首创西周封建说，此说得到翦伯赞、范文澜等人的赞同和进一步论证，是中国古史分期影响最大的观点之一；最早对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进行划分，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进行考察。他于1937年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最早用马克思主义系统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著作，1941年出版的《简明中国通史》上册是最早用马克思主义撰写的中国通史，1947年出版的《中国民族简史》是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撰写的中国民族史专著。这些成果足以说明吕振羽的学术风格——善于开拓、勇于创新。诚如学者评论的，吕振羽的史学始终包含着淋漓的创新元气。晚年，即使身处逆境，他仍然不忘开拓史学新篇章。他曾咏诗明志，曰：“脑力衰颓羡岁华，倔强犹欲看锥花。近今史事须雕续，往旧哦吟待选拔。民族余编胸有数，哲人补述尚多家。卅年假我殷勤学，夫妇同窗愿不赊。”

求实、求精是吕振羽治学的又一特点。侯外庐评价吕振羽说：“振羽的作风特别求实而不尚空谈。”吕振羽主张研究学术要有科学的态度，惟真理是从。他说：“治学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既不标新立异，同时也反对保守，不为以往的结论所束缚。要通过自己的具体研究，敢于用新结论代替旧结论。”他对自己经过认真探索而得出的结论并不轻易改变。如郭沫若1945年出版的《十批判书》，一定意义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同道学术分歧的回应，包括针对吕振羽的古史分期观点。吕振羽在认真研读后表示：“我把郭先生这部大著细读了三遍，细心考虑了郭先生的高见后，便更决心要把自己过去的全部见解，深入的去检讨一遍。”“不过又应声明，在我还没有得出自我检讨的结论以前，对自己原来的见解，现在还是坚持的。”

虽然坚持择善而固执之，但吕振羽绝不掩盖自己的失误，一旦发现错误，就勇于承认和改正。他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某些历史著述，固然充满朝气和学术创造力，但由于他身处动荡的环境，生活常居无定所，查找资料困难，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错讹。如柴德赓教授曾指出《简明中国通史》中的问题。吕振羽一方面说明了客观原因，即当时写作下册时“连二十五史及年表之类的书报也找不到手，仅能凭日文材料和极少数的中文书籍作参考”，另一方面虚心地接受批评意见，尽可能地进行修改。他于1951年、1953年、1955年对《简明中国通史》连续作了三次修订，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也是经过多次修订，不断向读者、学者请教，听取他们的意见，直到晚年仍希望能弥补这部著作“不够细致全面的地方”。在1961年增订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他根据新的调查资料和地下考古发掘资料，增加了《我国若干少数民族的原始公社制或其残余》《地下出土的远古遗存和我国原始公社制时代的历史过程》，使论证更臻完善。

新中国成立后，在肩负繁重行政工作的情况下，他依然把大量精力用在对自己著作的修改和增订中，充分体现出他对待学术研究和撰述工作一直都是精益求精、追求完美。

致力于历史教学

1960年，中央高级党校正式聘请吕振羽做兼任教授、历史教研室顾问，他开始在中央高级党校讲授中国历史、指导研究生、传授治学经验，为中央高级党校的历史教学和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教学期间，吕振羽多次谈到自己的治学经验。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上，吕振羽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性，主张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史与论的统一。他认为学习和研究历史，要处理好约、博、精的关系。“约”是指阅读一些主要的史书，掌握相关的研究成果及其内容。“博”就是要博览，古今中外的著作，各种原始资料、笔记、札记等都要广泛涉猎。内容由专史、断代史再到通史，并进行分类排队，将它们贯串起来。“精”就是精选一门，或专史或断代史，把与此相关的资料都找出来，集中阅读和研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分析，与各家学说进行比较，真正弄通弄懂。他教导研究生，要“博”中有“约”，由“约”到“精”，由“专”到“通”，才能有所收获。

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吕振羽特别谦虚，他非常尊重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成果，对于与自己不同的学术观点，总是采取探讨商榷的态度，从不以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他主张学术民主，倡导百家争鸣。他平易近人，关心、爱护、帮助青年教师的成长。其德业风范为中央高级党校的青年教师树立了良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