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史研究者而言，打交道最多者莫过于文献和书籍，对二者的讨论似乎是老生常谈。然而，当我们追问：什么是文献？什么是书籍？什么是文本？中国古代刻有文字的甲骨、简牍、铜器，西方刻有文字的泥板，它们属于文献还是文物？文献、书籍、文本、文物，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文本如何变成文献和书籍？这些看似普通的术语放到一起却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学术难题。

5月25日—27日，由浙江大学外语学院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人文学院古籍研究所共同主办，商务印书馆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协办的“中西比较文献学与书籍史研究工作坊”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商务印书馆等单位的22位学者应邀参加了会议。

5月26日上午，工作坊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开幕。浙江大学世界文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聂珍钊教授率先致辞，他认为文献和书籍对人类文明的价值无可取代，文明历史越悠久，文献和书籍越独特，这种文献与书籍的交流对比就显得更加必要。将人文领域不同学科集合在一起，讨论各自关心的前沿问题，正是本次工作坊希望达到的目的。

工作坊召集人、浙江大学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主任郝田虎教授认为，罗马神话中的杰纳斯有两张面孔，可以用来比喻本次工作坊：这两张面孔既面向过去，又面向未来；既面向中国，又面向西方；既面向本学科，又面向跨学科。工作坊另一召集人人文学院副院长冯国栋教授介绍了工作坊的缘起。冯教授认为中西古今学术研究的对象虽有不同，但皆以文献与书籍为基础。对文献和书籍的处理，东、西方都有悠久的传统，互相借鉴印证非常必要。而跨学科研究，常可以使我们反思本学科那些“视而不见”“习以为常”的基本问题，而对基本问题的拷问，常是学术转型的先导。这就是组织这次工作坊的最初缘起。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王永和商务印书馆编审杜非也分别致辞。

会议主题覆盖石刻文献、抄本、手稿、版本、目录、校勘、版权、阅读史、印刷史等中西文献学和书籍史话题，采用一对一评议的方式对与会论文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

文本之内到文本之外

中国传统文献的价值是多层面的，其文本性一直是传统文献学研究最为重要也是最受关注的层面。以浙江大学胡可先教授《新出唐代诗人墓志的价值定位与内涵探析》为例，诗人墓志类型丰富，撰书者身份各异，创作原因也不尽相同，文本中有大量关于诗人生平事迹、诗歌创作、婚姻家庭、文学成就的记载，对于正史中立传甚少的诗人而言，这些记载无疑是诗人生平资料的渊薮，具有传记文学研究的特殊意义，同时也具有诗歌辑佚的重要价值。文献的特性是多重的，除了文本价值，尚有不少值得挖掘之处。

南京大学程章灿教授多年来工于石刻文献研究，他认为从物质文化的角度来看，石刻尚可以是尤物、礼物、景物、玩物、造物、文物。他的研究以朱熹为中心，朱熹一生致力于石刻的文化利用与创作，朱熹与石刻的关系可以用“朱熹的石刻”与“石刻的朱熹”来概括。前者指朱熹所收藏的石刻拓本、撰书的石刻文以及由此获得的石刻研究成果，石刻的文化蕴涵因朱熹而不断开拓和丰富；后者指朱熹通过其题刻、题咏展示自己的学术、思想，这些石刻共同参与了朱熹形象的传播和塑造。这为我们理解“朱文公”的谥号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就文献的文物性价值而言，北京师范大学张哲俊教授通过对《史记》记载“箜篌瑟”的校勘以及卧箜篌形制的研究，指出两千多年来古今文人学者都认为箜篌瑟是箜篌与瑟两种乐器，其实箜篌瑟正是卧箜篌的最初名称，由此也引发了古代诗人与当今学界一个常见的问题，即古代文人只喜欢用最初的记载，没有关心最初记载之后发生的变化。当今学者使用文献时，也是一味地重视初载文献，并不关注后来的变化，结果就无法明白考古文物与文献记载的不同，由此带来的混乱不一而足。冯国栋教授认为，传统文献学主要关注文献的内在内容，对文献的物质特征、社会功用关注不够，应该尝试建立兼顾内外的文献研究。他以大川普济塔铭为例，重建了塔铭生产的过程，从行状撰写到塔铭上石，中间经历了诸多环节，在塔铭的最终文本和物质形态中留下了痕迹。如果不了解塔铭的生产过程，就不能通过这些痕迹重建历史事实，容易被误导从而得出有悖事实的结论。因此，在通过文献了解历史之前，必须研究历史文献本身的历史，应当把文献当作历史遗留下来的文物，而不是将文献中的记载或信息当作历史本身。上述几位专家的讨论反映出当下文献研究已不仅仅立足于文本本身，物质、文化等因素对文本内容及其传播的作用正在彰显，文本的物质载体以及文本在物质意义上的呈现方式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

