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史官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

中国古代有着独特的史学传统，可以说早在夏商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专业的史官，使得我们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这是很让我们感到骄傲的地方。

但与我们认知大相径庭的是，古代史官起初的职责并不是记录历史，而是要从事包括求签算卦、祭祀问神、天文历算甚至是看病问诊等一切与鬼神打交道的事情。

也就是说，传统的史官实际上是神职人员，记录历史只是从他们本职工作中衍生出来的副业而已。这种现象被称为“巫史同源”，由此也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巫史传统”。

“巫史”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时间所限我们没办法展开细讲，这里就简单举一个例子。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

意思就是说，他自己所在的家族，在朝中掌管史料文献和天文历法相关的工作，其地位与那些算卦求签、跳大神的人基本相当，不过就是皇家豢养逗乐的戏子罢了。

司马迁的说法固然夸张，过于贬低了史官在汉朝时的地位，但却也向我们道出了一个真相，那就是至少在汉武帝时期，史官还没有从传统职责中彻底分离出来。

汉朝尚且如此，那么在比汉代更久远的春秋时期，史官与巫、医、卜、祝这些神职人员之间的关系就更密不可分了。因此，讨论春秋时期的史官为何要记录历史，他们又是以何种形式记录历史，这就变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春秋》记录历史有什么规矩吗？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董芬芬在一篇小短文中讲到，鲁国的《春秋》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告庙”文本，我们可以将其理解成是国君向祖先汇报讲话的提纲。既然是向祖先汇报近况，那么其中所记录的必然是祖先想要了解的事情，至于说后人想要了解些什么，这些都不重要，史官也不会去关心。

《春秋》中所记载的事情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本国发生的事情——比如国君即位、出国访问、发动战争，以及公室主要成员的婚丧嫁娶，大夫代表国家参加会盟或者征战——这些都属于国家大事，事前需要进行占卜，事后要到宗庙里向祖宗汇报战况，这些都会记录下来藏于秘府。

《春秋》除了记录本国历史之外，也会记录一些其他国家——包括王室——发生的大事。这些事件的记载有两个根本的原则：一是必须要有当事国家的通告，二是通告必须要在宗庙中举行仪式，这二者缺一不可。比如著名的“晋赵盾弑其君夷皋（音豪）”，“齐崔杼弑其君光”都是依赖诸侯的通告才记录在案的。

假如邻国发生了重大事件，但对方没有来通告，史官即便是听说了，也不能根据传闻臆测，因为一旦你臆测的不准，那岂不是在欺骗神灵了吗？对方来通告了，但通告的内容有错误，史官就算知道是错的，也不能随意更改，因为你记录的内容与祖宗听到的不一样，同样也是一种欺骗。

就比如说公元前720年三月二十四日，东周第一任天王周平王去世，王室派往鲁国的使者把天子去世的时间通报成了十二日，《春秋》也就将错就错，按照错误的时间记载。

《春秋》记载事情都极其庄重，原则上一旦记录在案就不能更改。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假如国外的宗室要求更改通告，本国的史官似乎也没有权力拒绝。

比如春秋后期时，卫国权臣孙林父和宁殖联手将国君卫献公赶出了国门，诸侯的史册上都写上了“卫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后来宁殖病危，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于是就把儿子宁喜叫到床前，让他一定要把这件事掩盖过去。否则的话，他在天上宁愿饿死也不来享受族人的祭祀。宁喜后来果然如其所愿，把卫献公又迎回了国内，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春秋》，就已经没有了原来的那句话，而是变成了“卫侯出奔齐”，这就是宁喜为父亲遮掩的结果。

《春秋》是鲁国独有的吗？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春秋》是一部鲁国的国史，采取的纪年方式、记录的历史事件大都是以鲁国为主，这就很容易给我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春秋》就是鲁国国史的专称。

但实际上，周代的诸侯国大都有治史的传统，各国都有专门的史官记录历史，形成的史书也基本上统称为《春秋》，并不只有鲁国的国史才叫这么叫。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墨子，是一个特别喜欢讲鬼怪故事的人。可能是故事讲得太过于天马行空、不着边际，听众难免会犯嘀咕：“你讲的这些乱七八糟的都是啥呀，世界上难道真会有这么荒诞不经的事情？”

这个时候，墨子就会一本正经地回答说：“这件事是收录在《周春秋》上的，可不是我瞎编的，你们爱信不信。”

墨子讲过的离奇故事很多，提出疑问的人恐怕会更多，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他振振有词地回答说：“这件事是收录在《燕春秋》上的，那件事是收录在《齐春秋》上的，还有《宋春秋》上记载的故事更加玄妙，你要不要听啊？”

到最后实在是被逼急了，墨子也是有些抓狂，就干脆说：“你们不要怀疑我的治学精神，我可是见过‘百国春秋’的人，没有根据的话怎么可能会乱讲？”

墨子是真的见过“百国春秋”，还是仅仅为了显摆自己见多识广而吹牛，这些事情自然是搞不清楚了。但很多人都相信，他所提到的“百国春秋”应该是真实存在过的。比如在《国语》中就提到，说晋国大夫羊舌肸“习于春秋”，这里的春秋指的就是晋国史书，可见用《春秋》来称呼列国史书是当时的通例。

古代史书为何会被称作《春秋》？

有人或许就要问了，为什么各国的史书都要取一样的名字，难道不会乱吗？

说这话难免就有些太过于苛责古人了。要知道，周朝还只是中国古典文化草创时期，那个时候的人们并没有“书”的概念，写史也只是为了把一系列历史事件连缀在一起，不见得就非要给他取个名字。只不过是到后来，出现的书籍门类越来越多，人们在引用的时候为了区别开来，才逐渐按照习惯给这些书取了些名字。

所以你就会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著作尽管现在看来都属于是经典，但取的名字却非常简单粗暴。就比如《孟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的著作，都是以作者的名字来命名，书中的章节名也是从首句中摘取，当时著书立说的人压根就没有考虑过还要取名字这么麻烦。

至于《春秋》的得名，一般来说主要是出于古代史书的写作习惯。各国史官在记事的时候，都会特别标出一年四季，即便是有哪个季节无事可记，也一定会标上“春王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以免引发混乱。人们在为这些史书取名的时候，就从四时中摘取“春秋”二字作为书名。

当然了，有些国家的史书也会有专有的名称，比如上面提过的《晋春秋》就有一个单独的书名叫《乘》（音剩），楚国也有一部史书叫《梼杌》（音桃物），只是在经历了秦火之后，这些书到汉代的时候就已经看不到了。

不过，历史有时总是会给我们带来意外之喜。在秦灭六国的硝烟散去五百年后，一名神秘的“摸金校尉”在盗掘战国古墓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几十车古书残简。

人们从中发现了一部与《春秋》体例相似的古书，但记载内容的时间跨度却远大于《春秋》，这部书的发现不仅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时至今日依然为研究古史的人津津乐道。这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