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史料传承是后人为数不多的可以了解古人历史的途径，所以不论在哪个时代，关于历史的书籍都会被颇受欢迎，其中又尤其以官方著史更加权威、可信。

但是，对于官方史书《竹书纪年》——这样一本春秋时期由晋国史官，又经由战国魏国史官著述的史书的命运则截然不同。它在被发现后不久，便被封建统治者列为禁书，不许任何人阅读，以致于封禁千年之久，竟渐至失传 。

那么《竹书纪年》为何会惨遭封禁呢？原来，是因为它记载的史事与传统的价值观而言大相径庭，与《史记》等被历朝勘定的史书太过颠覆。《竹书纪年》中到底记录了什么骇人听闻的事情，其中又有多少可信度呢？

一、禅让的真相

在历代政权更迭中，上古时期的禅让制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因为它不拘束于血缘，能力为主导因素。

不过在《竹书纪年》中，尧舜之间的政权更迭并不是人人称颂的禅让，而是发生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流血事件。

在《竹书纪年》中，尧将自己的位子传给了儿子丹朱。但舜对这个决定不满意，于是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发动了一场政变，将丹朱囚禁起来，自己取而代之。而且据书中记载，舜并不是皇帝的后代，只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故意对外宣称是皇帝的后代。

等到晚年时，舜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反倒是禹凭借着出众的能力聚拢了不少人心，于是效仿舜的方式夺取政权。

二、周平王东迁的真相

在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中，周平王是因为镐京被犬戎破坏得太严重，所以才将都城迁到洛邑，由此开启了春秋战国时代。

但在《竹书纪年》中，周平王不是因为镐京被破坏才迁都，而是被他的弟弟周携王赶了出来。

当周幽王将公子宜臼废掉后，公子宜臼的姥爷申侯联合犬戎将周幽王杀死。不过申侯没有料到犬戎竟然失去了控制，只能联合附近诸侯一同将犬戎赶出镐京。

犬戎被赶走后，有一个问题来了：谁来当周天子？

申侯自然拥立公子宜臼，可这场叛乱是被其他诸侯联合平息下去的，他们不想立一个已经被废了的太子，而是想扶持公子宜臼的弟弟继位。

或许最后这两方势力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所以二人都在各自的势力拥护下登上王位，公子宜臼就是后来的周平王，他的弟弟是周携王。

周平王迁都洛邑最大的原因是周携王已经在镐京建立了自己的势力，逼得周平王不得不另寻安身之地，这才选择将都城定为不远处的洛邑。

这种情况持续了两年的时间，周携王被诸侯所杀，周平王才成为真正的周天子。

至于为什么历史上少有关于周携王的资料，或许是史官也认为周携王是正统，所以记录的大多是周携王的事迹。当周携王被杀后，史官为了避嫌所以将相关的内容销毁。

三、《竹书纪年》的可信度

除了禅位与周平王迁都的真相外，《竹书纪年》中还有许多颠覆认知的记载。那么这本书中记载的资料是否可信呢？这还要从不同的角度讨论。

首先从这本书的来历来看，它是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出土于魏国第四代君王魏襄王的陵墓，被一个名唤不准的盗墓贼“光顾”后才出现在世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能被当做君王的陪葬品，很有可能是官方记载的历史。

而且据记载，当时的皇帝司马炎在知悉此事后，便命史官进行翻译、破解，如是整理出了75篇合计10万字以上的《竹书纪年》。这样的官方态度以及修史，显然也从侧面上表示了晋朝对这些典籍的认同。

其次从时间上来看，《竹书纪年》上的史料发生时间更早，这时的史官大都遵循家族继承制度，而且不畏生气，也更敢于将真正的史料记载下来，正所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是也。单以时间而论，它成书便是远远早于《史记》的，而且它由于被埋葬于墓葬之中，更是机缘巧合下地躲过了秦朝时的焚书大火。

综合这两点来看，《竹书纪年》似乎是有很大的可信度的。不过这本书毕竟被流传了千年，而且中间有很长时间被遗失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内容到底是真的还是被后人篡改过的，谁也不敢肯定。

当然，也恰是因为传承中的“得”与“失”，让《竹书纪年》有了今本与古本之别。而今本传为明朝伪造，至于古本则是经朱右曾、王国维等大家考究后的定本。

四、为何被封建统治者封禁

当《竹书纪年》被记录成书后，许多读书人都阅读过这本与众不同的史书。令人疑惑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本书被统治者列为禁书，这又是为何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统治者用儒家思想将所有人的造反之心扼杀在萌芽中，而且造反者大都被百姓们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代表。

可若是《竹书纪年》被广泛传颂，所有人都会看到禅让之下隐藏的政变，以及各种被放大的人性弱点，很有可能引起大家的反叛心理，不利于统治者控制思想。

小结

在历史学中有一个观点，历史自其发生那刻起，可以被证伪，但却很难被证实。否则，一些帝王将相的床笫之密语，心理之活动也不会有春秋笔法之说了。

而在历史传承中，它依靠的是史学家的记载，是受史学家本人的使命感、责任感以及个人好恶影响的。

单以《竹书纪年》与《史记》而论，《史记》被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二本史书对于一些事例上基本吻合，可对于禅让、周平王东迁等事例二本史书上却是截然相反的记载。

至于孰优孰劣，单是这一点认知上也受到每个人的不同价值观的影响。退一步讲，如果说《史记》是错讹的，是经由司马迁雕琢的；那么谁又能确保西晋时出土的《竹书纪年》不会被改动呢？

所以说，史家又有“孤证不立”的说法，而对于我们后人而言，也就更需要在综合考究，辅以实物的基础上进行判断方才是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