文献如此，承载文字的手稿亦是如此。手稿是书籍的原始记录，是文本的最初载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缺少对原典的研究，对文本与文化的深层理解无法实现，中西方在这一点上殊途同归。复旦大学苏杰教授分梳了西方手稿研究的概况。他首先就译名分歧谈到了中西文献学比较研究中的接轨与错位，强调了厘定术语的重要性；然后主要以“手稿与文本校勘学研究”、“手稿与文本发生学研究”、“手稿的整理出版”为目，对西方相关研究进行了概要介绍，以期为方兴未艾的中国作家手稿的整理与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而济南大学陈静教授则从抄本的社会背景入手，比较了中西方抄本时代雇佣抄书关系中的抄书人在职业特征上的不同。中国抄本时代的佣书者一直是贫寒士人，他们多以个体身份直接与雇主打交道；而在西方，抄书人自古就与书商发生密切关系，凸显了中西方文明的不同走向。

浙江大学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主任郝田虎教授以1720年版《弥尔顿诗集》为具体例证，使用西方分析目录学的方法，从印刷史和出版史的角度探讨了该书排版、插图和导字之间的关系，展示了分析目录学的一般方法，以此揭示文学文本的呈现形式及其生产过程。郝教授认为，外国文学研究需要研究方法的革新，西方目录学（包括分析目录学）的方法将有力推进我国新时代的外国文学研究和文献学研究。作为研究背景，他还简要介绍了分析目录学在英国和美国的发展概况、代表人物及方法论特征。浙江大学何辉斌教授则以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与四开本为例展示了波拉德的新目录学。波拉德把文本校勘与图书的物质形态研究结合起来，自他之后，英美目录学开始由文本之内走向文本之外，在有机融合中诞生了影响深远的新目录学。

除了物质载体，文本背后的创作主体及受众也是本次会议的重要关注点。北京大学程苏东副教授以《春秋》及其早期阐释为中心探讨了书写文化的新变和士人文学的兴起。他认为早期《春秋》学建立了一种基于“私人性书写”的文本阐释体系，这种私人著述不同于宫廷文化传统的程式化书写，强调个人价值和个人化的书写风格，读者也需要通过对个人化书写的把握来体会书写者的独特用心。这种革新影响了士人文学传统的建立，值得研究者关注。

静态书籍到动态书史

从唐人墓志到西方抄本，与会学者尽数中西文献之珍宝，将文本之外的历史与故事娓娓道来，为工作坊提供了扎实的比较文献学研究。与此同时，工作坊的另一重要研讨对象则是书籍史。立学以立身为先，以读书为本，唯有以书为本，方知学统之演变。书籍史研究恰恰为此而生，书籍之发生、发展及演变皆融会贯通于这一似小非小的学科内，用历时的眼光看待书籍恰能烛照共时视角下看不到的幽暗处。

山东大学何朝晖教授以中西书籍史比较为基点，简要回顾了中西书籍史比较的历史，梳理了中西比较视域下中国古代书籍史研究的若干主要论题，如印刷时代、阅读革命等，指出以比较视角研究中国古代书籍史需要注意的陷阱和误区，并展望书籍史比较研究未来的发展前景。南京大学赵益教授针对该问题也进行了独特思考，提出中西文献传统没有高下之分，只有特色不同，而基于中西比较的视野来考查中国古代文献，更有助于发现中国古代文献历史成就的独特性。其独特性有三：第一是具有独特的连续性内涵，其中最重要的是书写系统独一无二，文献书面语一以贯之；第二是文献整体在各个方面保持稳定；第三是中国古代文献主要是以精英文献为主。这些历史特点是通过中国古代文献的具体实际体现出来的，因此也必然能与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基本特色相互印证。

复旦大学王柏华教授以美国诗人狄金森的手稿研究为起点，勾勒狄金森诗歌从手稿本到印刷本再到电子本的变化过程，聚焦几首诗作的文本实验要素在书籍史中的抹去、复原与流变，以进一步反思狄金森诗学实验，为狄金森中译提供可靠基础。河南大学王鹏飞教授介绍了罗杰·夏蒂埃独树一帜的书籍史研究，这位年鉴学派第四代代表人物洞察到以往书籍史研究中的方法论过失，开创了计量史、心态史与新文化史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对阅读实践的强调扩大了书籍史研究的范围。夏蒂埃整合了西方书籍史研究，将书籍史研究带到新的高度。

浙江大学王勇教授探讨了比较文化视域中“笔谈文献”如何巧妙地融合了视觉与听觉。“笔谈”是东亚汉字文化圈独特的跨语言交际方式，由此形成的文本兼具口头语与书面语特征，既无法在东方传统文体中将之归类，也无法用西方语言学理论揭示其本质，因此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文献体裁。笔谈文献表现出许多独特的特征，它延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形式独特、内涵丰富、体量巨大，具有特别的研究价值。而浙江大学姜文涛博士则从近来北美文学研究模式变化的角度来阐释数字人文出现的学科环境，并将其放置在西方近代文学以及作为大学学科体制文学研究的历史语境中，以期引起关于数字媒体时代文学研究和教育的反思。

此外，北京大学杨明教授、浙江大学李承华副教授和复旦大学张仲民教授分别从法学、艺术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探讨了英国版权的起源、木版复制时期的图文关系以及梁启超与近代中国阅读文化的形塑等重要的书籍史问题。他们的专业展示将中西书籍史研究引入了广阔而迷人的跨学科视域。

正如主持讨论的沈弘教授和赵益教授所说的，工作坊为中西比较文献学与书籍史研究开启了破冰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