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从开天辟地的蒙昧时代以来，岁月绵延久远而渺茫。生活在今天的人要认识古代社会，那就只能有赖于记载历史的书籍了！在轩辕黄帝时代，就有史官仓颉，主管用文字记载历史之事，可见记载历史的由来已很久远了。《曲礼》上说：“史官带着笔以记事。”而所谓史，就是使的意思。史官拿着笔侍从于君王身边，由君王让他们来记录。古时候，君主左边的史官专记言论，右边的史官则专记事件。记言的经典是《尚书》，记事的经典是《春秋》。唐尧、虞舜时代的历史靠《尚书》中的典谟流传下来，夏朝和商朝的历史则记载于《尚书》的誓诰之中。到了周王朝新建时，姬公制定了各种法规，推算夏、商、周三代的历法以编组历史顺序，按春夏秋冬的先后依次贯穿连缀各种事件。各诸侯国建立后，都有自己的历史，借以扬善憎恶，树立良好的舆论风气。

自周平王东迁国势衰微削弱，政治不能步入正途，法规典章散乱，伦理道德败坏。那时孔子忧虑王道的缺失，哀伤当时礼乐文明的衰落，在闲居时曾喟叹凤鸟不至，还到大路上为死去的麒麟悲泣。于是就和太师订正《雅》、《颂》的乐曲，根据鲁国的史籍编纂《春秋》，列举史实的得失来表示贬责或赞扬，征引国家兴亡之事以表明劝勉和警戒之意。在《春秋》中有一个字的褒赞，就比得到高官厚禄还要珍贵；受到只言片语的指责，那就比遭到斧钺的诛杀还要深痛。但是《春秋》的意旨幽微精深，其文辞则委婉而简约，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确实理解了它的微言大义，于是推究它所记史实的始末过程，创造了《左传》这种为经书作传的体例。所谓传，就是转的意思。转达经典著作的旨意，把它传授给后人，确实是圣人著作的辅助读物，史书中的首出之作了。

到了合纵连横的战国时代，史官的职位还保存着。秦始皇一统七国，而战国的历史却保存在各国的简策里。由于这些简策只是记录史实而没有依序编排，所以就以其简策名为《战国策》。汉高祖刘邦消灭了嬴秦和项羽，有多年的武功积累，陆贾稽考、取法古代史书，著作了《楚汉春秋》。到司马谈时，他家世代执掌简策；司马迁又继承其父之志，甄别、叙述历代帝王的功绩。如果比照《尚书·尧典》称之为“典”，但其中混杂着并非圣人的“中贤”；如果效法孔子将所著题名为“经”，但文章写得又远不如大圣孔子。所以就仿照《吕氏春秋》的体式通称为“纪”。“纪”作为纪事纲领的名号，也是很宏大的称谓了。所以他用“本纪”来叙写帝王，用“世家”和“列传”总合记录诸侯和重要人物，用“八书”来铺叙社会政治体制，用“十表”来谱写重大事件和爵位分封，这虽与古史体式不同，但把历史事件都叙述得很有条理次序。至于《史记》如实记录毫无隐讳的宗旨，渊博雅正而善于雄辩的才能，爱好奇异而违反经典的舛误，体例错杂不当的缺失，班彪的评论已经很详细了。

到班固撰述《汉书》，继承了前辈的事业，查阅司马迁的著作，确实得益甚多。他《汉书》中的“十志”完备而又丰富，赞和序的文辞宏伟而又华美，表现儒家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风格，确实具有传统的遗风和韵味。至于宗法经书矩式圣人的典雅，条理清楚内容丰富的功绩，不顾父名窃取其成果的罪过，接受贿赂出卖文辞的错误，仲长统已辨析得非常详尽了。览阅《左传》中的叙事，它附属于经文而与经文相间出现，文辞虽然简约，但人物的姓氏宗族却难以分清。及至《史记》中的列传，才开始详细地把各类人物分别叙述以便于阅读，后来著述史书的人都仿效这种作法。到了汉孝惠帝不理政务，由吕后摄政掌权，班固和司马迁都为她专门立纪，违背经典不合于实际，为什么这么说呢？自庖牺以来，从未听说有女人做皇帝的。汉朝的国运遇到这种不幸的事，难以成为后代的礼法。“母鸡没有啼鸣报晓的”，这是周武王首先发出的誓言；“妇女不要参与国事”，这是齐桓公在会盟时的誓辞；宣太后扰乱秦国，吕太后危害汉朝。这岂止是政务难以托付于女人，就是给她们立名号也应该慎重啊！张衡执掌史官职权之后，和司马迁、班固同样糊涂，对元帝王后，也要专门立纪，荒谬得确实过分了。考查子弘虽非嫡出，但总算是孝惠皇帝的后嗣；孺子诚然年幼，却实在是汉平帝的继承人。这两个人可以立纪，哪里能为吕后和王后立纪呢？

