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27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七十二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阅读史——理论、方法和实践”。文研院访问学者、中国海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治主持并作引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辉、北京大学中文系 教授王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季剑青、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袁一丹、自由撰稿人宋希於、出版人周运出席并作主题发言。

张治

中国海洋大学中文系

论坛伊始，张治副教授表示，“阅读史”这一选题起因于他正在撰写一部书稿——《钱钟书的阅读世界》。这本书原本侧重于空间上的考量，现预加入时间性维度以把握钱钟书书斋生涯的重要时刻。在西方阅读史研究中，存在诸如阅读方式的文化史、社会史等多种视角。从文学的视角看待阅读史，主要是以重要作家为中心。这一视角不仅关注变迁的书籍史，还包括作家的精神活动。

张辉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随后，张辉教授以“过去的现在性：从一个T.S.艾略特的命题说起”为题发言。他认为，阅读在很大意义上关联着我们如何面对传统，他将阅读这一概念与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联系起来。这本书描述了三个命题：其一，过去具有现在性；其二，现在具有过去性，不仅过去决定了现在，现在也在改变过去；其三，阅读的过程即放弃个性的自我，也是有意识地成为某种传统的根续。

关于过去的现在性，张辉教授以现代诗人冯至为例进行说明，冯至的精神史演变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和阅读史的进程相互联系。冯至早期是浪漫派诗人，但随后，他的阅读对象从里尔克转向歌德，再从诺瓦利斯转向杜甫。这一阅读史的变化既反映了他精神选择的曲折性，也构成了他精神演进的内在动力。关于“现在”的过去性，张辉教授以奥尔巴赫的《摹仿论》为例进行说明。从今天的阅读规则、解释规则和写作规则来看，《摹仿论》文体内在的规定性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对于崇高文体、中等文体、低等文体等级性的规定已被颠覆，这体现出“现在”也在改变和修正过去的体系和统序。

王风

北京大学中文系

随后，王风 教授以“学术界与读书界”为题发言。“学术共同体”在不同的学科门类中情况各不相同，对人文学科的“学术共同体”来说，其学术内部（学术界）与学术外部（读书界）没有明显的落差，属于“有边无界”。这种特点的弱势在于显得人文学科专业性较弱，而优势在于学术界和读书界之间存在较大的沟通空间和可能性。学术界的人在处理学术问题时会有专门的工具和训练，这也使得阅读易被异化。读书变成读材料，而读书界的人倾向于以兴趣出发读“闲”书。两者处理的问题和阅读的兴趣不太一样，因此，学术界与读书界之间的良性沟通可以形成互补。学术界读书，读书界做学问，两者之间边界模糊，才是人文学科健康的生存状态。

季剑青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接下来，季剑青 研究员以“阅读史视野中的中国小说现代转型”为题发言。他认为，明清白话小说是一种文化消费品，阅读它是一种消费型阅读。这种属性同时与其作者属性相互关联。明清白话小说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改写、加工，因此，作者在更大程度上可被称为素材加工者或整理者。意大利文学理论家艾柯区分了两种阅读方法：阐释文本与使用文本。明清小说阅读便属于后者。有的阅读者从出版市场购买产品，对文本进行再加工后，重新投放到市场中；有的阅读者把阅读当作一次性消遣和休闲；还有的采用索引式阅读，例如，当时的文人圈子十分好奇《红楼梦》、《金瓶梅》的作者是谁，便通过了解作者去索引小说的原始素材。

到了晚清，新小说提倡者有意为白话小说赋予新功能，如梁启超就在《论小说与群治关系》提出用小说来传达心智、启蒙民众。另一方面，晚清小说家也有意识地去掌控小说意义的生成，并引导读者接受，以服务于启蒙事业。到了五四，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家反对将小说作为文化消费品看待，他们致力于用新颖别致的白话语言传播新文化运动的新思想，挑战普通读者的阅读趣味和消费习惯。总结来说，从晚清到五四，中国小说阅读模式经历了从消费型阅读向生产型阅读的转变。相应的，小说家不再是传统中作为公共性经验的提供者、加工者和整理者，而变成一个个有主体性经验的表达者。

