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于文，行己有耻——邓广铭诞辰115周年学术纪念展-米儿火

邓广铭先生（1907-1998）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当代宋史研究的开创者、奠基人、学术泰斗，被誉为“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先生在隋唐五代辽宋夏金史、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均有卓越成就，其代表性著述《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岳飞传》《辛弃疾（稼轩）传》《陈龙川传》《韩世忠年谱》《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编年笺注》等，在全国乃至海外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邓先生从学于北大，又执教北大六十余载，晚年出任 “文革”后历史学系首届系主任，创立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为北大历史学科的重振与发展、人文学术传统的赓续与弘扬做出了突出贡献。如今国内宋辽金史学界的中坚力量许多与他有直接或间接的师承关系，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古代史研究学科体系的建设与繁荣。

2022年是邓广铭先生诞辰115周年。为追念先哲懿范，传承人文精神，我们特举办此次展览，回顾先生的治学道路及学术贡献，展现他与母校北京大学的学术情缘，彰显其“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精神品格。

第一单元五四启蒙早年求学

1907年，邓广铭出生于偏僻闭塞的山东省临邑县。成长于家国飘零的动荡年代，这位自幼接受传统教育的少年，也逐渐接触到新文化运动的思潮，感受到思想的冲击。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周作人等许多参加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他心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成为邓广铭心向往之的学府。

1907年，邓广铭生于山东北部的临邑县。幼年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学习的也无非《四书》《五经》等传统读物。13岁考入临邑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他在校内一名教员处借到一部《胡适文存》，头一次看到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周作人等许多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的名字。图为《胡适文存》，亚东图书馆，1925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1923年，邓广铭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邓广铭在时任校长王祝晨的影响下，如饥似渴地阅读北京、上海等地的书报。然而好景不长，1927年奉系军阀张宗昌上台，撤换王祝晨一师校长的职务，激起了学生们的强烈不满。邓广铭因为参与发动罢课，被学校开除。正是在学生运动的游行队伍中，邓广铭结识了他后来的夫人窦珍茹女士。图为邓广铭与窦珍茹的合影及二人结婚时的婚仪。

1930年邓广铭报考北京大学未被录取，转入辅仁大学英语系读书。时任辅仁大学校长沈兼士邀请著名作家、学者周作人到校演讲，邓广铭对周作人的讲座做了详细记录。此后书稿由北京人文书店出版，定名《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将全部稿费赠与邓广铭作为答谢。图为邓广铭的笔记手稿和1934年人文书店初版之《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1932年，邓广铭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当时文学院以胡适为院长，史学系主任则由傅斯年代理。新请来的正副教授则有孟森、钱穆、顾颉刚等人，名家累累，颇极一时之盛。图为1935-1936年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及邓广铭在傅斯年、劳幹开设的“汉魏史择题研究”课程上的笔记。

大三时，邓广铭与同学傅乐焕、张公量为天津《益世报》主编《读书周刊》。此事得到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的支持，并亲自为《读书周刊》题词。图为邓广铭在1935年8月29日第十一版《读书周刊》上发表的《浙东学派探源——兼评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一文。（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藏）

据1935年10月19日《北京大学周刊》史学系布告显示，邓广铭初步拟定的毕业论文题目为《浙东学派研究》，而指导老师则是钱穆先生。（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大四时，邓广铭在选修了胡适先生的“传记文学实习”课程后，致信胡适，说明其愿意将毕业论文的研究范围缩小到为陈亮（龙川）一人作传。（中国近代史所藏）

1936年，邓广铭在胡适的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陈亮传》，获95分。胡适对这篇论文的评价很高，“逢人满口说邓生”。

1936年，邓广铭从北京大学毕业。此为邓广铭的毕业成绩单。（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第二单元烽火流徙崭露头角

自北大毕业后，邓广铭留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抗战爆发的最初两年，他困守北平，在风雨如晦中完成有关辛弃疾生平与诗文的名作。1939年，他奉傅斯年之召，辗转前往昆明，其后又随迁李庄，转往重庆等地，始终用功甚勤，对宋史各志的考订，均有重要创见。国家民族的现实境遇，人文学术的时代环境，受业恩师的帮助勉励，推动着邓广铭的宋史研究走向成熟。经由他的筚路蓝缕之功，宋代史学开始在中国新史学中独树一帜。

1937年，邓广铭在北京大学灰楼宿舍前。

邓广铭毕业留校后，主要从事两项工作：在胡适的指导下整理艺风堂金石拓片以及帮助钱穆先生整理《国史大纲》的资料长编。图为整理艺风堂拓片时的西式工作单（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是“第一次引入现代西方学术的观点来解析拓片的编目情况”。

胡适先生虽然对邓广铭毕业论文评价很高，但也提出邓广铭对与陈亮相交甚笃的辛弃疾关注不够，因而鼓励邓广铭继续从事辛弃疾的研究。图为1937年4月22日邓广铭致傅斯年信，汇报其正在进行的辛弃疾研究之做法及初步所获。（复制件，中研院史语所藏）

关于辛弃疾的研究，有梁启超、梁启勋兄弟的先行研究在前。在胡适先生的建议与鼓励下，邓广铭写出这篇有分量的商榷文章《及总辨正》，发表在《国闻周报》第14卷7期。（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这篇文章得到了陈寅恪、夏承焘诸先生的好评。邓广铭因此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研究经费，资助其进行辛弃疾研究。

图为邓广铭在北平时期完成的《稼轩词编年笺注》手稿。

邓广铭南下昆明后，曾有一段时期与陈寅恪先生朝夕相处，实际成为陈寅恪先生的助手。图为邓广铭旁听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佛典文学”课程的笔记。

