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0日13：00，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内部讨论会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召开。文研院访问学者罗祎楠发表了题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历史意识与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意识——以北宋神宗时期盐法为例”的报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访问教授赵宪章、魏斌，访问学者曹晋、常怀颖参加讨论。

文研院访问学者罗祎楠

罗祎楠介绍了自己正在进行的北宋神宗时期盐法政策的演变逻辑的研究，并以此为例探讨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他谈到，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如何找到被双方都认同的研究方式，依然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比如，历史学者对于社会学者的宏大叙事与对历史材料解读的欠缺多有诟病，对社会科学学者研究历史问题的成果接受度不高。而社会学的一些宏大理论架构又难以包容历史学对微观过程的细化研究。因此，摆在跨学科研究者面前的难题，是寻找到一个恰当的研究问题，以社会科学的理论意识对微观历史过程进行有重点又是详细深入的考察，进而以社会科学方法对历史机制的研究进行适当理论化，从而丰富社会科学理论。这个工作是希望结合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需要考虑的。

罗老师进一步介绍了他自己在这方面的探索。他首先考虑到的是寻找对于历史研究和社会科学理论发展具有双重价值的题目。他看到宋神宗时期的盐法就是这样的问题。对于历史学来说，如何理解熙宁、元丰时期皇权的变化及其原因一个重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同样蕴含着理论发展的空间：是什么原因使统治者走向依靠一种政治哲学逻辑来建构国家运行？或者说，如果统治者在国家构建（statemaking）的过程中依然可以按照理性选择来建立制度，那么为什么他们又会按照某一种意识形态的指导在公共政治空间进行统治，尽管这种统治方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不好？

罗老师进一步提出，对北宋新法的研究成果众多，很多成果反映了研究者对这个时期的直观感受。比如学者们对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关系的探讨；比如学者们都看到变法被推翻是因为反变法派自上而下的取代了王安石的新学；他们看到了新法在实际实施中产生了很多超出预期的结果;看到王安石的新学思想对新法具有的指导作用；看到了变法派内部的矛盾，如吕惠卿和王安石的矛盾等等。

罗老师认为，这些直观的对历史的认识后，可以提炼出更深的历史变化逻辑。而要发现这种逻辑，需要具有社会学和政治学相应的理论训练和思考。需要对于社会学中的基本理论如权威（authority）、 权力（power）、 剧场国家（theater state）、理性官僚制和家产制官僚制等进行仔细研究。同时研究者可以将基于历史研究的发现放到和社会科学相关论题的对话中进行。比如如何理解战争和国家构建的关系问题？如何理解儒-法文化在中国传统时代国家构建中的作用？这些问题构成了历史研究和社会科学对话的着眼点。

罗老师介绍了他近来对宋神宗盐法决策机制中的基本变化逻辑的一些思考。他提出，之所以选择盐法为研究，是因为这一政策的变化过程反映出北宋国家面临的多难选择及其造成的协调困境。决策者需要同时满足多个互相矛盾的目标，而不仅仅满足于获得更多财政收益。这就从根本上不同于理性选择理论所假设的统治者是为了某个单一目标和满足自己的利益而展开国家建构。摆在统治者面前根本的问题并不是满足自己的利益，而是如何协调不同官僚部门使之实现多元目标。

多重目标导致了官僚内部分裂分裂型的加剧和部门间权力分布的波动性。不同官僚部门都可以利用本部门在实现某种目标中的优势，提高本部门在中央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力，从而制定出符合自己部门利益和观点的政策。与此同时，由于这些部门难以控制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其主张的政策难以达成预想效果，尤其是在价格调节这样政策结果高度不确定的领域更是如此。这样的高度不确定性也加剧了官僚部门被其他部门取代的速度。新的获得影响力的部门又会开始改变政策，这也加速了政策的变动。在熙宁后期对盐法政策的协商过程中，皇帝被缠绕在由几个官僚部门领导构建出的非正式协商的网络中，难以发挥主导作用。元丰初开始的对西夏和辽的战争准备，使原有的运用盐钞获得战争资源的方式难以应付日益强大的战争压力。此外，熙宁八年前后，新学被规范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新学从理论上解答了如何在公共政治空间中运用皇权统合作为多远利益和观念主体的官僚这个根本问题问题。新学极强的解释现实政策的能力，使其成为指导皇帝以国家权威的方式统合官僚的唯一意识形态。在公共政治空间中，皇权按照新学的指导运行，而放弃了更具有包容性、灵活性和应对性的统治方式。这也使皇帝从被动的在非正式政治过程中充当协调的角色转而成为按照意识形态的指导在公共政治中统合全体官僚的领导者。于此相对应，官僚也开始在公共场合中有意识地呼应这样的政治运行方式，尽管在非正式政治中，他们依然有着自己的实际利益考量，并扭曲政策结果。由新学主导的意识形态结构一旦形成，就难以自下而上的改变。只有到了神宗去世后，才开始自上而下的将这个意识形态结构推翻。罗老师由此提出，北宋元丰时代的皇帝“大有为”来自于对官僚政治中协调困境的应对，背后的动力在于官僚体制内部多元利益和观念的难以协调性。

罗老师进一步介绍了自己如何就这个过程中若干关键的问题点进行历史考证的工作。 比如，他通过考证盐钞、引是否“空名”的问题，来探讨盐钞市场的形成问题，通过对盐钞交易定价权中官价和市价的关系的考证，探讨盐钞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问题。罗老师正在进行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结合的尝试，与会学者针对其中一些问题展开了讨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每周二组织访问学者内部讨论会，也已经成为文研院的一个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