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4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三十三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郭永秉作题为“先秦思想研究的‘二重证据法’偏好及其文本困境”的演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胡敕瑞主持，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平安评议。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郭永秉

郭永秉教授首先指出，新出土文献给先秦思想研究提供了诸多重要的新材料、新知识和新问题，对研究先秦思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战国秦汉简帛古书资料，如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郭店简、上博简等。这些材料，即使是有传本的古书资料，在内容上也经常出现与传本不同的地方，而那些更具研究价值和文献意义重大、在传世典籍中已不见身影的佚书则尤其珍贵。

参考陈寅恪先生、裘锡圭先生等人的定义，郭永秉教授对“二重证据法”偏好的概念予以明晰。他认为，近代学者多自觉使用的“二重证据法”是结合地上地下的材料，对历史问题等进行深入探讨，在先秦思想研究方面，亦是如此。陈寅恪先生将新材料比作残破的古画片段，将旧材料比作古画的大致轮廓（摹本），并认为复原工作需以摹本为根本，方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裘锡圭先生指出，古典学研究应避免不恰当的“趋同”和“立异”的问题，也是对“二重证据法”使用戒律的重要探索。但是，“二重证据法”在具体使用当中，常常会遇到相当多的复杂问题。

至于文本的解读困境，郭教授认为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对古画残片的文本信息是否能正确、充分地提取；第二类是对古画摹本的文本信息是否能正确、充分地提取；第三类是摹本与残片能否相对应匹配；第四类是如果摹本与残片确定是匹配、关联的，但又存在内容冲突时，如何确定冲突的内容是否有价值——如果确有价值，又反映了什么样的事实，到底是以摹本还是以残片为准，或者是两者皆部分正确、部分错误。

郭永秉教授首先针对前三类困境给出了自己的解答。对于第一种困境，他以《老子》中的“圣”“孝慈”等字和《论语》中“其舍诸”为例，通过孙雍长先生和李零先生关于“其舍诸”的争论，指出了今本和古本文本信息的正确提取方式。对于第二类困境，他以《庄子•天下》中的“亘（极）先无有”到“亘（极）无有”再到“恒无有”的误读和避讳改的“常无有”为例，讲述了自己对于古画摹本文本信息的充分提取过程。至于第三类问题，他则以《墨子》佚文和上博简《容成氏》为例，强调要避免两种简单化的倾向：第一种倾向为通过语词文句的二重证据简单比附，随意推导“碎片”的家派归属、思想属性；第二种倾向为为不认真细致阅读分析、统合研究“碎片”文本，夸大家派之间的影响、交融的一面，模糊歪曲“碎片”的定位。

针对第四类问题，郭永秉教授则结合自己的治学内容，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先以《孔子见季桓子》中对待“邪民”的主张为例，对比《论语•为政》和《论语•颜渊》中的记载后指出，历史上就被拿来做“二重证据法”研究的传世文本本身有着极其纷纭的解释，而出土古书的解读也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和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若使用“二重证据法”必须慎之又慎，不宜轻易根据文本的相似而作比附、申发，而应对所掌握资料的有限性做充分估计，并对“残片”与“摹本”做好切实的文本梳理、研究。

接下来，郭永秉教授以孟子到底是否批评过《性自命出》的讨论为例，做了更为细致的解说。《性自命出》年代在孟子以前，反映的正是当时“天下之言性也”的情况，为破解《孟子》“天下之言性”章提供了重要材料。梁涛先生在《与「天下之言性」章》一文中提到：1998年在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竹简中，有《性自命出》一篇，其中明确提到“交性者，故也”，因此，他将“性”、“故”联系在一起，并对“故”字作了专门解说。从梁先生的观点来看，孟子以前，人们往往将性、习联系在一起，并认为人虽然具有性，但需要经过后天的修习、培养。可以说，这是当时一个普遍的观念，为儒道各家所承认。孟子有言“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应当正是对此而言的。但对于所谓“交性者故也”的“交性”怎么理解，“故”如何有修习的意思，梁涛先生却没有讲清楚。因此，其说出后，有多人商榷、反驳。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局部：“交眚（性）者，古（故）也。”

裘锡圭先生在肯定梁涛对“性”、“故”的联系上加以补正。裘先生认为，释“交”的意见影响很大，但他否决了过去对“交”字的释法，主张此字应释为“室”（或下加心旁）。2003年，经过反覆的权衡考虑，裘先生最终放弃把“室性者故也”读为“实性者故也”的选择。他认为应读为“节性者故也”，即在心性修养过程中，节性属初级阶段，且是比较被动的做法；“故”不大可能指节性的主体的主动行为，而应该指能节制人性的成例、规范、制度之类的东西。

