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咸宁五年（279年），汲郡有个叫不准的贼盗发界内古墓（魏襄王冢），获古书简册凡数十车，经过官方整理，得书75篇，《竹书纪年》13篇即其中最重要者。《竹书纪年》上起黄帝，下到战国，是一部极其重要的史书，学者称之为“我国古代唯一流存的未经秦火和汉儒篡改的编年体通史”，是“这一时期唯一完整的年表”。

《竹书纪年》成书年代介于《春秋》与《史记》之间。《隋书。经籍志》云：“《纪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无诸侯国别。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盡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谓之‘今王’，盖魏国之史记也。”魏哀王应为魏襄王。

专家指出，《竹书纪年》虽然经过盗墓者的破坏，后来又全书亡佚，只能从晋代以来千余年间学者注释经史和编纂类书的引文中辑得一鳞半爪，但毕竟是《秦记》以外唯一被保存下来的一部偏详年月的先秦古史，所以它的史料价值或者说对古史研究的贡献，最为突出的一点恰恰也就在六国史事年代方面提供了较为准确的记载。

有史家认为，《竹书纪年》出土后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名噪一时，可是好景不长，唐代政局稳定后，儒家地位重新抬头，继起的宋代，理学昌盛，异说难容，《纪年》被认为荒诞不经，终于受到社会的冷遇而遭致佚失。那么，其异说所指何端？《晋书·束皙传》云：“盖魏之史书，大略与《春秋》多相应。其中与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大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

后世史家有曰，《汲冢书》云，舜放尧于平阳，益为启所杀，伊尹为大甲所杀、季历为文丁所杀，皆是“污蔑至圣”的谤言，或云荒谬已甚。也有人不以为然。梁启超则说：“启杀益，大甲杀伊尹两事，后人因习闻《孟子》《史记》说，骤睹此则大骇。殊不思孟子不过与魏安厘王史官同时，而孟子不在史职，闻见不逮史官之确；司马迁又不及见秦所焚之诸侯史记，其记述不过后《孟子》而已；何足据以推翻《竹书》？而论者或因此疑《竹书》之全伪，殊不知凡作伪者必投合时代心理，经汉、魏儒者鼓吹以后，伯益、伊尹辈早已如神圣不可侵犯，安有晋时作伪书之人乃肯立此等异说以资人集矢者？实则以情理论，伯益、伊尹既非超人的异类，逼位谋篡，何足为奇？启及大甲为自卫计而杀之，亦意中事。故吾侪宁认《竹书》所记为较合乎古代社会状况。《竹书》既有此等记载，適足证其不伪；而今本《竹书》削去之，则反足证其伪也。”梁启超之言，是比较中肯的。

笔者以为启与益之间的斗争，很可能是缘于禹和启破坏了“轮流坐庄”的规则。

在距今4000年前后是我国北方超大洪水多发时期，黄河、淮河、海河流域均出现了史前异常洪水事件。研究表明，此次异常洪水的出现与这一时期的降温事件有密切联系，气候变冷引发的相对湿度加大和降水量增多可能是造成大洪水的主要原因。《尧典》记载，汤汤洪水，浩浩滔天，肆虐二十余年，给百姓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

夏部族以善于治水而闻名，于是帝尧听从四岳的建议命夏部落的首领鲧去治水，但鲧治水失败，九年无功，淹没了许多土地和人畜，造成了更大的水患，被帝舜视为“四罪”之一，放逐鲧至羽山（今山东郯城），鲧最后死在那里。

舜继任部落联盟首领后，改用鲧的儿子禹为司空，继续治水大业，获得成功。大禹治水的范围涉及九州（兖州、冀州、青州、徐州、豫州、荆州、扬州、梁州、雍州），治水之后，九州方可居住，功绩之大，无人可匹，于是“禹锡玄圭，告厥成功”。玄圭，是重要的礼仪用器，主要见于祭祀场所和墓葬之中，用作祭器才是玄圭的固有功能。玄圭在中原以外地区的大量出土，反映的是夏王朝宗教礼仪观念和祭祀形式的向外输出，后来作为夏王朝核心礼器的玄圭被称作牙璋，玄圭之名渐渐消失。舜赐禹玄圭，可见禹居功至伟。不仅如此，“舜有子七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禹之贤，而欲以为后”，想让禹继承帝位。

华夏初始，洪水是一个极大的问题，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故善治水者必赢得人心、被人拥戴。大禹因治水有功，舜去世后，他被推举为部落联盟的领袖。在禹当政时，部落联盟领袖的专制权力大大加强。由氏族民主过渡到个人专制，是当时阶层分化和斗争的需要，也是集中力量建设大型公共工程与大自然斗争的需要，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禹成为部落联盟首领后，为了进一步加强自己在治水过程中形成的权力，便到处巡行，对各地部落发号施令。禹在涂山召集各氏族部落首领集会，各部首领都带许多礼品来朝见他。禹在会稽大会诸侯并计算分配贡赋时，有个部落防风氏的首领因路途远迟到了，而被禹下令处死。禹扩张的欲望也很强，带领军队征伐南方的“三苗”部落，并在出征前发表了誓师词，表示要代表上天来惩罚“三苗”。经过鏖战，大败“三苗”，“三苗”逃入汉水、丹水上游的崇山峻岭中，有的到达了江南。大禹在治水以及军事、政治上的成功，使他逐渐由军事民主制下的部落联盟首长，演变为个人专断独裁的君王。

