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书,原共十三篇,珍贵的是,它按年编次叙述了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史事。
还要注意的是,这部书在当时其实并没有引起太多重视,连《史记》在当时都是“传者甚微”,再加上西晋后来内乱,又出现五胡十六国,这部《竹书纪年》的原简早已散佚,
负责翻译整理的西晋学者,众多一流学者荀勖、和峤、卫恒、束皙、张华、杜预、挚虞、王接等人所作的释文,也逐渐失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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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看到的《竹书纪年》是哪来的?
其实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这部书,有两个版本,都不是原版:
一版,我们叫作《古本竹书纪年》,通俗来说,就是学者们在书海中寻找其他古籍引用的原书内容,重新整理,汇编成册。
另一版,叫作《今本竹书纪年》,这一版书,较早的有明嘉靖时期天一阁刻本,本来有人认为也是天一阁主人范钦重新整理汇编的,但是,清代学者雷学淇见过元末明初的刻本,说明这一版出现的时间还要更早,清代学者洪颐煊发现,南宋人罗泌在其撰写的《路史》中,引用了一条与这一版完全相同的内容,他认为这一版最迟出现在南宋时期,而且人们一直拿这一版当做原版重编来看待的,但是这一版“今本”与原版重编的“古本”有着很大差别,因为“今本”在重新汇编的过程中,增加了出自其他史书的不少史料,而且春秋、战国部分全部用东周纪年,与“古本”用晋国和魏国纪年完全不同。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价值,“今本”成书的时间若是在南宋以前,要比近代早了太多年,所看到的原本佚文可能比我们看到的要多,仍然有它的价值。
它的记载跟《史记》有不少冲突。比如:
据《史记》记载,尧帝因为儿子丹朱失德,在经过一番考察之后,把王位传给了女婿舜。舜起初是推让的,但是尧死后诸侯们都不去朝见丹朱,都跑来朝见舜,于是舜认为这是“天意”,就此继任了王位。
《竹书纪年》是怎么记载的呢?
哪有什么美好和平,完全是一场舜发动的政变,以下就是各史籍里收录的“竹书”记载: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舜囚尧,复偃塞丹朱, 使不与父相见也。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后稷放帝于丹水。后稷放帝子于丹朱。放帝丹朱于丹水。
从上面来看,尧帝后来失德,被舜囚禁在了平阳,并夺取了他的帝位,后来舜还将尧的儿子丹朱流放在了丹水。
注意,有一条在丹朱名字前还有“帝”的称号,究竟是少写了个“子”,还是的确就是“帝丹朱”?
别看一字之差,信息量可差远了,如果丹朱也称帝了,那说明舜很可能是囚禁了尧,并发动政变夺取了丹朱的王位。无论如何,《竹书纪年》记载的尧和舜权力的交接是充满着阴谋和血腥的。
这与《史记》记载的美好交接,意思相差得太远了,尧帝和舜帝的“圣君”形象皆毁于一旦。
对于禹、益、启三人权力交接的过程,《史记》是这么记载的: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也就是说,禹在临终前,把王位传给了益,但是益却把王位让给了禹的儿子启,这也是诸侯和民众的意愿,于是启继承了王位。
这段记载的其实与尧、舜大同小异,无非也是歌颂禹无私,益让贤的美德。
当然,《竹书纪年》里这又是另一个话版:益干启位,启杀之。益为启所诛。后启杀益。益代禹立,拘启禁之, 启反起杀益以承禹祀。
这个版本里还有两个不同的说法,一是禹传位给了益,但禹的儿子启发动政变夺取了王位并杀掉了益。
其实在很久很久之前,我们还没有文字的时候,远古先民是用歌谣来叙述日常经历的,而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最早出现在远古歌谣和神话里,等商、西周有了可靠的文字记载,人们又将一些重大事件,记载在甲骨卜辞、铜器铭文中,以及如《尚书》、《周易》和《诗经》这些古籍中。到了东周时期,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还有诸子百家一一著书立说,其实我想说的是,先秦时期的史料是很丰富的,但秦始皇一把火烧了太多,没有几本幸存下来。
而《竹书纪年》原简,其实就是跟这些古籍是一个梯队的,比《史记》要早200多年,因为埋在地下,所以逃过了一劫。
当然,无论是司马迁还是《竹书》的作者,其实对于上古和夏商、西周的事迹,都是要从更早的古籍中来获取史料的,很可能是两书作者取材时,选了两种不同观点的史料。
比如尧舜禅让、鲧禹治水、太康失国、盘庚迁殷、周公摄政、成康之治等,这些不同的作者的观点不一样。但它展现了历史另一个面貌,另一个角度,让我们能够更真切地接近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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