裘锡圭，《谈谈上博简和郭店简中的错别字》，2002

郭永秉教授认为，两位学者的解释依旧存疑。例如，李世平等指出：“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从文义上讲，孟子批评的是反对把“性”等同于“故”来阐释，且“室（节）性者故也”只是说用来“节性”的是“故”，“故”与“性”并不是一对对等的概念。李锐也认为，所谓“天下之言性”是泛论当时各种学说对“性”的看法，应有其共同性：如果“故”是指仁义礼智等规范准则，那么，对道家等而言，这根本就不被认为是人性中的一部分，又怎么能包含在“天下之言性”内？况且裘先生认为“节性者故也”也是孟子所反对的，这意味着孟子反对孔子，似乎不妥。因此，李锐先生提出或该考虑用“实性”说来回避这个矛盾——就《性自命出》来看，这里所说的“性”，是指那个来自天命、天赋的“性”。

在梳理总结了前人的争论后，郭永秉教授阐述了自己的考证过程和理解思路。首先，从文字的训诂考据上，他认为释“室（或从心）”的意见恐难成立。《性情论》此字去掉“心”旁和所谓“宀”的部分，实难以看成“至”的简省。“至”旁在先秦古文字中有时确实可以简省，但没有例外都是把最下一横省去，但箭镞的两笔则不会省。他考究了战国简中的“至”字各种（系）写法，以及上博简、郭店简、包山简、望山简、九店简中的部分“室”字，以及郭店简的所谓“室”字的误摹问题。郭永秉教授指出，这个字应当是“”字（即“惇”字）的异体。《性自命出》的字形，就是“”字在战国楚文字中的一种最简化的写法。

战国简中的“至”字各种（系）写法

上博简、郭店简、包山简、望山简、九店简中的部分“室”字

“

”字字形的演变

“亯”（包括形近的墉字初文上部）在齊、楚文字中的簡化寫法

至于《性自命出》中的“故”字，郭永秉教授认为，裘先生把字释读为“节”实际上偏向于制度、规范一类对人性加以框限的东西，比一般人理解得要窄。但是，因为其他学者对于“实性”、“节性”等释读问题没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把握，所以对“故”的理解也就难以切中肯綮。如果简文是“敦性者故也”，那么，对“故”字具体所指，则应重新斟酌。他认为，敦，厚也、笃实也。“惇”字的常训也是厚，音义与“敦”同，《国语》就屡见“厚性”的说法。因此，郭永秉教授认为，“故”应指《诗》《书》《礼》《乐》，尤其是《诗》《书》。“敦性者故也”一句说的就是心性的修养与《诗》《书》等故籍的关系的，与孟子批评的“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没有联系。

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郭永秉教授则回到《孟子•离娄下》二十六章的文本，通过解读朱熹、焦循、陆九渊、张岱年等人的思想进一步阐释道：虽然用来“敦性”的“故”是有为为之的，但这不应该是被孟子所反对的。孟子自己常常在阐说、论辩中引用《诗》《书》，甚至有时对这些典籍中的某些内容根据自己对于人性论的判断加以删用解说。例如，在讲完仁义礼智四端之后，孟子接着说：“《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这为性善论找到了天生之“则”，因此“敦性者故也”不但不是孟子所批评的，反而可能应该是思孟学派所提倡的一种利用故志、故典对民性进行培育的观念。

最后，郭永秉教授谈到了自己的治学理想。他表示：在出土文献与传世古书结合背景下，研究先秦思想大有可为，可以在不少地方将过去的疑问看得更清楚，或者发现、解决新的问题。与此同时，对于先秦的思想家及其思想，人们依旧有很多未知之处。对于这些文本，也还有很多没有充分消化的地方，有待我们认真地加以研读、理解，并尽最大可能、实事求是地将残片和摹本结合好，达到合则双美的目的。他希望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多关注古文字研究；也希望研究古文字的学者，也将目光稍稍放开阔一些，多关注历史、思想、制度方面的研究进展，不宜固步自封。

胡敕瑞教授

赵平安教授

评议阶段，胡敕瑞教授高度肯定了文字的训诂之功，并认为若文本没读懂，生发内容就会变得很困难。赵平安教授也对郭永秉教授通过经典案例来解释如何利用出土文献研究思想史做了高度评价，认为他积累深厚，有敏锐的学术眼光，尤其是对“至性者故也”的解释引人深思。此后，郭永秉教授与赵平安教授就主题演讲为何采用“偏好”二字、“”把下部分省去只剩上部分是否确切以及考据中的汉语古声部等问题同现场听众进行充分而热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