周运

出版人

论坛下半场，周运以“严复与京师大学堂译书局藏书——严复1902-1904年的西文阅读”为题发言。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的创办最早属于戊戌变法的一部分。梁启超提出，译书是改革的第一急务，他向海外购买了一些书籍、报纸，但不到两个月便随着戊戌政变化为泡影。因此，译书局真正创办于1902年，严复任译书局总办。严复所订《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主译西洋书籍，与专译日文的上海分局相区别。接下来，周运介绍了严复的私人藏书。1897年家中失火，《天地球》所幸保存下来，其他藏书几乎全部散佚；严复1900年在上海时着手翻译《国富论》，原书现藏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室；另外，严复收藏有莫利的《文学研究》、《柏克》、《卢梭》等书，很有可能是在上海黄浦别发洋行所购得的。译书局书目中有严复签名批注的书共有七种，分别是：《文学研究》、《卢梭》、《批评文集》、《柏克》、《歌德格言与沉思录》、《法国革命史》、《金姆》。严复可能读过的书还有《社会通诠》《言语学》《群几权界论》等。梳理严复阅读过的书目可将其1902-1904年间的阅读活动串连起来。

袁一丹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随后，袁一丹副教授以“打开苦雨斋藏书：周作人阅读史初探”为题作发言。她首先以两张照片呈现了周作人苦雨斋的书房一角。袁一丹副教授对周作人阅读史的梳理，不完全是传统目录学意义上的文献整理，而是通过阅读史探究个人思想史，着重考察周作人逆势而动的道德观念背后的知识谱系。袁一丹副教授介绍了研究周作人阅读史的两个材料：一是1944年他发表在《古今》杂志上的长文《我的杂学》，二是1925年周作人应京报副刊所组织的青年必读书征集所列出的书单。关于阅读史研究的方法论，她在字面上借用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这一提法表示，阅读史研究也可采用类似方法，即文本内证与实物搜讨相结合。在实物搜讨方面，她分析了两种途径：其一是梳理周作人日记，该日记提供了清晰的时间线索，可以分段甚至逐日地去考察周作人阅读趣味的演变；其二是去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中央美院图书馆“打捞”散佚的苦雨斋藏书。此外，她强调，书籍作为一种实物所保留的阅读痕迹（如题记、批注、印章、划痕、茶渍、指纹等）对于研究也十分重要。最后，她借用海明威的“冰山原理”来比喻周作人的“书房一角”。读与写、私下阅读与公开发言具有不对称性，我们需要从周作人“书房一角”出发，去探求其思想的全部。

宋希於

自由撰稿人

最后，宋希於以“编辑家陶亢德的阅读和翻译史”为题发言。陶亢德是民国时期重要的编辑家，对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坛有着深远的影响。宋希於首先介绍了陶亢德的生平。他于1908年生于浙江绍兴，读过私塾之后以十多岁的年纪去苏州谋生，对新文学产生兴趣——阅读期刊，热衷文艺，文学梦萌动。随后，他辗转至沈阳，加入生活周刊社，成为特约通讯员，亲历并记录了“九•一八事件”。1933年，陶亢德担任《论语》的主编工作，后又参与《人间世》杂志的编辑工作。1935年，与林语堂创办《宇宙风》杂志。抗战爆发后，他在上海所办刊物和书房均停止活动，丧失一切经济来源，被迫滞留上海。1943年，陶亢德赴日本出席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会后在日访问半年，其后与柳雨生共同主持有日方背景的出版机构太平书局。抗日战争胜利后，陶亢德以“文化汉奸”罪名被逮捕，经历了“落水”岁月。新中国成立后，陶重拾编辑旧业，历任上海革新书店、群联出版社、新知识出版社、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等出版社编辑。在“反右”时期被打成“右派”，“文革”中遭到更严重的迫害，并于1983年病逝于上海。

在陶亢德前半生的阅读经历中，他爱读郁达夫，更爱读鲁迅，为周作人、老舍两位作家出版书籍获得成功，但为丰子恺出版的《艺术漫谈》却销量不好。而在其前半生的翻译经历中，他翻译了《滇缅公路》《怎样除烦恼：过美满生活》《苏联的领袖与人民》。后来，他的兴趣转向生物学，翻译了《配尼西林的故事》《生命的敌人：微子》《静静的顿河》《童年时代的高尔基》《蜜蜂的视觉、嗅觉、味觉和语言》《十字军东征》等书。直到晚年，他依然笔耕不辍，翻译了《微生物猎人传》《微生物学奠基人巴斯德》等书。总结来说，陶亢德的前半生将阅读兴趣贯穿于编辑事务之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推动；而在后半生，作为独立的阅读个体，在贫瘠年代坚持自己独有的阅读取向，体现了个人精神史的标本价值。

论坛最后，张治副教授进行总结发言。他表示，关于阅读史这一话题还有很多再讨论的空间，呈现出了丰沛生气和古朴力量。对于学者们来说，更新知识视野、变化研究眼光，比固守在安全的、自我的专业学科领域内重复学术生产更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