禹与皋陶同为尧舜的重臣，禹是夏族首领，皋陶则出于少皞之族，生于曲阜偃地，尧赐姓曰偃，是东夷首领。禹与皋陶和睦相处，禹也很欣赏皋陶。“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在禹年迈时，推荐了东夷首领皋陶作继承人，可是不久皋陶死了。禹封皋陶之后于安徽六安及其以西之地，或许封在今河南许昌，后为有鬲氏。故史书说，有鬲是皋陶之后，偃姓之国，江淮之间、河南许昌、山东德州一带偃姓之国甚众。

大禹推荐皋陶为禹的嗣位者，是因为皋陶最有贤德，符合禅让制“尚贤”德原则。然而，“未及禅，会皋陶卒” ，于是禹又授天下于益。伯益也是少皞之后，嬴姓。偃与嬴本是一字，因音转而为两字。

如果说禹举荐皋陶是禅让，但皋陶死后，又“传天下于益”就很难说是禅让了。因为，按照孟子的说法，“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显然缺少贤德，不符合禅让的尚贤原则。这很可能是华夏与东夷集团轮流执政的制度安排，是长期以来人们美其名曰禅让的历史真实。当时的所谓天下一统，实质是部族联盟，就好比多元投资主体的公司，其大股东是华夏与东夷集团，因此，为了保持部落联盟的团结、统一、稳定、发展，总裁便由大股东首领轮流坐庄。所谓的尚贤，主要看其部族的实力，据此衡量部族首领的统治能力。

皋陶死后，禹又推荐了东夷族的伯益作自己的继承人。但禹私下里却又培植自己的儿子启，让启掌握很多权力，不给皋陶、伯益以实权，也不给他们树立威信的机会。禹死后，由于伯益既不掌握实权又没有威信，得不到各部族的拥护和支持，“朝觐颂狱者”都不去找伯益而去找启，民间歌谣也不赞颂伯益而赞颂启。部落领袖和民间都说：“启是帝禹的儿子，他才是我们的君主。”启继承了禹的帝位，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

伯益究竟有没有贤德呢？孟子美化禅让未必客观。上古时期，强大的炎黄部落联盟打败了东夷族首领蚩尤，东夷由轩辕黄帝的长子少昊管理。据少昊氏迁移与发展的考古学探索，少昊氏是史前东夷人的重要支系。考古发现的陶文和大墓证明，少昊氏不仅存在于大汶口文化时期，而且还延续到龙山文化时期，期间经历了不断迁移和发展的过程，其中大汶口晚期以苢县陵阳河一带为中心，到大汶口末期迁到五莲丹土一带，龙山早中期又迁到日照尧王城、两城等地，在滨海地带形成超大规模的中心，龙山中期之末迁到了临朐西朱封一带，到龙山晚期又迁到曲阜一带，期间经历了从古国到方国的社会转变，最后被东夷新崛起的皋陶、伯益等政权实体所取代。伯益即秦之先祖，是继皋陶之后的东夷集团首领。如果伯益贤德不够，很难成为东夷集团的首领。

从史料上看，伯益还是有贤德的。尧统治时，选贤任能，但并未分职，舜执政后，进一步设立管理部落联盟的官职，选任能人如禹、弃、契、皋陶、益、垂等分职管理各项事务，舜对其三岁一考绩，考核三次后奖优罚劣，结果皋陶、弃、契、益、垂等都在各自官位上做出了成绩。史料记载，秦的祖先伯益帮助过大禹治水，并为舜驯服鸟兽，因有功，舜因此而“赐”秦之先祖“姓嬴氏”。

东夷族首领伯益本来是禹的继承人，现在王位被启所夺，便率领强大的东夷部队向启发动进攻，打败并俘虏了启。启逃出囚禁之地，重新组织军队，向伯益反攻，经过艰苦的战斗，终于打败了伯益，伯益被启抓获并处死，这就是古书上所记的“益干启位，启杀之。”这其中也可以看出伯益与启之异，伯益打败启的军队并俘获启，只是将启限制在一个有限的地方，并没有杀他，伯益对政敌还是很宽容的；而启则不同，打败并抓获伯益后，立即将伯益处死，说明启心狠手辣，善以铁腕处事。

这时夏部落在西方的同姓族邦有扈氏，觉得启继位违反了禅让传统，便起兵伐启。有扈氏活动于今陕西中部，力量较大。启的军队和有扈氏的军队在甘泽地方发生大战。启在战前发表了誓词《甘誓》，声讨有扈氏威侮天道、怠慢人事的罪行，表示自己要代表上天的意志去惩罚他们，鼓励自己的部属奋勇杀敌，不听命令的将士将受到惩罚。启与有扈氏两军相持了一年多的时间，最后启征服了有扈氏，“有扈氏为义而亡”。

启东平东夷，西平有扈，于是在钧台（今河南阳翟）大会诸侯，各地诸侯前来祝贺，表示拥戴他的统治，表明夏王朝的统治已经稳定。纵观从黄帝为部落联盟首长到启建立夏王朝这段历史，东夷部族一直与黄帝部族争夺部落联盟首长，只是争夺的方式由立功立德转为专制和武力。

黄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黄帝逝世后葬于桥山。其孙高阳立，即颛顼帝。颛顼死后，黄帝曾孙高辛立，即帝喾。喾死，子放勋立，即尧。尧死，舜立，舜是颛顼的六世孙。黄帝，颛顼，喾，尧，舜即是五帝，黄帝是五帝之首。尧，为华夏族；舜，孟子认为是东夷人；禹是夏部落的英雄人物，黄帝族的后裔。；皋陶或伯益，为东夷族。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轮流执政的轨迹十分明显。因此，启与益之间的斗争，很可能是缘于禹和启破坏了“轮流坐庄”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