至于东汉的史书，原始于《东观汉记》。袁山松和张莹的著作，都偏颇驳杂没有伦次；薛莹和谢承的史书，粗疏谬误实难征信。而司马彪著述的翔赡真实，华峤论著的准确恰当，可谓之当时史书中的杰作。到了魏代三国竞雄时期，各种记传相继问世。如《阳秋》、《魏略》之类，《江表》、《吴录》之属，有的过于激昂而难以征信，有的则疏漏粗略而不得要领。惟独陈寿的《三国志》，文质相扶而又明晰和润，荀勖和张华把他比之于司马迁和班固，并非虚妄之誉。至于晋代的史书，依靠史官著作郎编撰。陆机开始编写而未能完成，王韶之续写其末也没有写到晋朝灭亡。干宝著述的《晋纪》，审定正确而有次序；孙盛的《晋阳秋》，则以简明扼要为优点。按《春秋》的经和传，都有编写的原则体例。从《史记》、《汉书》以下，就没有凡例作为标准了。到了邓粲编撰《晋纪》，才开始建立条例。他摆脱了汉魏史书的旧式，效法殷周时代的典籍，虽说是偏居湘州的学者，却也悉心于学习典谟。后来孙盛在《晋阳秋》中树立的体例，就是邓粲设定的规矩。

推究历史书籍的写作，必定要贯通百家之说和历代人物的史实，写出传流千年的历史，揭示朝代的强盛和衰微，借鉴其昌兴和败亡的经验教训。使一个时代的法典制度同日月一道而永存；使帝王的功勋业绩与天地一起久远而光大。所以在汉朝初年，史官职务重要而显赫。全国各郡的文书簿籍，都要先汇集在太史的官府里，以便于史官详细了解各地的管理情况。史官还要阅读藏书，查考珍贵的档案，整理破损的帛书，搜检残简断策，为的是要全面而精练地去考查古代历史。因此确立史书的宗旨，选用史书的言辞，应当按照经典之范树立准则；在史书中进行劝勉鉴戒肯定或否定，则务必以圣人的思想为主宰；然后才能诠释得清晰，评论得全面，苛刻或讹滥的评述就不会出现了。然而纪传作为史书的体式，是按照年月来编撰史事的，并非泛泛空论，而必须按照史实来叙写。年代久远的史料有所差异而难以写得精密，历史事件积累过多其始末就容易疏略不明，这确实是综合汇编史料的困难。有的本来是同一件事，却有好几个人参与其中，如果分两处记叙则有失于重复，如果偏只写到一个人的传记里又有不全面的缺陷，这也是诠评、编组史料时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因此张衡指责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的舛误不当，傅玄讥讽《后汉书》的冗赘烦琐，都是这一类的问题。

至于追述远古的历史，时代久远了就多有伪误。公羊高说：“传闻的事常有不同的说法”；荀况则说，“录古则略，叙近则详”。史料有疑就宁缺而不录，历史是以真实可信为贵的。但是世俗都喜好奇异的事，而不顾事实真相的整理。本只是传闻却要把它渲染为真事，本来是追录远古却想把它的详情写出来。由此便抛弃公认的通说而采用奇异之见，穿凿附会地阐述不可靠的说法，传统史籍中没有的，我的书中却要写得多一些，这就是史书产生讹误和混乱的根源，也是撰述古代历史的极大危害了。至于编述当代的纪传，时代相同也多有虚假，即使孔子记述与其同时代的鲁定公、鲁哀公的隐微之辞，也受到了世道人情和利害关系的影响。有些史书写功勋荣耀的家族，即使是平庸之辈也要尽量地夸饰抬举；写困顿败落的人士，虽有高尚的品德也要予以嗤笑而使之埋没无闻。时而风吹霜落时而阳光雨露，笔尖上有冷有暖。这又使同一时代的历史受到了歪曲，真是可叹息的事啊！由此可见记述远古是那样虚妄矫饰，记叙年代近的则又是这般回曲不正，要公正地辨析事理，只有依靠天良之心了！

至若对尊者贤者隐讳其缺点，这原本是孔子的神圣旨意，因为微小之瑕疵不会有损于美玉的质地。对奸恶之事要加以惩戒实在是优秀史家应当执正而书的，犹如农夫见到田里的杂草，必定要锄掉一样。像这样的举措，也是万世共同遵守的准则。至于寻绎繁杂事料的头绪以引领全部内容的方法，务求信实而抛弃奇闻异说的要领，明了从开头到结尾的顺序，品评斟酌事件得失的原则，掌握了上述这些纲领之要，那么其他的许多道理就会相应地贯通了。但是撰写史书的任务，乃是综合包举一个时代的史实，对天下负有责任，还要受到各种是非的责难。执笔写作承担重负，没有比这种事更为辛苦的了。司马迁、班固都是已经精通编写史书之道了，却还要受到后世的诽谤。如果任由私情而失去公正，那么这样的史书就危乎殆哉了！

综括而言：史官之设始于轩辕黄帝时代，史书的体制则完备于周公和孔子。世代经历的事都编入史书，善的恶的一并总会其中。宣扬好的裁贬坏的，千秋万代都会惊心动魄。史书文辞要宗奉左丘明，直书不隐则要归依南史氏和董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