图为1943年5月11日陈寅恪致邓广铭信，请邓广铭代为校改《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缺漏二处，并就《隋唐制度渊源论稿》的钞写事宜，请代为转询傅斯年先生（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藏）

图为李庄时期的中研院史语所，左十一为邓广铭先生。

邓广铭在李庄时期的主要工作是考证《宋史》，他相继完成了《宋史职官志考证》《宋史刑法志考证》等文章。陈寅恪亲为《宋史职官志考证》作序，称赞邓广铭“神思之缜密，志愿之果毅，逾越等伦。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

1943年，邓广铭在傅斯年先生的举荐下，转往重庆，在北碚复旦大学史地系工作。在重庆时期，邓广铭相继出版了《陈龙川传》和《韩世忠年普》，而《岳飞》出版发行的当天恰是日本投降之日。

图为邓广铭在复旦大学史地系为学生讲授“中国通史” 的讲稿。

抗战胜利后，受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之邀，邓广铭毅然回到阔别七年的北大，担任历史系副教授，同时在校长办公室协助工作，担任“一名无聘书、无薪给的兼任秘书”。

第三单元教书育人秉持良知

1950-1965年，邓广铭出版了重要的学术著述，也经历过知识分子的劫难，一度被剥夺了上讲台的资格。他在教学过程中提出要以年代、地理、职官、目录学为研究中国史的“四把钥匙”。此后虽经历多次运动的冲击，邓广铭依然坚持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寻找精神寄托，为教学科研事业贡献力量。

1952年秋邓广铭在北京东厂胡同一号书斋。

建国后，邓广铭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图为科学院时任院长郭沫若为邓广铭颁发的聘书。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邓广铭曾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为学生讲授《中国通史》和《隋唐五代宋辽金史》等课程。图为当时北大历史系的课程教材，页边朱批为邓广铭备课时留下的笔迹。

50年代是邓广铭学术生命力极为旺盛的时期。写成于抗战时期的《岳飞》，经过大篇幅的修改后重新出版。30年代开始编写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在50年代首次出版，《辛稼轩年谱》也在这一时期再版。图为1955年5月作家出版社致邓广铭信，谈辛稼轩《笺注》《年谱》及《钞存》出版事。

这一时期，邓广铭发表了诸如《唐代租庸调法研究》《唐宋庄园制度质疑》等文章。众所周知，邓广铭以宋史研究著名于世，这些文章表明，邓广铭也介入了当时隋唐史研究中相关问题的讨论。尤其是《唐代租庸调法研究》，引发了当时对于唐代租庸调法施行状况的热烈争议。

1953年《光明日报》创办《史学》专刊，由范文澜、翦伯赞领导，北大历史系、北师大历史系和近代史所合力编辑。1955年后改由北大历史系独立负责编辑，邓先生担任编辑小组组长。五六十年代，史学的刊物杂志不多。据邓先生回忆：“许多读者对《史学》十分厚爱，常把引导方向性的责任期望于我们”。图为1959年2月19日《光明日报·史学》发表的翦伯赞《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

1956年，邓广铭在课堂上公开向学生提出研究中国历史的四把钥匙：年代、地理、职官、目录，后因此受到批判，一度失去走向讲台的资格。见《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人民出版社，1958年。

在学科建设方面，这一时期，邓广铭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参与《中国史纲要》的编写，主要负责其中《宋辽金史纲要》。这套教材，对新中国，尤其是北大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至今仍是各高校中国古代史教学的基本参考教材。图为翦伯赞拟定之《中国（通）史纲要编写原则》和邓广铭《宋辽金史纲要》手稿。

邓先生批改本科生胡戟的作业。

第四单元动荡岁月立身行己

“文革”期间，邓广铭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反复批判，曾住“牛棚”改造、下放江西鲤鱼洲劳动，1971年返回北大。

图为修固鲤鱼洲堤坝的劳动情境。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主席接见他时，据说曾称赞他访华的勇气，与宋代宰相王安石“三不足”精神中之“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颇为相似。人民出版社派人与邓广铭商洽，要他把旧作《王安石》小册子中叙述王安石“三不足”精神之处加以扩充，争取当年出版。邓先生却以旧作必须进行大量修改推辞其事。后来受到“评法批儒”与“批林批孔”诸闹剧的干扰，直到1975年，修订后的《王安石》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图为1973年《王安石》手稿。

第五单元改革开放晚暮余晖

邓广铭的学术成就与贡献超越其个人研究领域。他出任“文革”后北大历史系首届系主任，担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创建中国宋史研究会并连任三届会长。在邓广铭的积极呼吁下，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于1982年成立，培育出大批杰出的史学人才，建立起优良的史学学统，有力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

图为“文革”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首届学术委员会合影，前排左起：王毓铨、白寿彝、邓广铭、侯外庐、尹达、翁独健、胡厚宣、张政烺。

1978年，为争取成立“隋唐辽宋金史研究中心”，邓广铭致上级领导信函。信中呼吁历史系“必须多出人才，多出成果，快出人才，快出成果”。

图为由邓广铭拟定，张广达代笔的《北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科研项目的初步考虑》。

图为1991年9月16日，邓广铭为中古史中心青年教师提职称事，致吴树青校长信函。

“文革”期间，大陆学界长期与国际学界隔绝。改革开放以后，大陆亟需与国际学术界展开交流。1980年秋，北京举办了“1000至1900年中国社会和经济史”中美学术讨论会，邓广铭作为中方代表团副团长参加了此次会议，与海外学者交流、接触。前排左起：谢国桢、严中平、邓广铭、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宦乡、施坚雅（William Skinner）、王光美、郝若贝（Robert Hartw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